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龍:1400年前的“大躍進”
1
面目可疑的“開皇盛世”
公元597年,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歷史在漢文帝之后,再度迎來了一次“天下免稅”。
根據《隋書》記載,這一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朝廷財政收入覆蓋了所有的花費之外,京城的府庫還放滿了錢幣,多余的儲藏甚至堆積到了走廊上。由于沒有地方容納新的賦稅,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這一年的正賦。
在史學界,這被認為是隋朝鼎盛的標志性事件之一,許多人把功勞推給了隋文帝。
然而,隋文帝開創的“盛世”大有可疑。
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經驗,一個亂世中誕生的王朝從開創到抵達太平盛世,往往需要50年左右的時間。漢初由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復最快的,從漢高祖建國(公元前202年)到漢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經過了40年的時間;唐代建國(公元618年)之后,雖然很快進入了所謂貞觀之治,但貞觀之治更多是政治治理上的調整,在經濟上仍然帶有蕭條的跡象,直到高宗時期社會才顯現出了富裕的勢頭,而進入開元盛世則是在建國100年之后了;清代從統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會繁榮,也用了五六十年。
只有隋朝是個例外。以隋文帝免稅的公元597年為例,這時距北周滅北齊只有21年,距隋代北周只有17年,距隋滅西梁只有11年,距隋滅南朝陳統一全國只有9年時間。在這些年里,整個中國一直處于戰亂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的不斷侵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休養生息。就在戰爭結束的9年之后,隋代就到達了繁榮的高峰,很讓人意外。
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隋文帝時期剛達盛世,經過他的兒子隋煬帝的統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叛亂中分崩離析。隋代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實現了大一統的王朝,僅僅存在了37年。如果從公元597年“天下免稅”算起,短短21年就從“全盛”走向了覆滅。
如何將隋文帝的盛世與隋煬帝的衰亡聯系起來?這讓千余年來的歷史學家撓頭不已。他們除了將滿腹的惡評丟給隋煬帝,把他說得十惡不赦之外,找不到別的理由。
然而,如果從帝國財政的角度去抽絲剝繭,就會發現,隋文帝時期的“鼎盛”是一種人為制造的泡沫。所謂繁榮,不是民間經濟的繁榮,而是帝國財政收入的繁榮。
隋文帝在有意無意之間,導演了一場類似于后世“大躍進”的運動。這場運動幫助隋文帝建立了極端高效的抽稅系統,在民間經濟還沒有真正恢復時,就將各種資源源源不斷地抽取到了政府手中,塞滿了政府的倉庫。
所以,本文開頭描述的繁榮景象是虛假的,政府財政充盈并不意味著整個國家的富足。
2
高效征稅始于嚴查戶籍
在三國魏文帝時期,有不少郡縣新依附了魏國,這些郡縣老百姓的戶籍殘缺不全,逃戶現象嚴重,皇帝希望對他們的戶籍進行一次嚴格整理。
這時,司馬懿上奏說:不能這么干;正是由于敵國采取了嚴密的戶籍控制網絡,很多老百姓離心離德,歸附了魏國;魏國不僅不應該嚴查戶籍,反而應該寬容,允許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一定的模糊區域。
司馬懿作為當時最聰明的政治家之一,看到了集權時代的一個本質:為了財政,政府必須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讓老百姓納稅;可是,為了不過度壓榨老百姓,戶籍制度又必須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老百姓能夠逃避一部分苛捐雜稅,減輕集權政府的危害性。
歷代帝王也都面臨著這個難題:既不能讓戶籍和土地統計過于混亂——那樣就無法征稅,導致“國用”不足;又不能讓統計過于明白,一旦太明白了,在集權體制下征稅必然過度,導致民間經濟的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齊和北周的爭斗中,北齊就屬于戶籍和土地統計比較混亂的一類,政府稅收損失最多時,按照戶口繳納的租調竟然比實際情況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而由于政府規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數來納稅,許多人為了逃避稅收,結了婚卻并不登記。[1] 北齊的皇帝也知道問題嚴重,但由于控制力弱,想不出辦法,在財政困難時,只好削減百官俸祿,裁剪公職人員編制。
北周則執行嚴格的土地和戶籍政策,并且設立了戰斗力更強的府兵制,令北周最終吞并了北齊,再次完成了中國北方的統一。
然而北周將政權傳給隋文帝時,這位號稱節儉的皇帝卻建立了比北周更為嚴格的土地和戶籍制度,民間經濟完全暴露在了政府的目光之下,無所遁形。這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在原來的山東(崤山以東)地區,統一之前屬于北齊。由于北齊的治理結構直接繼承自北魏,已經積累了太多的弊端,政府收稅相當困難。這里的人們為了逃避稅役,常常更改年齡,青年壯年紛紛成了小孩和老頭,獲得政府的免稅權。
隋文帝決定以這個地區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員進行一次運動式的大檢查,把人們全都叫到官府,一個一個對著相貌來核實年齡,發現有造假的,不僅本人受懲罰,就連所在地的里正和黨長(相當于街道辦事處主任)都要被發配邊關。[2]
由于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齊和北周)是按戶納稅的,在原北齊地區內,許多大家庭都有幾十上百號人,這些人加起來算是一戶,只納一份稅。隋文帝趁嚴查戶籍之機,將大家庭打散,規定叔伯兄弟必須分家,避免逃戶現象。經過這次運動,政府從民間獲得了44萬3000戶的新稅源。
山東地區重新清理戶籍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滿意?;实鄣膽B度立即讓一些大臣嗅到了方向,渤??す唢G乘機上本,要求把整理戶籍的經驗向全國推廣,同時,要把運動的成果變成制度固定下來。
在高颎的建議下,一套比北周更加嚴苛的戶籍制度建立了起來,政府統一制定稅收戶籍冊發給各個州縣,而各州縣的戶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五日,各地都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密程度。朝廷幾乎掌控了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人能夠逃避政府的稅收和勞役。
3
浮夸四倍的耕地面積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一旦統治者過于重視數字,必然會引起官員的迎合與浮夸。在隋文帝兩面紅旗的號召下,戶籍和土地的數據都被夸大了,而且夸大得很嚴重。
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據政府的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了19.4億畝。[3] 這個數字放在隋代,可能人們不會感覺到異常,但如果放在現代,就會發現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隋代的一畝是240平方步,每步6尺,每尺大約30厘米,計算下來,當時的一畝約略高于現代的1.1畝,19.4億畝可以換算成現代的21.3億畝。而根據2013年的統計數據,中國的耕地數量不足20.3億畝。[4] 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現在還大,而隋代的統治疆域比現在小很多,這怎么可能?
而事實是,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5億畝(現代畝)左右徘徊。隋文帝的土地普查結論已經偏離了實際數據四倍。而夸大之后的數據必然意味著更高的稅收,民間的負擔猛然加重。
4
餓殍遍野與糧谷滿倉
隋文帝建立的嚴格的戶籍制度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財政收入。
隋代初期,各地的災荒頻發。關中地區人口眾多,土地不夠,還經常遭遇旱災,而在中原地區則經常有水澇災害。
隋文帝雖然個人生活節儉,卻常常大興土木。在他當皇帝之后,修建了新的都城大興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了仁壽宮,開挖了一條從大興城到潼關的廣通河。這三大工程都耗費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煬帝之所以也熱衷于建設宏偉工程,靈感就來自于他父親的三大工程。
在建設仁壽宮時,開山填谷,工期緊迫,大批的勞工死去,被扔到坑里蓋上土石了事。宮殿建成后,文帝來視察新建的宮殿時,在路的兩旁就堆滿了死尸,由于臨時無法處理,監工的大臣楊素只能臨時命人將尸體燒掉。[5]
但即使全國有這么多的災難,在高效的征稅機構運作下,隋文帝的倉庫仍然是滿滿當當。皇帝仿佛有發不完的錢,給百官的俸祿和功臣的賞賜優厚,對出征南陳將士的賞賜從京城的朱雀門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性發放的布帛達到300多萬段。但就算這樣,政府的錢仍然花不完。公元592年(開皇十二年)時,財政官員報告各個府庫都已經裝滿了,再收稅沒有地方可以放了。連隋文帝都感到驚訝,問他的官員:我已經發了這么多賞賜,為什么倉庫還是滿滿的?[6]
真實的答案是:由于制度過于高效,皇帝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從民間抽取了過度的稅收。但是沒有人這么回答,只是敷衍了事。
在全國各地,政府建造了一系列的大型倉庫,用于稅收的轉運或者儲存,如衛州的黎陽倉,洛陽的河陽倉,陜州的常平倉,華州的廣通倉等等。這些大型倉庫無不填滿,即便在各地災難頻發的時期也都沒有空虛過。
隋文帝雖然也發布了一系列的詔書降低民間的稅賦,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稅,但隋朝一代民窮國富的現象始終沒有改變,經常一邊是自然災害頻發,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另一邊則是堆積如山的政府財政收入。
由于財政充盈的錯誤信號,隋文帝始終沒有意識到民間的困境,這個錯誤信號直接誤導了隋煬帝的所作所為,他誤以為帝國有充足的財力可用于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
5
隋文帝留給兒子的“寶貴”遺產
公元609年,隋煬帝大業五年,隋煬帝率領軍隊從長安出發,進行了一次著名的遠征。[7] 這可能是中國統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親自出征進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嶺之中。
翻越祁連山到達張掖后,隋煬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覲見,高昌王向隋煬帝獻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兒設置了四個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時期。
這一年也是中國人口的一個高峰時期,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是:戶數890萬戶,人口4602萬人。[8]
日后,人們總是津津樂道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但是,如果從官方統計看,貫穿唐太宗貞觀年間,人口不過300萬戶而已,[9] 相當于隋煬帝時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人口和戶籍才接近隋煬帝時期的數據。
在隋煬帝執政的前五年里,兩條大運河也已經開工。隋代的三大運河工程中,一條廣通河連接首都大興與黃河,由隋文帝開鑿。剩下兩條大運河都由煬帝開鑿,一條是連接黃河、淮河與長江的通濟渠,另一條是從黃河北達涿郡(北京附近)的永濟渠。這兩條大運河,特別是通濟渠,更成為了帝國的生命線,將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首都。到了唐朝,對于通濟渠的依賴更是達到了高峰,成為了中央政府財政的命脈。
在公元609年,隋帝國的一切看上去還是那么金光閃閃。雄才大略的皇帝,茂盛的人口,富足的兩京,無不訴說著這個新型帝國的繁華。
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帝國深處正在響起被沉重稅負壓碎的聲音。
執政前五年煬帝之所以能夠取得眾多的成就,在于他的父親隋文帝留下了一個高效的征稅系統,他需要多少稅收,就可以獲得多少。即便他曾經推出了減稅措施,這個系統仍然一絲不茍地從民間壓榨出一點一滴的糧食,送進官方的各個倉庫。
同樣是公元609年,一個統計數據讓人感到心驚。在這一年,天下的耕地達到了55.85億畝。[10] 在文帝時期,19.4億畝已經夸大了至少四倍,而煬帝時期的田地數據距離實際情況已經有了10倍的差距。統計數據上的失誤必然加大人民的稅負,但在短期,卻給皇帝帶來了豐厚的財政。
第二年,隋煬帝決定親征高麗。由于此前一年,兵馬在西征過程中損失慘重,煬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征集兵馬,抵充賦稅。下一年,龐大的軍隊集結后向高麗進發。在大軍的背后,帝國腹心地區河南一帶正經歷著嚴重的水災。這時,帝國行將崩潰的聲音終于從地底深處傳了上來。
隋煬帝遠征的失敗,災難造成的減產,軍事行動造成的加稅,都湊在了一起。從隋文帝時期起建立的高效征稅系統在民變面前顯得不堪一擊。隋帝國隨即進入了混亂時期。
很多人都還沒有反應過來,帝國是如何從幾年前的歌舞升平迅速進入了混亂和蕭條。一切數據都顯得那么完美,一切畫面都透露著繁榮……
6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唐太宗曾經對黃門侍郎王珪評價隋朝的制度說:“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至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后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11] 算是看到了些許的本質。
直到隋代滅亡,帝國的倉庫里仍然堆滿了作為貨幣使用的帛匹和糧食。
與府庫堆積如山對應的是餓殍遍地。叛亂者占領一個地方就開倉放糧,糧庫里都滿滿當當地等待著饑民前來領取。在堆積帛匹的倉庫里,人們甚至將帛用來當柴燒。
隨著隋代的統一與和平,社會的生產率的確在迅速提高,只是,社會財富都被一臺高效的征稅機器送到了政府手中,隨即被束之高閣,或者被揮霍掉了。
資源的錯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卻餓著肚子。這提醒人們,在集權帝國時代,政府高效征稅貌似實現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著普遍的貧窮。
隋代的“大躍進”沒有引起后世的足夠警惕。一千多年后,歷史重演了隋代的一幕——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運動中,各地虛報糧食產量導致高征購,各省為完成征購指標,逼迫農民把口糧上繳,致使大饑荒蔓延,成千上萬的人被餓死。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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