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颎，生于公元 541 年，字昭玄，又名敏，自稱渤海蓚人。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高賓曾任西魏上柱國獨孤信的僚佐，后官至刺史。

高颎自幼聰明敏捷，胸懷大志，飽讀史書，尤其擅長辭令。北周時期，17 歲的高颎被齊王宇文憲引為記室，后因平齊之功拜開府。

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周宣帝宇文赟病死，楊堅任大丞相，總攬北周大權。此時，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反叛，派遣兒子尉遲惇率步騎兵八萬進駐武陟。

楊堅命令韋孝寬攻擊叛軍，但官軍到河陽后，諸路大軍都不敢率先出戰。

楊堅見諸將缺乏統一指揮，便先后命令崔仲方、鄭譯、劉昉等人前去監軍，然而他們皆以各種理由推辭。

關鍵時刻，高颎挺身而出，主動請纓，這一行動深合楊堅心意，于是楊堅派遣他前往軍中。高颎到達后，迅速在沁水上架橋。

面對敵軍在上游放下的火船，他預先制作土狗（水中障礙，前銳后廣，前高后低，狀如坐狗的土墩）進行抵御。

大軍渡沁水后，他下令焚橋，以背水一戰的決心激勵士卒，最終大敗叛軍。

隨后，在鄴城之戰中，高颎與宇文忻、李詢等人設計，先射觀者造成混亂，然后乘勢沖擊，一舉擊敗尉遲迥軍，尉遲迥被迫自殺。

這場戰役，高颎充分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果敢的決策力，僅用 68 天便宣告平定尉遲迥之亂。

軍隊撤回后，楊堅對高颎極為賞識，在自己內室舉辦宴會招待他，甚至撤下御帳賞賜給他。

高颎也因此晉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升任丞相府司馬，在楊堅心中的信任倚托地位更加提高。

公元 581 年，楊堅逼迫周靜帝宇文闡禪位，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

高颎被拜為尚書左仆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在朝中的地位無人能及，隋文帝甚至每次都稱呼他為獨孤（因其父曾被賜姓獨孤氏），而不直呼其名。

高颎深知權力地位帶來的責任與風險，他注意避開權力的過度集中，上表請求辭職，并推薦蘇威接替自己。

楊堅起初想成就他讓賢的美名，同意了他解除仆射的官職。

但幾天后，楊堅認為蘇威在前朝隱居不肯做官，而高颎推舉他，這種舉薦賢能的行為值得嘉獎，不應讓高颎丟官，于是命令他恢復原位。

高颎時常坐在朝堂北邊的一棵槐樹下辦公處理政務，主事的人要砍掉這棵樹，楊堅特別指示不要砍，希望以此樹昭告后人高颎的重要地位。

隋朝建立初期，針對北周刑法繁雜苛酷的狀況，開皇元年（581 年），高颎奉命與鄭譯、楊素等修訂刑律。

他們大多參照《北齊律》進行刪改和增加，制定新律并奏請頒行。

新律廢除了梟首、轘身及鞭刑等殘酷刑罰，減輕了徒刑，還取消了諸如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之類 “楚毒備至” 的訊囚酷法。

同時，新律將以前法律中的 “反逆、大逆、叛、降” 改為 “謀反、謀大逆、謀叛”，強調將此類犯罪扼殺于謀劃階段。

又增加了 “不睦” 一罪，使十種罪名定型化，并正式以 “十惡” 概稱。

自從《開皇律》創設 “十惡” 制度以后，歷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襲，將其作為封建法典中的一項重要的核心內容，成為有效維護封建統治的有力武器。

《開皇律》的制定，是中國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使隋朝的法律體系更加完善、合理，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他還創立了五省六部制，在中央設立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其中尚書省下設吏、禮、兵、刑、民、工六部。

五省六部制的建立，明確了各部門的職責與分工，使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同時加強了中央集權，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于少數人手中。

此外，他還廢止了自曹魏以來實行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在后期逐漸被門閥士族所壟斷，導致選官只看門第，不重才能，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高颎創立科舉制度，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打破了門閥士族對政治的壟斷，為廣大寒門子弟提供了晉升的機會，使有真才實學的人能夠進入仕途，為國家效力。

科舉制度一經創立，便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歷經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

高颎為隋朝的建立與發展殫精竭慮，立下了赫赫功勛，但他晚年時期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風順。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因反對廢太子楊勇并得罪獨孤皇后，逐漸遭到隋文帝的猜忌。

獨孤皇后想為高颎續弦，高颎以自己年老，退朝后只想吃齋念佛為由拒絕，這引起了獨孤皇后的不滿。

后來，在商議討伐遼東之事時，高颎固諫不可，隋文帝不從，任他為元帥長史，隨漢王楊諒征討遼東，結果遇上久雨疾病，不利而還。

獨孤皇后趁機對楊堅說：“高颎當初并不想去，陛下強迫他去，我就知道他會無功而還。”

漢王楊諒也因高颎大多不采用自己的建議而恨他，還京后哭訴于皇后說：“兒有幸沒被高颎所殺。”

在審問王世積的時候，王世積說到從高颎那里聽到了宮闈之中的事情，隋文帝聽后大驚，想定高颎的罪。

當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等人，都證明高颎無罪，但隋文帝更加氣憤，將這些為高颎辯白的人都交給執法官員處理。

從此以后，朝中大臣沒誰敢開口為高颎說話。高颎最終連坐被免官，僅以公爵身份回到自己的府第。

后來，高颎封國的國令上告高颎私下做的一些事，說他的兒子高表仁對他說：“司馬仲達當初托病不朝，于是擁有天下。您今天也遇到類似情況，怎知不是福份？”

楊堅聽后大怒，把高颎囚禁在內史省拷問。司法部門又上奏高颎別的事，說沙門真覺曾對高颎說：“明年國家將有大喪。”

尼姑令暉又說：“開皇十七、八年，皇帝有大災難，十九年不可能活過去。” 楊堅更加震怒，認為高颎和他兒子交談，自比晉宣帝，有不臣之心。

有關部門請求殺高颎，楊堅念及高颎的功勞，說：“去年殺虞慶則，現在又殺王世積，如再殺高颎，天下人會怎么說我？” 于是除掉高颎的官籍，讓他作平民。

隋煬帝楊廣即位后，雖然起復高颎為太常寺卿，但高颎見煬帝奢靡，甚為憂慮，有所議論，結果為人告發。

大業三年（607 年），高颎與賀若弼同時被殺害，享年六十六歲，他的諸子也遭到流放。

高颎的死，是隋朝的一大損失，當時天下人莫不傷惜，至今人們仍為他的遭遇感到惋惜和不平。

高颎作為隋朝杰出的政治家、戰略家和軍事家，以其卓越的才能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在隋朝的國家建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在政治上革新制度，奠定了隋朝政治制度的基礎；在軍事上南征北戰，實現了南北統一，鞏固了北方邊疆；在經濟上發展生產，促進了社會的繁榮。

他的貢獻不僅對隋朝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他與蕭何一樣，都是忠心報國的賢相，他們的事跡和精神，成為了后世學習和敬仰的楷模，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努力奮斗。

正如唐代政治家、史學家杜佑將他與西周姜子牙，齊國管仲，魏國李悝，秦國商鞅，后周蘇綽并列為六賢。

稱其 “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 ，高颎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