撰文&攝影丨崔毅飛

戰地尋蹤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14年的浴血奮戰，是史詩、是精神、是永不磨滅的民族記憶。為此，北京青年報將推出一系列特別策劃，今日刊發“戰地尋蹤”特別報道。

在這組報道中，既有對全市多處抗戰文物認定的盤點，又有民間志愿者為尋找“鐵證”數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既有對全市紅色抗戰主題片區的生動介紹，又有對抗戰文物意義的深度解析……所有這些無不深刻地說明：“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已經成為我們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上奮進的鮮明記憶和不竭動力。

戰地尋蹤——戰·述

北京現存已知唯一的侵華日軍摩崖刻石獲得法定文物身份；被發現的日軍兵營和碉堡讓京張鐵路的歷史留存更加多元；新近被發現的一處“地道戰”遺跡原址建館保護……近十年來，在文物部門與文保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地區新增多處抗戰時期的不可移動文物，讓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遺存逐漸進入公眾視野。

在歷次文物普查的基礎之上，北京的抗戰時期“文物拼圖”逐漸變得更加清晰與完整。

北京青年報記者近日實地走訪，探尋這些新增文物背后的故事。撫今追昔，讓一段段塵封已久的抗戰歷史變得觸手可及。

三處日軍建筑被認定為文物

在豐臺區程莊路東側，由于行道樹和地錦草的遮蔽，很少有人注意到程莊路16號院的外墻間，矗立著一座圓柱形碉堡。這座建筑由磚塊壘砌，上下二層分布有射擊孔，但隨著時代變遷，碉堡第一層的射擊孔已被封堵，但還能看到往昔的結構。釘掛在外墻的文保牌顯示，豐臺區文委在2016年將這座建筑認定為普查登記文物，定名為“程莊路碉堡”，但文保牌上并無更多的介紹，為這處抗戰遺存增添了一絲神秘感。

豐臺區程莊路碉堡

程莊路碉堡是何人所建？據《北京抗戰遺存》一書記載，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侵華日軍在豐臺鎮鐵路北側至大井村修建倉庫，系軍用物資儲備及調運場所，被當地民眾稱之為“西倉庫”，而程莊路碉堡正是西倉庫遺跡的一部分。經文物部門調查，程莊路碉堡下層為日軍修造，上層為中國軍隊后期添建。

“文物部門將程莊路碉堡認定為文物，明確了西倉庫的歷史地標。”據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陳新輝介紹，程莊路碉堡并非孤本，在河北省邢臺市、河南省焦作市、內蒙古包頭市都保留有相同形制的磚碉，均為侵華日軍修造，可見系日軍標準化施工建造的軍事設施。

相比程莊路碉堡，位于延慶區的“京張鐵路八達嶺隧道地堡”的文物介紹更加詳實可考。這處地堡位于八達嶺隧道北洞口外山坡上、詹天佑紀念館院內，由毛石壘砌，俯視呈八邊形，高出地面約1.5米，內部凈空高度約1.9米，7個射擊孔高低錯落分布，與附近的主堡形成交叉火力配置。

京張鐵路八達嶺隧道地堡

詹天佑紀念館設置的說明牌顯示，1939年至1945年間，日軍為控制宣化、大同等地的礦產資源，在京張鐵路沿線修筑了兵營、炮樓、碉堡等軍事設施，其中包括詹天佑紀念館院內的地堡。抗戰勝利后，這座地堡荒廢多年。隨著國家文博事業發展，詹天佑紀念館工作人員于2023年向延慶區文旅局遞交了《不可移動文物認定申請表》，經延慶區文旅局實地走訪、組織專家論證、公示無異議后，2024年4月1日該地堡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

八達嶺隧道地堡獲得法定文物身份，不僅充實了抗戰文物的家譜，還讓京張鐵路的遺產類型更加多元。相同情況還出現在青龍橋車站，作為京張鐵路的“咽喉”，青龍橋車站系全國重點文保單位，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站內還遺存有日軍修筑的營房。

青龍橋火車站日軍營房舊址

2019年，延慶區文物管理所對青龍橋車站的日軍營房進行了文物認定，并實施修繕加固。“此次文物認定，充實了青龍橋車站的歷史構成，也為這一遺產點日后開放、利用奠定了基礎。”延慶區文物管理所所長于海寬說。

幸存地道戰遺址升級為博物館

說起地道戰，大多數人會想到焦莊戶。鮮為人知的是，抗戰時期，在大興區龐各莊鎮也有約上百公里的地道網，其中一處至今還保留著。2023年5月4日，大興區人民政府認定“王場村抗戰地道及建筑遺存”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這處文物反映了抗戰時期，大興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采用地道斗爭的方式，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史實。

近日，北青報記者來到大興區龐各莊鎮王場村看到，在一片麥田中，坐落著“北京王場村地道遺址博物館”，館內真實的地道遺跡，已由棚屋保護，可供游人參觀。抗日戰爭時期，大興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北部，因地處平原無險可守，常遇敵人“清剿”。1943年至1944年，當地村民將白薯窖改造成能容納一兩個人的地洞。后來，各家各戶將地洞連接起來，平南地區的地道由被動防御狀態轉變為能藏、能走、能打的地道網絡。如今，遺址所在的院內還復原了一段20多米長的地道，觀眾可親身體驗地道結構。

據大興區文化遺產保護協會副會長楊景波介紹，王場村通過宣傳紅色文化和抗戰歷史助力鄉村振興，王場村地道遺址博物館自去年建成后，平均每日參觀人數100人左右，已經成為一處獨特的紅色地標。

值得一提的是，經過近一年的閉館整備，位于順義區龍灣屯鎮的焦莊戶地道戰遺址紀念館，于今年5月重新開放，展覽面積達1500平方米，展品數量增至187件，均較以往翻倍。除了傳統圖文展示，館內還增設多個互動裝置，觀眾只需點擊名為“游擊戰術制勝法寶”的觸摸展示屏，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敵后游擊戰術便會逐一呈現。

群眾為抗戰文物拾遺補闕

文物普查并非政府部門的“專利”。文化部于2009年頒布施行的《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為民眾參與文物普查開辟了路徑。《辦法》規定：各級文物行政部門應當完善制度，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文物普查工作中發揮作用。在這一制度設計下，一批文保志愿者積極參與文物保護事業，并為官方的文物普查工作“拾遺補闕”。

在房山區鳳凰山上有一處刻石，上刻“七八一 佐藤山 昭和一二八二九 占領”，其中“七八一 佐藤山”疑為部隊番號和軍隊首領姓氏，“昭和”即日本裕仁天皇的年號，“昭和一二八二九 占領”即為1937年8月29日占領。今年3月，房山區河北鎮人民政府在刻石旁設置游覽提示牌，明確這處“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為房山區普查登記文物，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鐵證。

位置偏僻隱蔽的“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是如何獲得法定文物身份的？這與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密不可分。2017年11月20日，文史學者馬志璞就“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向房山區文委遞交《不可移動文物認定申請表》；2018年10月24日，房山區文物保護所組織專家實地調查；2020年1月13日，房山區集中公布了14項普查登記文物，其中包括“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這是北京地區現存已知唯一的日軍記功摩崖刻石。

群眾參與文物普查，還出現在京張鐵路康莊車站。時間回到2018年，鐵路文化學者王嵬就康莊車站建筑群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整理成《不可移動文物認定申請表》遞交至延慶區文物部門。隨后，延慶區文物部門組織專家對康莊車站建筑群進行調研；2019年，康莊火車站建筑群（康莊鐵路黨支部舊址）被公布為普查登記文物。2023年，延慶區文物管理所完成了“康莊車站建筑群修繕及周邊環境整治工程”第一期，更好地呈現出建筑文物的特色與價值，為今后的文物展示、利用奠定了基礎。而康莊車站，還見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南口戰役研究者楊國慶告訴北青報記者，1937年日軍侵占平津后調兵攻打南口，欲入侵山西、綏遠等地。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三軍等搶防南口，在上百華里的地域布防6萬多官兵。“1937年8月8日南口戰役打響后，部分中國軍隊在康莊車站下火車，再急行軍奔赴陳家堡、石峽、黃樓院等地阻擊日軍，康莊車站成為運兵、運物的樞紐。”楊國慶認為，作為京張鐵路的重要車站、南口戰役的歷史地標之一——康莊車站獲得文物身份，會為抗戰遺存賦予更多的歷史內涵。

·對話·

抗戰文物認定可隨時開展動態增補

對話人：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 劉衛東

北青報：您如何評價北京抗戰時期文物的保護現狀？

劉衛東：1949年以后，我國已開展過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現正在進行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

通過歷次文物普查，北京市域內絕大多數抗戰遺跡已被官方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受到文物保護法保護。2024年7月18日，北京市文物局還發布了“關于開展不可移動抗戰文物專項調查工作的通知”，歷次文物普查認定的抗戰時期文物也為去年開展的專項調查奠定了基礎。接下來如有新發現，可隨時開展文物認定、動態增補。

北青報：您參與的抗戰時期文物的認定有哪些？

劉衛東：文物認定是指文物行政部門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化資源確認為文物的行政行為。2018年，我以專家身份參與房山區“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的文物認定工作。這原本是日軍炫耀武力征服的產物，隨著日軍戰敗、時代變遷，它逐漸演變為我們研究日本侵華歷史的實物資料。這件刻石能夠成為法定意義上的文物，要感謝民間學者馬志璞，他不辭辛苦調查這處山野刻石后，向官方遞交了《不可移動文物認定申請表》，之后在房山區文物部門的組織下，我們一起上山踏勘，最終將此刻石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

北青報：對于抗戰時期的罪證類遺跡，您如何看待？

劉衛東：“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被認定為文物之前，在北京地區的歷次文物普查中，已有侵華日軍修筑的碉堡、飛機堡、兵營等建筑遺存陸續被認定為文物。從我們的視角出發，這類文物建筑也被稱為罪證類遺跡。作為文物工作者，保護日軍遺跡絕非頌揚侵略，而是因為這段歷史不容忽視。這些遺跡既是日軍的遺存，也是真實的歷史地標，為我們研究抗戰歷史、社會變遷等提供了參考依據。2024年，延慶區文物普查隊在京張鐵路三堡車站周邊，還發現長約300米的緊急避險鋼軌，系1939年侵華日軍修建，媒體對此新發現還進行了報道，這類文物不僅與抗戰相關，而且讓京張鐵路的遺存更加豐富。

北青報：您如何看待公眾對于發現抗戰文物的貢獻？

劉衛東：文物普查由政府主導，但離不開群眾的參與。我們常見的文保志愿者，主要在博物館中提供講解服務，但還有些人默默奔走于山野之中，探尋鮮為人知的歷史遺跡。近十年來，在政府部門積極引導下，全社會的文保意識普遍增強，很多文保志愿者經過不懈地發掘，讓更多與抗戰相關的文物浮出水面。他們憑借善于發現的眼睛和持之以恒的探尋精神，成為文物普查中一股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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