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代表西語電影最高榮譽的戈雅獎上，西班牙電影《47路巴士》橫掃了第39屆的全部提名，并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5項大獎。

經由上海國際電影節“世界萬象”展映單元，我二刷了這部西班牙年度電影，一個簡單粗暴的感受是，可以把它看作西班牙版的《我不是藥神》。

不過，相比于文牧野初出茅廬的成名作，《47路巴士》更加成熟，也更具層次，導演兼編劇之一的馬塞爾·巴雷納本就擅長拍攝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故事，而這部40多年以來最賣座的加泰羅尼亞語電影，同樣來自真實事件改編。

巴塞羅那郊區原是移民聚集地，無人問津，斷水斷電，居民上下山只能徒步。縱然基礎設施嚴重缺乏，市政廳卻以各種理由推脫，不肯增設公交線路。47路公交司機曼諾洛·比塔爾忍無可忍，決定用行動改變所在社區的命運。

從批片引進的角度，雖然西語電影較少見諸國內銀幕，但該作對于制度性歧視、社會公平和歷史創傷的刻畫，足以令大多數中國觀眾共情；其完成度之高，更令我毫不擔憂它做院線發行的市場前景。

不同于近年我國電影對現實題材的處理，《47路巴士》的主題并不扁平，而是被西班牙20世紀的歷史縱向貫穿。就像片首女聲旁白交代的那樣，這個故事不僅關乎她的家庭，也關于她的鄰里、她的城市和她的國家。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來自安達盧西亞和埃斯特雷馬杜拉特區的難民，為了躲避戰后的饑荒與地主的壓迫，大量涌入巴塞羅那、巴斯克、馬德里等經濟發達的工業城市，巴塞羅那東北郊的男爵塔便是聚集地之一。移民遷徙至此，在市郊購買土地，用水泥木板自建房屋。

｜曼諾洛和妻子在巴塞羅那移民聚居的邊緣社區男爵塔的生活

影片的第一幕，便是一場扎實的生存危機：軍政府的警察騎著高頭大馬，天剛亮就趕來搞強拆。當時的法律規定，新建的棚屋破曉前必須有頂，否則當局就可以將其拆除。

鏡頭在表現國家機器的壓迫感時，用了兩個停頓。

一處是警官奧爾特加的側臉特寫，執法隊伍不緊不慢地行進，而另一邊的移民卻在緊鑼密鼓地蓋房，它暗示了節奏完全由前者掌控——不管他們什么時候到，只要看不到屋頂，就隨時可以砸毀未完成的棚屋，令后者的一夜勞動前功盡棄。

另一處是警察令移民們停手時，大家便立刻放下活計，統統靠邊站了，而仍在動工的曼諾洛則被奧爾特加喊出來單獨問話。

兩人的對話非常有意思，當主人公質疑奧爾特加聽口音也不是本地人時，奧爾特加回了三個字——“比你是！”

姜文曾經提到，好的電影臺詞需要琢磨，不能像白開水一樣，而奧爾特加此處的回應就屬于這類好臺詞，它完全不是在講理，卻令人無法繼續辯駁——畢竟前者連房頂還沒蓋好，后者已經披上一身制服。

緊接著，奧爾特加便以“維護法律”為由砸毀了尚未加頂的棚屋。在這種極端壓力下，曼諾洛意識到，大家分別蓋房子，天亮前誰也蓋不完，但大家集中力量每夜蓋一戶，就能把所有人的房子相繼蓋起來。

得益于這一提議，人們保住了男爵塔，并在此后將棚屋升級換代，形成社區。電影中段，當奧爾特加作為不速之客再次造訪曼諾洛家時，還專門指著頭上說了一句略含恐怖意味的話——“這確實是個屋頂。”

當然，有了立錐之地，不代表移民可以真正立足。

電影中有一處細節，當曼諾洛叼著煙斗站在公交站牌等車，他身后是一張克魯伊夫的海報。這位后來的巴薩教父，在上世紀70年代末正是巴塞羅那最耀眼的城市名片。

而在公交車上，戴眼鏡的律師跟他訴說前一天巴薩的比賽時，主人公卻回了一句：“我是梅里達的球迷。”這樣一個足球范疇區分主隊的細節，暗示了作為移民的他與這座城市無法彌合的距離感。

在《47路巴士》中，墻上的霉斑出現了三次。

霉斑第一次出現時，曼諾洛用家庭合照將它遮了起來；第二次出現，它在墻壁繼續擴大，直到滲出相框；最后一次出現時，它已經覆蓋了整個相框范圍。

無法掩蓋的霉斑，既象征著困境的如影隨形，也喻指被擱置的問題終會浮出水面。

男爵塔雖然成了巴塞羅那的釘子戶，但管理者巴不得他們自生自滅。這里終日處于無人問津的狀態，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挖掘基本靠手，不僅停水停電是常態，翻山越嶺更成了居民外出的必修課。

電影后段，當曼諾洛向巴士公司的工會主席申請開線路時，指著巴塞羅那地圖之外的部分說道：“男爵塔是巴塞羅那的一個社區，但你在地圖上找不到。”

1978年，身為47路公交車司機的曼諾洛·比塔爾劫持了自己工作的班車，載客駛進男爵塔，用行動證明公交可以開上山。他的匹夫一怒，不僅令男爵塔終于開通了站點，也令其他郊區一起納入交通版圖，徹底改變了這座城市。

電影還原了這位社區英雄“搞事情”的因果，當他通過正當途徑申訴困難、申請線路時，遭遇了公職人員不計其數的踢皮球和漠視。

如棚屋街道過于狹窄，公交車進不去；如道路未經修繕，存在安全隱患；如在偏遠地帶開設站點，十分不經濟；如現在不是選舉周期，沒人關心這事。

對住在市區里的人來說，他們既不知道男爵塔在哪兒，也不知道這種地方誰會想去，因此在這里設公交站點毫無必要。

可對于“五環外”的居民來說，答案不言自明，她們白天下山為這座城市服務，晚上再長途跋涉趕回家——“誰會想去那里，是那些每天從山上下來的人。”

曼諾洛在47路工作了二十年，他在大部分時間里都在忍耐，片中促成人物弧光轉變最重要的因素，是好友菲利平的慘死。

小賣部老板菲利平死于一場火災，鄰里奮力救火，無奈水龍頭常規性地失靈，趕來的消防車由于不熟悉地形，卡在山腳下的大坑里，直到菲利平被燒得家毀人亡。

這場意外過后，主人公極為觸動，早年他蓋房缺錢，正是前者幫他買了水泥。

菲利平是男爵塔居民中具有知識分子傾向的一位，電影對他的著墨不多，但每一筆都很傳神。

其一，菲利平可以分辨不同方言。

其二，他會召集社區居民開會討論。

其三，去市政廳外墻涂鴉抗議。

其四，不定時用投影儀給大家放露天電影，雖然市區上映的是好萊塢大片，而他只能放老片。

作為小鎮的理想主義者，菲利平的日常抗爭如同飛蛾撲火般無奈。

電影第一次呈現曼諾洛進城上班時，碰到菲利平和卡車司機因為山腳的坑而吵架（也正是這個坑，后來擋住了消防車），司機用加泰羅尼亞語罵他，菲利平告訴他自己聽得懂。

雖然嘴上沒輸，但司機直接撂挑子，菲利平還得把水泥搬上去。曼諾洛走入巴塞羅那的繁華街區時，留下了菲利平不堪重負的背影。

這種知識分子與小市民相處的窘境，黃建新的“城市三部曲”里表現過，陳凱歌的《和你在一起》也表現過，王志文飾演的鋼琴老師和鄰居大媽因蜂窩煤堆放的頂牛，就與菲利平同卡車司機的拌嘴如出一轍。

涂鴉抗議過后，菲利平說要讓巴塞羅那看到男爵塔，要想辦法發光發亮，迎接他的便是一陣無妄的火光。同樣的反高潮敘事，在電影中還有多處，既充滿了不同尋常的戲劇性，又在拒絕煽情俗套的同時增加了真實感。

如曼諾洛和女兒談心時剛剛說出一句“你可以離開你出生時的土地，但那片土地永遠在你心中”，便被鄰居打斷，后者提醒他菲利平去涂鴉了。

如曼諾洛在議會廳才對著空氣發表了一番慷慨陳詞——“尊嚴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水、電、交通、郵局、醫保和公共教育”——便因議員們的進入而膽怯離場，還被一個老邁的議員吩咐倒杯水。

如片尾警察將曼諾洛在大庭廣眾之下帶走時，上一秒山呼海嘯的居民，下一秒便集體陷入沉默。沒有揭竿而起的漫畫感，而是重復了《五人墓碑記》的劇情：內心深明大義，外在卻無動于衷。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處理：如果人們有長期被壓迫的經歷，實際上是不敢反抗的。因為以卵擊石的代價，他們從上一輩起已經太熟悉了，這種感覺已經內化，內化到可以眼睜睜地看著“為眾人抱薪者”凍斃于風雪。

影片穿插了大量紀錄片素材

《47路巴士》中有一段點題的臺詞，父親告訴女兒不要進行無謂的犧牲：“你不知道他們怎么對待我們這些人。”

女兒的回復同樣擲地有聲：“我不知道我們這些人是什么。”

每一個后現代的隱患，都對應著前現代的源頭。要理解喬安娜的這一追問，得回到片中經由曼諾洛之口道出的佛朗哥名言——“你要么是長槍黨，要么就不是。”

面對那位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措辭滴水不漏、實事一點不辦的職業政客，曼諾洛對佛朗哥的援引可謂神來之筆，它既調侃了前右翼政府雇員的華而不實，又暗諷了西班牙社會轉型的徒有其表。

西班牙雖然從軍政府轉入了民主制，但過渡時期撐臺的還是這些人，正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轉型總要伴隨遺毒與陣痛，那些與獨夫妥協的歷史時間尤其如此。

縱觀世界現代史，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都是一個極為復雜的人物。

作為前西班牙元首，他周旋于德意英美之間，令西班牙奇跡般地遠離了二戰；作為手握重兵的法西斯分子，他在內戰中粉碎了西班牙的共和夢；作為長槍黨黨魁，他在戰后確立了威權政體，壓制了一切異見；但在晚年，他又親手培養了年輕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令其接受民主思想，并將權力和平移交到國王手中。

一種觀點認為，佛朗哥在任內做了西班牙的“保姆”，他是西班牙君主立憲制的奠基人；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與沒有經歷過威權政體的歐洲國家相比，西班牙民主化后的社會問題之所以堆積如山，正是來自政治傳統上的路徑依賴，即佛朗哥長期執政帶來的政治腐敗、官僚主義和貧富差距，構成了西班牙社會轉型的負面遺產。

而對電影的主人公來說，他們的人生更多是被這類負面遺產吞噬，不同于年輕人少有歷史包袱，他們是被威權陰影籠罩的一代，他們飽含屈辱，但也愈加堅韌。

片中有一幕，女兒喬安娜埋怨為何當初不把房子建得離基礎設施更近，觀眾看到這里都會覺得她太不懂事，但實際上，那是她當時太小，不記得父輩如何憑借一磚一瓦白手起家，不知道移民群體面臨右翼鷹犬時的險象環生。

而主人公之所以不愿意離開生存條件艱難的男爵塔，除了這里是他們親手建起來的，也要歸因于刻骨銘心的歷史創傷：自己已經從故鄉被驅趕過一次了，如果繼續退讓，那種被侮辱的宿命似乎就難有盡頭。

No.6438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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