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湘軍的炮火把天京城墻轟塌之前，洪秀全的理想就已經破滅了。

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之下，成千上萬的小生產者，信仰著西方的上帝，企圖挽救世道人心，向傳統宣戰。但若仔細剖析他們腦中的想法，也許只能得到一團混沌：白蓮教的末世觀，民間的降僮術，江湖義氣，小農的平均主義，皇帝夢……駁雜而又矛盾。

另一邊，太平天國的掘墓人——曾國藩身后的儒生和農民，追隨著一個古老的理想。

在太平軍的沖擊之下，曾國藩看到了末日景象：“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他未必多么忠心于清朝，畢竟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尺度里，王朝更替實在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但即便夷狄入主中原，也要祭拜孔子；李自成之流再窮兇極惡，都“不犯圣廟”；而洪秀全偏偏執著于摧毀偶像，置圣道于不顧。

于是，在《討粵匪檄》中，曾國藩說：“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這份捍衛傳統的信念，引發了那個時代最暴戾的殺機。

▲曾國藩畫像。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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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春天，兩湖局勢糜爛，皇帝下令在家守孝的曾國藩管理湖南的團練。

曾國藩深知綠營病入膏肓，即便孔子復生，三年之內也不能革除舊弊。他決定另練新軍，“決不用營兵，不用鎮將”。他任用飽讀詩書的儒生為軍官，招募樸實勇敢的山地農民，“但求其精，不求其多”。并且要求軍官必須親自招募下屬，與部下共同進退。軍官與士兵，就像是家族里的父與子。軍官御下，如父管子，不得溺愛；士兵事上，如子事父，不得忤逆。

這種書生氣放到練兵上意外的有效。一來，流氓無賴進不了軍隊。二來，將官對士卒知根知底，士卒不容易臨陣脫逃。

湘軍成軍的第一個阻礙不是敵人，而是地方的山頭主義。當時，清朝一共委任了289位在籍紳士辦團練，沒給他們任何名號，也沒有說明他們擁有哪些權力。辦團練涉及治安、征稅、司法等問題，必然導致一省之內，政出于二，埋下爭權的隱患。這是統治者慣有的小心思：一方面希望變革，以應對時局；另一方面又害怕變得太多，把自己變沒了。可以說，曾國藩從來都沒有得到朝廷的信任。

那段時間，曾國藩除了練兵，還致力于清剿土匪，不時越過州縣衙門，在其公館內的審案局處置罪犯。他認為，湖南匪患嚴重的根源在于地方官姑息養奸，“積十數年應辦不辦之案”，“積十數年應殺未殺之人”。他決定亂世用重典。凡是到了審案局，能完整出來的很少，寧肯錯殺，不可少殺。從此，他便有了“曾剃頭”的名號。

曾國藩從不在意自己的雙手沾滿鮮血。殺“土匪”時，他說：“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后來殺太平軍時，他說：“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術已自不慎。”

輕描淡寫間，說出最殘酷的話。人頭滾滾而下，內心不起波瀾。在他眼里，孔孟之道，亦是殺人流血之道。

湖南的州縣官并不關心冤不冤案，只在乎權力少了多少、政績好不好看。查出這么多“土匪”，殺了這么多人，功勞全是曾國藩的，他們卻要背個“治理不善”的鍋。于是，攻擊曾國藩的人越來越多了。

進入夏天，湖南官場的空氣愈發熾熱，曾國藩不由得感到束手束腳。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不官不紳”。有點實權，沒有名分，如何施展拳腳？

即便如此，他仍不愿放松一二。

湘軍這邊，他從綠營借調來一員猛將——塔齊布，此人治軍嚴明，訓練有方。湘軍日日苦練，引起了綠營高級將領的不滿。長沙協副將清德說，塔齊布諂媚曾國藩、敗壞軍隊；湖南提督鮑起豹說，盛夏操練是虐待士兵，下令各營停止操練。曾國藩知道自己的尷尬處境，又不可能向上索要官職，只能連上兩折，保塔齊布，彈劾清德。

此舉進一步激起了綠營對湘軍的仇視。清德被革職后，綠營士兵常來毆打辱罵湘軍，只要湘軍動了手，鮑起豹就要抓人，曾國藩也保不住自己的部下。某日，一個湘軍士兵試槍時誤傷綠營的一個勤務兵，綠營執旗吹號，操起火器，找湘軍開仗。曾國藩自知理虧，只能交出那名士兵。那名士兵被打了兩百軍棍，而鬧事的綠營士兵沒受一丁點懲罰。

不久，綠營兵又來找湘軍麻煩，曾國藩要求逮捕鬧事者。鮑起豹將該兵士縛于轅門，任憑發落。曾國藩本打算殺人立威，但綠營兵紛紛上街哄鬧，導致局面失控。有人沖進參將署，欲殺塔齊布，塔齊布躲進菜園，才得幸免。湖南文武官員均不過問此事，冷眼看著曾國藩的笑話。綠營士兵愈發猖狂，竟然沖入了曾國藩的辦公室，打人砸物。最后，曾國藩向隔壁的湖南巡撫駱秉章求救，駱秉章才出面將亂兵趕走。

此事之后，曾國藩自知省城官場容不下他，帶著部隊灰溜溜地去了衡陽。在那里，他可以專注練兵，不用與綠營爭長短，也沒有官員的掣肘。湘軍立刻擴員數萬人，還有了水師，形成了一等一的戰力。統領水師的兩位將領——楊載福和彭玉麟，于微末之時受曾國藩提拔，對其十分忠心。日后曾國藩屢受打壓，仍可復起，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只有他能協調這支縱橫長江的水師。

▲彭玉麟畫像。圖源：網絡

1854年，曾國藩率軍出征。他雖練成了一支強軍，但在統兵作戰方面堪稱外行。那年春天，湘軍進至岳陽，卻迎來了一連串慘敗，被迫退回長沙。隨后，太平軍占據了靖港和湘潭，對長沙呈夾擊之勢。曾國藩派出主力進攻湘潭，自己則率一支四十艘的艦隊往北，欲奪回靖港。湘軍在上游，本有順風順水之便，但士兵經驗不足，艦隊沖的太快，直接闖入太平軍的射程中，挨了一頓炮擊。隨后，太平軍派出一百多艘小船，分頭圍攻湘軍大船，湘軍不敵，紛紛棄船上岸。曾國藩聽說水軍失利，立馬派遣陸軍增援，結果一戰即潰。他執劍督戰，也不能遏止敗勢。

從練兵之初，曾國藩心里的弦就一直緊繃著，如今遭此大敗，憤怒羞愧交集，心理承受不住，一跺腳，跳了湘江。幸虧幕僚搭救，才撿回一條命。執念越深的人，越不吝惜性命。為了大局，可以犧牲成百上千條人命，當事不可為之時，又可以決然舍棄自己的生命。

上岸之后，曾國藩依然打算尋死。這時，好友左宗棠從長沙過來，看到他垂頭喪氣的樣子，說道：“事尚可為，速死非義。”

在對抗太平軍這些年里，曾國藩不知寫了多少封遺書，不知動了多少次自殺的念頭。擊潰他的，和支撐他最終挺下來的，是同一個東西：“大義”。

隨后，湘潭傳來捷報，湘軍大勝，曾國藩可以不用死了。

1854年整個夏秋，湘軍將太平軍趕出了湖南，奪回了湖北的省城武昌。一連串的勝利讓長沙的官員閉了嘴，卻讓北京的大人犯了難。咸豐帝知道湘軍奪回武昌，龍心大悅，說道：“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然而，大學士祁寯藻說了一句：“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

此時，曾國藩行走官場的身份證是“前禮部侍郎”，湘軍也是自成一體的武裝，并非正規軍。清廷要容納他們，意味著重大體制之變，不僅麻煩，還有可能被取而代之。皇帝可以放權，卻遲遲不肯授權。

▲咸豐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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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部隊并不是唯一打勝仗的湖南軍隊。自太平軍過境以來，湖南各地成軍無數，從這點上說，曾國藩更像是湘軍里的方面大員。至于發動湖南這臺戰爭機器的人，非左宗棠和駱秉章二人莫屬。

駱秉章與洪秀全同為廣東花縣人，身在他鄉，要想事業有起色，必須借重當地人。洪秀全倚賴楊秀清、蕭朝貴，駱秉章也需要左宗棠。史載，“駱秉章應變審機，不動聲色，湘陰舉人左宗棠佐之調度，悉合機宜”。兩人籌集糧食，將一波又一波湘軍送出省外，“南防粵寇，北御鄂氛，西堵黔邊，東防江右”。以一省之力，防五省之寇，還能助剿太平軍。

湖南本非富庶之地，如何能支持這樣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戶部指望不上，皇帝直接下令各省就地籌餉。曾國藩試過募捐的法子，求了不少人，賣了不少官，后來發展成了勒捐，也殺了不少人，所獲頗豐——這個辦法雖然有效，畢竟不能當作常態。各地的有識之士紛紛把目光看向田賦之外的稅收，主要是“厘金”（一種商業稅）。

戶部既然下放財權，那便不用舊章了。左宗棠設立新局，用的不是衙門里的人，而是地方紳士。這些人想進來，少不了保舉和捐輸，可謂是一舉三得。一來，得到了錢財；二來，進來的人能辦事，更新了官員隊伍；三來，不與舊衙門產生糾葛，避免了因循之風。唯一的輸家恐怕就是州縣的書吏幕僚。

近代意義上的“地方財政”出現了，舊官員被會搞錢的新官員取代了。正如橫空出世的湘軍一樣，這些人只差朝廷的正式授權，就能形成新的權力中心。

崛起的新勢力之間并非一團和氣。駱秉章與曾國藩之間就頗有恩怨。曾國藩在長沙練兵時，曾有兩個志同道合的伙伴，羅澤南和王錱。王錱能力很強，但銳氣太盛，不服管。曾國藩多次告誡他不要貪多，少募一些兵勇，以免陷于無餉可發的困境。王錱不聽，反而聯系上了駱秉章。之后，曾國藩忍無可忍，要裁撤王錱的部隊，駱秉章不同意，保下這支軍隊。這就是所謂的“老湘營”，后來一直歸左宗棠調遣。

▲駱秉章畫像。圖源：網絡

1854年，湘軍攻下武昌。那時，剿滅太平軍主力的擔子主要在江北、江南兩大營身上，湘軍的任務就是奪回長江沿岸的重要城市。曾國藩率軍順江而下，進入江西。那年冬天，他集結兵力，準備攻下九江城。1855年1月，太平軍利用湘軍急于求成的心理，將其100多艘戰船引入鄱陽湖，再將其水師分成兩截，逐個擊破。看著戰船被毀，曾國藩氣血攻心，打算騎馬沖進敵營，一死了之。部下連忙將其拉回，阻止了他的第二次自殺。

這場大敗之后，曾國藩困守江西，如同漂泊無依的一葉孤舟。他沒有地方的實職，不好在江西抽取厘金，很難籌集到糧餉。江西官員一如湖南官員鄙視他、抵制他、嘲笑他，使曾國藩備感羞辱。湘軍本身是跨境作戰，并非保衛家鄉，如今又吃不飽飯，哪里會有斗志？

另一支湘軍的命運則完全不同。1855年2月，太平軍再入湖北，兵臨武昌城下。曾國藩派遣時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兵勇一千八百人及外江水師回援武昌。胡林翼不敢與太平軍硬碰硬，便駐扎城外，伺機而動。武昌被輕松攻占。

隨后，胡林翼被任命為湖北巡撫，但號令僅及于長江以南州縣，糧餉多被湖廣總督楊霈截留。胡林翼在漢陽集中兵力，準備一戰，結果大本營被太平軍攻占。他羞憤至極，像曾國藩一樣，欲單騎沖入敵陣赴死，被水師都司鮑超救下。戰后，胡林翼整頓兵馬，設局征收厘金，與當地官員搞好關系，總算打開了局面。正因他有巡撫一職，才不至于淪落到曾國藩的境地。

為收復武昌，胡林翼向曾國藩借來了羅澤南。曾國藩本不想借人。他手下兩員大將，一個塔齊布，一個羅澤南。塔齊布于1855年8月病逝，羅澤南要是再離開，曾國藩便無人可用了。但羅澤南卻另有想法，他給曾國藩寫信道，只有解武昌之圍，才能解江西之困。看似是戰略上的分歧，但兩人之間的嫌隙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大。

▲羅澤南畫像。圖源：網絡

當年與曾國藩鬧分裂的王錱就是羅澤南的弟子，兩人因此鬧得很僵。湘軍出師之后，羅澤南立下大功，被授予浙江寧、紹、臺道員一職。曾國藩為了戰局考慮，不放羅澤南走。此后，羅澤南屢獲大勝，堪稱戰功第一，但曾國藩從未保舉過實職。清廷也有意漠視這一問題，只嘉獎，不給官職。更何況，曾國藩在江西舉步維艱，面對石達開也沒有什么勝利的機會。顯然，羅澤南去胡林翼那邊更有前途。

曾國藩又何嘗不知羅澤南的心思，便主動送好友脫離苦海：“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為，吾雖困猶榮也。”他上書清廷，要求將羅澤南調往湖北，只是留了一個后手：克復武漢后，立刻回援江西。

羅澤南進入湖北，攻無不克，輕松拔除了武昌外圍的太平軍據點。然而，江西的局勢急轉直下，石達開連戰連捷、攻城略地，曾國藩只能坐守南昌一座孤城。1856年3月，胡林翼接到曾國藩求援信，他不好自己處置羅澤南部的去向，便讓清廷做這個決定。清朝將皮球踢回胡林翼這邊，讓其酌情辦理，最好速克武昌城，然后回師江西。如果胡林翼放棄大好局面，全力增援曾國藩，固然有利于湘軍的團結，卻會引起部下的不滿；假若他顧及自身利益，不速援曾國藩，則湘軍內部兩大派系的矛盾必然加劇。

胡林翼與羅澤南都不愿意支援江西，但礙于私誼和上命，不得不對武昌城發動了強攻。攻城時，羅澤南左額被槍彈打中，不治身死。胡林翼從羅軍中分四千人交給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華馳援江西，又讓李續賓統領羅軍主力，改強攻為長期圍困。而石達開聽聞天京被圍，回師進攻江南大營，曾國藩才稍微松口氣。

1856年夏，石達開又引軍馳援武昌，與胡林翼僵持近一個月。之后，天京事變發生，石達開撤走，湘軍終于攻克了武昌。此后，胡林翼所部湘軍日趨壯大，聲望如日中天，其勢頭已經隱隱壓過了曾國藩。

而曾國藩的進取心早被消磨地干干凈凈了。1857年2月，由于父親去世，他返鄉奔喪。這年，他上了一個折子，大意為：如果不能任巡撫，就不能管理官吏，管理不了官吏，就治不了軍，哪怕能治軍，也籌不了餉。——這實際上是伸手要權。

然而，朝廷無視了這一請求。年底，他的辭職信獲批，他終于可以遠離令人沮喪的戰場和官場了。

▲胡林翼畫像。圖源：網絡

3

1858年，湘軍主力進攻安徽三河城，慘敗。李續賓自殺，曾國華戰死，六千精銳全軍覆沒。在此前后，曾國藩、胡林翼（因母親去世守孝在家）重回軍營。

胡林翼手下有三員悍將，一是多隆阿，一是鮑超，一是李續賓的弟弟李續宜。曾國藩可用之人，除了水師的楊載福、彭玉麟之外，就是他的弟弟——曾國荃。

1856年，吉安知府邀請時在長沙的曾國荃商議御敵之策。曾國荃招募湘勇3000人，駱秉章又送了一支3000人的部隊，合6000人，組成“吉字營”。1858年，曾國荃攻克吉安，“吉字營”成為曾國藩手下最重要的人馬。

重新出山后，曾國藩多了一些主見。朝廷一會調他去四川，一會讓他去浙江，他都婉言拒絕、置之不理。如果任由那些坐居朝堂的大人們壞事，剿賊大業幾時能休？

一直以來，清廷剿太平軍之役，靠的是南京城外的綠營軍隊。1860年，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主帥張國梁戰死，和春自殺，兩江總督何桂清逃亡。就在東南各省群龍無首之際，曾國藩的時代終于到來了。

1860年6月，皇帝讓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辦安徽、江西、江蘇三省軍務。曾國藩可以隨意調用經費，設卡抽稅，而不用再看綠營將領和地方官員的臉色了。1861年，清廷任命李續宜為安徽巡撫。1862年，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任命李鴻章為江蘇巡撫。清廷通過給予湘軍高級將領官職的辦法，將他們一一納入體制之中。但兵制卻沒有改動——湘系是崛起了，湘軍仍懸浮于體制之外。

曾國藩很早就有一個戰略構想。在他看來，南方作亂的叛軍，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沒有根據地的流寇，比如石達開；一種是建都稱王的反賊，比如洪秀全。對付前者，只能堅壁清野，挫其銳氣。對付后者，可以將其包圍，先翦其枝葉，再直搗天京。江南大營的失敗，就在于他們沒有攻下南京以西的大城市，任其在長江馳騁。因此，曾國藩的首個目標是安慶。

1860年7月，曾國藩在皖南的祁門設立大營。此地四面環山，山勢陡峭，僅一條官馬道與外界連通，乃兵家險地。曾國藩卻十分滿意這個地方：“每一隘口，不過一哨，即可堅守，并無須多兵也。”

同時，經曾國藩保舉，左宗棠得以襄辦軍務，招募“楚軍”。左宗棠雖名滿天下，但還是戰場上的新人。他招募了5000人，進駐景德鎮，拱衛祁門。

8月，曾國荃進抵安慶城下，在安慶的東、北、西三面開挖兩道長壕，以圍為攻。內壕用以圍困安慶城內的太平軍，外壕用以抵抗前來援救的太平軍，城南的長江則由湘軍水師負責巡邏。太平軍人數遠多于湘軍，因此湘軍要盡量避免野戰，誘使敵方來攻。

太平軍慣用的策略是圍魏救趙。安慶城內物資還算充足，兵力也足夠，堅守不成問題。于是，太平軍派遣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分頭進擊，直取防守薄弱的武昌。一旦拿下武昌，湘軍就如同甕中之鱉；而湘軍若是急于回援，圍攻安慶的曾國荃部就會陷入危險之中。

英王陳玉成剛過桐城，就遇到了多隆阿率領的兩萬騎兵。太平軍不敵，退守桐城，等到冬天過去，便向武昌飛奔而去。

忠王李秀成部則出現在了祁門附近。先是侍王李世賢率軍拿下休寧鎮，距離曾國藩僅50公里。之后李秀成的主力發動奇襲，祁門周邊的據點一一失守。曾國藩沒料到太平軍竟能在濃霧和大雪天氣殺來，心急如焚。12月18日，曾國藩知建德不守，“竟夕不能成寐”。24日，大營糧道斷絕，許多部隊無米可炊。30日，太平軍就在十里之外了。

他給曾國荃寫信，平淡地交代遺言，然后等待著屠刀落下。幸好，李秀成的注意力并不在祁門，只是試探一下虛實。隨后鮑超帶著“霆軍”殺到，與李秀成激戰了一番。李秀成見占不到便宜，繞道往江西去了。

對于曾國藩來說，這個冬天實在太漫長了。

李秀成走后，干王洪仁玕、輔王楊輔清與李世賢等聚集于休寧、婺源等處。左宗棠在景德鎮的楚軍，勢單力薄；祁門這邊的防御，更是危如累卵。曾國藩時而失去與安慶的聯系，時而擔憂斷絕的糧道，幾乎每天都在孤注一擲，以搏得一線生機。1861年2月15日，太平軍相繼攻破大洪嶺、大赤嶺。次日，太平軍逼近祁門縣城，“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余日”。3月12日，李世賢攻打祁門縣城。24日，祁門大營被包抄。之后，景德鎮失陷，曾國藩徹底陷入包圍圈中。

4月11日，曾國藩集合兵力，進攻徽州，欲突破封鎖。太平軍乘機對祁門大營發起攻擊。事已至此，曾國藩只能硬著頭皮打下徽州，不可能回頭。14日，戰事不順，曾國藩“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21日，太平軍放火偷襲營盤，湘軍潰敗。曾國藩退回祁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再次寫下遺書，告誡兒子們不要從軍，不要當官，剿匪事業毀了他的一生，現在想來，只有讀圣賢書的時候，心里才是真正快樂的吧。恰在此時，左宗棠在景德鎮打了一場翻身仗，大敗太平軍，威脅其后路，使得太平軍必須撤下重圍。

曾國藩又又又又活了下來。

當祁門陷入危急之時，北京同樣正經歷一場劫難。英法聯軍侵入北京，皇帝出逃，圓明園被焚。此時，朝廷命令曾國藩派遣鮑超的霆軍前赴“勤王”。曾國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糾結之中。若不派軍，坐視皇帝蒙難，忠君愛國之大義從何談起？若派軍，祁門必定失守，安慶之圍不攻自破。兩難之下，曾國藩采用拖字訣。他上折稱，鮑超趕到京城需三個月，緩不濟急，不如從諸將（包括曾國藩本人）中挑選一人，帶兵北上勤王。這折子未送到北京，朝廷就已經議和了。

霆軍不用北上的消息傳來，曾國藩也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這世上，比他更厭惡外國人的人恐怕不多。他看著新簽訂的條約，“不覺嗚咽，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為難堪”。

整個世界都在分崩離析，堅守在祁門這小小一隅，究竟有何意義？但或許正是這天傾地覆的景象，才讓曾國藩傾其所有。他對弟弟說：“普天下處處皆系賊占上風，獨安慶一城系賊占下風，豈肯輕易撤退？”命運的玩弄，反而成為他堅持下去的理由。

全天下只有江南還沒有分出勝負，只要他不放棄，儒家就不會輸，天下就不會亡。

4

在武昌，胡林翼同樣陷入了焦慮之中。

1861年，陳玉成輕取黃州，直逼武昌。湘軍為了圍安慶，將所有主力都派去了安徽，湖北境內防御空虛，“黃州以上無一兵一卒”。胡林翼手下只有一千余人，根本救不了武昌。可以說，安慶之圍的戰略構想簡直是錯漏百出，湘軍的運氣要是稍微差一點，全都要變成孤魂野鬼，難怪胡林翼說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顧家”。

這時的胡林翼已患肺病好幾個月了，自身性命難保，對于東南大局心有余而力不足。恰巧，一個英國人出面了。

英國外交官巴夏禮找到了陳玉成，警告他不要進攻漢口，因為漢口是《北京條約》里規定的通商口岸，涉及大英的利益。當時，在洪仁玕的建議下，太平天國打算和列強建立良好關系，以求得槍炮艦船。而且，安慶城內的太平軍正得到英國船的救濟，湘軍水師雖封鎖江面，卻不敢對往來的英國船只開炮。陳玉成見是英國人，不敢怠慢，將自己圍魏救趙的計劃通盤說出，并說自己正在考慮要不要打漢陽。巴夏禮強硬地說道，太平軍若拿下武漢三城中任何一城，必然會破壞整個商業中心的貿易。

▲巴夏禮。圖源：網絡

陳玉成拿不定主意，派人回南京聽取指示，自己則在武昌城外徘徊，等待著李秀成的到來。李秀成從祁門離開之后，悠閑地跑到江西擴軍去了，待他姍姍來遲，陳玉成已經撤走了。時間拖得越久，越對太平軍不利。此時，湖北各地已經構筑了防線，李續宜、鮑超的部隊也正在趕來。稍有不慎，太平軍就陷入包圍圈之中。這個時候開戰，勝算不大。于是，李秀成待了沒多久，就回江浙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去了。

勝利的天平迅速倒向了湘軍。

陳玉成進軍集賢關，設了四座營壘，又在安慶城北菱湖兩側另筑十八座營壘，與安慶城取得了聯系。陳玉成猛攻安慶圍軍三天，未能突破由高壘深壕構成的主要防御工事，而多隆阿又將其反包圍住。隨后，洪仁玕帶兵趕到桐城，與多隆阿的騎兵對峙。安慶城外，已經不知圍了多少圈軍隊了。

陳玉成決定接應援軍，與洪仁玕一起夾擊多隆阿。他留下12000人守衛集賢關和菱湖兩側的營壘，率領剩余部隊北上。但計劃外泄，多隆阿派一支騎兵繞到陳玉成背后偷襲，將其擊潰，迫使他逃往桐城。那12000人瞬間陷入絕境，沒有任何城墻的守護。

鮑超的霆軍殺至，設立炮臺，對著集賢關的四座營壘猛轟了一個禮拜。之后，鮑超派人去勸降，其中有三個壘，大約三千人左右放棄了抵抗。鮑超舉起屠刀，將這些人全都殺光。第四座營壘血戰到底，還是被攻下，所有人被屠殺，只留下一個活口——主將劉玱林。鮑超將其押到安慶城下，活活肢解，讓城內守軍明白反抗的下場。

另一邊，曾國荃也在圍剿菱湖兩側的營壘。這些營壘兵力更多，撐了更久，最終糧草用盡，逃往城里。湘軍一路截殺，拿下菱湖，完成對安慶城的全面合圍。

曾國荃不是天性嗜殺之人，見多了鮮血，也會良心不安。曾國藩則完全沒有這種顧慮，因為他不把“無父無君”的太平軍當人看。他勸告弟弟，即便孔子復生，也會說殺的沒錯。有時，他惱火于弟弟的“仁慈”，言辭激烈地說道：“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

▲曾國荃。圖源：網絡

1861年5月5日，曾國藩離開祁門這一險地，將大營搬到了東流。他看出安慶城的脖子上已緊緊套上絞索，只需要堅持下去就行。

8月，陳玉成向安慶圍軍發動瘋狂的攻擊，城內的守軍也大舉沖出，試圖打通一條路。他已經沒有辦法了，只能采用這種自殺式的人海戰術。湘軍撐過了太平軍的反撲，陳玉成徹底絕了救安慶的念頭，撤軍離去。

9月5日，湘軍攻陷安慶。進城時，已無人防守。目之所及，只是兩萬多骨瘦如柴的餓鬼。此前，曾國藩給曾國荃寫信道：“克城以多殺為妥，不可假仁慈而誤大事，弟意如何？”湘軍雖獲大勝，但情況并不樂觀：欠薪欠餉已成普遍現象，士兵疲憊不堪，擴軍之后軍紀也差了很多。即便如此，相比于烏泱泱的太平軍，人數還是太少。

即便這兩萬多人有不少是平民，曾國藩還是決定殺光他們，因為這是最便捷、最省事的辦法。也有人說，湘軍只殺了一萬余人，擄走了剩下萬余婦女。

1863年1月，曾國藩在其弟曾國葆死后，曾寫過一副挽聯：“大地干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里，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哀痛之極，卻絕無后悔之意。

人之性命，豈可與“道”相提并論？這就是曾國藩的信念和價值觀。或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堅守到底吧。

胡林翼在得知安慶之戰的結果后不久，離開了人世。曾國藩成為南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只要他仍效忠于朝廷，清朝就會屹立不倒。新勢力正在改變著這個王朝的權力格局，只是，大部分的新貴終將淪為時代的祭品。

參考文獻：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傳忠書局，光緒二年（1876年）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岳麓書社，2012年

【清】胡林翼：《胡林翼集》，岳麓書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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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盛運：《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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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伯牛：《天京之圍》，天地出版社，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