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初，出國旅游還是一項讓人仰望的消費。但那會兒還在上中學的Mike，已經去過秘魯馬丘比丘，一個現在想要抵達，仍然十分麻煩的旅游勝地。35歲的他想起這件事，還是掩蓋不住驕傲。

Mike 是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擁有物質充裕的童年，成長于經濟騰飛時期，未來幾十年，家庭收獲的時代紅利，都將傾注在他身上。

他在每個人生節點，也都會擁有自我選擇的權利，但漸漸地，Mike發現對長大后美好生活的想象，早已變得遙不可及。

富養長大的獨生子女

5歲時，Mike父母下海，在南方開了家服裝代工廠。由于訂單充足，生產服裝利潤極高，不到五六年時間就積累了不少資本。

像所有中國家庭一樣，他們很關注教育，帶著Mike轉了三次學校、換成重點班，找當地名師進行“一對一補課”，全力托舉他在學業上“往上爬”。

Mike在高考中發揮超常考上了985名校，按照興趣選擇了歷史專業。“那時候覺得將來到處玩玩看看，這樣活著才有意思。”

進入大學后，Mike才逐漸意識到父母的付出成本，“光是中學時期的補課費、出國旅行費，加起來差不多花了200萬”。

今年37歲的方子是家中的獨生女，自小生活在父母用財富搭建起的舒適圍城里。

他們把方子當做掌上明珠，從日本給她帶上萬元的奢侈童裝，幼兒園同學還在背拼音卡片時，她已經在練《拜厄鋼琴基本教程》了。

“學校組織春游，全班同學統一乘車，爸媽堅持要開車單獨送我去，還特地請了專業攝影師拍照。”

周圍同學因為考試壓力夜不能寐時，方子卻過得輕松。父母常問她的話不是“好好學習”，而是“錢還夠用嗎？”

“大三每個周末父母都會來學校看我，順便打一筆幾千到一萬不等的額外生活費，那個時候對錢沒有概念，后來才知道并不是每個同學都是這樣的。”

人長大了，但更依賴父母的支持

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出生），他們是國內中產家庭傾注全部資源撫養起來的“小皇帝”和“小公主”們的縮影。

上世紀80-90年代，國內計劃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不少人只身下海，經商致富，迅速擠入新興的富裕階層，成為“先富起來的一批人”。

他們的獨生子女，也被精心“富養”：出國旅游、重點學校……起點夠高，人生也就越一帆風順。這也暗合當時的政策初衷：在“提高人口素質”的前提下，把家庭資源集中投入在一個孩子身上，讓下一代在未來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但當童年優渥條件逐漸褪去，邁入奔四中年的他們，卻開始直面一個現實——時代紅利不在，父母的經驗失效、個人選擇失靈。一項近6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國內有一半公眾認為“80后”獨生子女是“無奈的一代”，他們大多少年時期順風順水、成年之后卻壓力驟增。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教授黃悅勤指出，大部分80及90后獨生子女從小沒吃過物質的苦，當房價高企、個人奮斗難以企及基本生活需要時，很容易出現迷失與抑郁情緒。在互聯網上，大家把這種現象描述為“童年富裕癥”。

Mike內心確實焦慮迷茫，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并沒有真正的目標。比如曾經因為興趣挑選的專業，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到了2011年畢業季，他跟父母商量gap兩年時間，后來又計劃考研，但事實上，這些都是在變相拖延就業計劃。

2018年，大量出口型企業遭遇困境，家里的工廠在風暴中難以為繼。他們帶著僅剩的幾百萬返回老家，這場財富的巨變，也極大地打擊了Mike的自信心。

大學畢業后，方子前往英國留學，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兩人情投意合，回國不久便結婚生子。

“其實我和老公都沒準備好，兩邊父母不停催，覺得人生必須有個孩子才完整，尤其是公婆，對抱孫子似乎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

成為母親的方子，從女兒出生第一天起就覺得不適應，“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挺沒責任心的，孩子基本上是爺爺奶奶帶大的”。

“有次帶女兒去新加坡玩，父母沒跟著，我和老公幾乎束手無策，當時他跟我說覺得孩子是個累贅，我倆因為吵架一路冷戰。”

丈夫雖然不是獨生子，但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幺，從小父母就對他溺愛至極。留學回國后，丈夫已經換了四五家工作單位，每次不到兩年就辭職，原因基本上相似：“干不下去，累了，不想干了”。

不到35歲，他就迷上了養魚、盤串，平時工作之余最大的興趣就是精心照顧價值不菲的空氣缸。“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給魚喂食，整理水草、清理過濾器......照顧魚都比照顧女兒上心。”

方子內心清楚，這種生活背后是兩家父母們的支撐。“爸媽一直說，趁他們還能幫一把就多幫幫我們，但現在看，一旦他們的支持不在，我們的小家也要完蛋。”

真正的獨立，是心理層面

方子的恐懼感并非憑空而來。

她從小到大的生活模式都建立在上一代人的經濟支持之上，雙方父母每年都會給夫妻倆30-50萬做生活補貼。

“我和丈夫月薪都在一兩萬，但完全不能支撐家里的花費。從小依靠慣了父母，在很多事情上都無法拿定主意，買房、買車的消費都是父母在出主意，兩家人去年去歐洲游玩了半個月，花了近20萬，沒有做過任何攻略，就是花錢在歐洲亂逛。”

最近，方子認真地思考起一個她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她和丈夫還能獨自撐起這個家嗎？

對此，丈夫不以為意：“他說我想太多了，爸媽身體還好，何必杞人憂天？”這種輕描淡寫，讓方子的不安感愈加強烈。

2018年，Mike碩士畢業。國內的高校畢業生已經達到了820萬人，985大學也變成了“普通商品”，不再稀缺，畢業生求職優勢正被龐大的就業市場稀釋。

巨大壓力下，Mike又想出國留學。研究生導師愿意幫他推薦國外博士點的導師，但他一次又一次拖延，讓這個機會流失。

直到2020年中，Mike的父親終于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回老家考公，要么就趕緊在杭州找份穩定工作，否則就別再回來了。”

最終，他在杭州找到一份人事工作，月薪稅后只有6000元。

在杭州工作的前幾年，Mike難以適應。長期生活在富裕童年的余熱之中，消費習慣一時難以改變，“租在湖濱商圈，稍微吃好點就沒錢了。”

Mike還欠過20多萬債，債務并不多，但他一直對父母隱瞞。

“缺錢的話就跟我爸媽要一兩千房租補助，啃老是有的，但最近兩年也就偶爾啃一下，大部分還是慢慢平衡下來了。”

Mike并不覺得自己是“985廢物”，或者遭遇了“學歷貶值”“在畢業后的幾年里做錯了選擇題，沒有利用好機會”，但哪里出了問題？他也回答不上來。

對他們這代人來說，童年暢想的美好未來，已經遭遇了自我選擇、經濟放緩等多重因素的夾擊。父母花錢讓他拓展的眼界，此時完全成了過去的幻影，對現實沒有什么幫助。

去年年底，他還完了債，過上了沒有債務的生活，下一步他想擁有自己的家，他把這一點看得很重要：“畢竟你是永遠回不去小時候的，人得往前看。”

方子開始逐漸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和旅行頻率，有意識地儲蓄，希望為未來留下一些緩沖。但她很快發現，這只是經濟層面的自我調節，真正難以改變的，是心理上的獨立。

她曾嘗試對家庭事務做出自己的判斷，但很多時候還是會下意識地向父母尋求肯定。

“所謂的獨立，不是少花一點錢、少出一次國。可能是在父母逐漸老去，自己能否憑一己之力維持家庭以及孩子的成長。”

這種自救，并沒有想象中容易。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將來女兒也變成像我們這樣的人。”

新媒體內容總監：TAN

編輯：Sebastian

為保護隱私，文中細節做了一些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