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碳排放總量在未來五年內具備實現大幅絕對減排的潛力，但這將取決于政策取向。

文 ‖ 李昱璇

自2024年3月以來，我國碳排放量已連續一年呈現穩定或下降趨勢。最新數據顯示，過去 12 個月的碳排放量下降了 1%，2025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1.6%。這被一部分專家視為中國接近碳達峰的佐證。值得關注的是，今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首次因清潔能源而下降。下一階段，能源結構的調整及政策將起到重要作用。

碳排放首次因清潔能源下降

在過去四十年中，中國曾經歷四次年度排放下降，分別發生在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22年。本輪下降是首次由清潔能源發電的快速增長主導所驅動。

其中，2009年與2012年，分別受到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影響；2015年的下降則與2008~2012年間經濟刺激計劃結束后，建筑與工業活動放緩有關；2022年的下降是由于新冠疫情“動態清零”政策下經濟活動受限，疊加清潔能源裝機快速擴張所致。

相比之下，2025年的排放下降更多依賴于能源結構的積極轉型，而非經濟放緩帶來的電力消費收縮。

從數據來看，2025年我國第一季度電力行業發電量下降5.8%，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也相應減少。整體電力需求增長了2.5%，但火力發電量（主要是煤炭和天然氣）卻下降了4.7%。

這表明，在新增發電能力投資的推動下，太陽能、風能和核能發電量的增長足以滿足電力需求的增長，而與季節變化關系更密切的水電增長則有助于抑制化石能源發電量。由于生物質和天然氣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燃煤電廠平均效率的提高，電力行業的排放量下降幅度超過了化石燃料發電總量。其中，火電廠平均單位發電量耗煤量同比下降0.9%。

2025年第一季度，剔除電力行業后，其余行業的碳排放同比增加了3.5%。其中，金屬和化學工業的煤炭消費增幅最為顯著。煤化工行業受益于油價相對較高、煤炭價格下跌的經濟環境，加之對進口油氣依賴的擔憂，正在快速擴張。

盡管電廠平均利用率有所下降，但天然氣發電裝機容量同比增長14%，推動電力行業天然氣消費增長6%。然而，其他行業天然氣使用量下降，幅度超過電力行業的增長，整體天然氣消費呈負增長趨勢。

石油產品消費總體持續下降

在發電以外的領域，自2024年12月至2025年3月這四個月中，除煤化工行業外的其他主要行業排放量均呈下降趨勢。

若要實現全國碳排放總量的真正達峰并進入持續下降通道，來自收縮行業（如鋼鐵、建材）的碳減排效果必須足以抵消仍在擴張的高排行業（如煤化工）所帶來的新增排放。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的預測顯示，鋼鐵和建材行業的煤炭消費預計將繼續下降；化工行業則被視為未來煤炭需求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反映出煤炭使用正逐步從單一燃料用途轉向兼具原料與能源功能。

此外，前段時間石油產品消費略有上升，主要因春季氣溫回升帶動建筑和農業等天氣相關行業提前啟動活動。從總體來講，自2024年3月疫情結束以來，石油產品消費持續下降，當前已較峰值回落約2%。

長期來看，汽車電氣化進程加快以及貨運行業向液化天然氣（LNG）轉型，預計將持續削弱石油需求的增長潛力。盡管化學品和航空燃料需求保持增長，但交通領域電氣化進程持續推進，石油消費的長期趨勢仍被看空。

天然氣消費方面，雖然近幾個月整體使用量有所下降，但長期趨勢尚不明確，部分數據顯示潛在增長勢能仍在醞釀中。

行業觀察顯示，除電力行業外，建筑材料、鋼鐵及石油產品消費行業的碳排放也可能已達峰。這三大板塊合計占我國化石燃料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80%以上。盡管存在周期性不確定性，短期內仍可能出現小幅反彈，但整體呈下降趨勢的可能性較高。

來源：ICphoto

不確定因素仍存在

2025年及未來的經濟與排放前景，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內外的影響。

首先是特朗普推動的空前規模關稅措施及我國反制政策。初期影響表現為出口導向型沿海省份工業產出下降，導致短期碳排放減少，同時也可能通過抑制投資和消費支出，進一步波及整體經濟活動。

不過，在為期90天的臨時關稅豁免期，市場出現大量搶單現象。企業在減免窗口期內集中下單、提前囤貨，造成出口短暫回暖。這種反應模式下，我國應對關稅的主要策略是通過政策刺激對沖外部沖擊。

我國一直致力于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將有助于降低對能源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從而減少碳排放強度。作為應對措施的一部分，國家也更加重視“新質生產力”的建設，即依托技術創新驅動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尤其強調清潔能源產業的重要性。

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期發布的低碳示范項目清單，進一步明確了清潔能源投資重點領域。

關于我國應對美國關稅的反應是否會影響排放趨勢，關鍵在于對上述“新質生產力”行業（包括清潔能源及低碳重點領域）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否足夠，能否推動結構性減排。

目前已有部分傳統領域，如造船業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開始受益于2024年出臺的財政刺激措施，2025年第一季度便實現了強勁增長。這類投資的排放影響需與新興綠色行業的減排潛力共同評估，以判斷整體碳排放路徑是否符合轉型目標。

我國排放的另一個不確定因素是6月份開始實施的可再生能源新電價政策。新政策取消了與煤電價格掛鉤的價格保障，新的風電和太陽能項目與電力買家直接簽訂合同。這可能會導致新的風電和太陽能項目獲得更低的價格。

該政策的直接效果是，大量項目爭相在 6 月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安裝，以確保價格保證。這種熱潮在最新數據中已經顯現：僅 3 月份就增加了23 吉瓦 （GW） 的太陽能和 13GW 的風能，分別比該月之前的記錄高出 80% 和 110%。此外，由于許多集中式太陽能和風力發電項目都在競相爭取在“十四五”規劃結束前完工，今年的裝機容量可能會非常強勁，甚至超過去年的紀錄。

“十五五”政策導向

下一階段風電和光伏能否繼續爆發式增長，取決于政策的導向，這凸顯了下一個五年規劃目標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并未設定明確的碳強度目標，僅提出“單位GDP化石能源消耗強度下降3%”的目標，且不包括原材料消耗。這雖可被視為對碳強度改善的間接支持，但未體現出強烈的減排優先級。從2024年的數據來看，碳強度下降了3.4%，化石能源強度下降了3.8%。我國在未來五年內仍需顯著加快碳強度改善步伐，才能兌現在《巴黎協定》到 2030 年左右實現碳達峰的承諾。

因此，“十五五”規劃（2026–2030年）中必須設定更具約束力和執行力的碳強度控制目標，以反映轉型加速的緊迫性，并確保碳強度改善重新成為國家政策重點。

在短期內，特朗普關稅政策將對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形成抑制。不過，也需警惕歷史教訓。以往數輪經濟刺激計劃（如2008年后）曾導致排放量迅速上升。如果本輪刺激政策能擺脫對高碳排放行業（如建筑業與重工業）的依賴，轉而聚焦消費和新技術驅動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那么將有可能實現結構性減排。

電力行業的排放是否真正達到峰值，將取決于清潔能源供應的增長能否持續領先于整體電力需求增長。煤化工行業則仍是一個高不確定性因素。

綜合各項因素，我國碳排放總量在未來五年內具備實現大幅絕對減排的潛力，但這將取決于政策取向。若聚焦低碳技術、消費驅動和清潔能源發展，排放有望持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