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九索，作者：哲學小張，原文標題：《對抗AI，牛津哲學家的三種解法》，題圖來自：AI生成

2024年，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尼克·博斯特羅姆出版了 一本名叫《Deep Utopia》的書，描述了他對超級AI降臨之后的人類世界的設想。這無疑是近些年最被國內(nèi)關注的話題，中信出版社也火速引進翻譯了這本書，命名為《未來之地》。上個月，博斯特羅姆接受了一位視頻博主的采訪，他的一個回答在我看來十分有趣，也是在AI浪潮下的普通人所最為關心的話題——哪些職業(yè)最有可能在這場AI技術革命中幸存。

對此，他給出了一個頗具哲學意味的判斷標準：完成者是人類這件事就有意義的工作，才真正具備“AI抗性”。即使機器能提供完全相同，甚至更高效的服務，人類仍然更偏好人類同胞來提供它。這不是關于效率的競爭，而是關于存在的象征意義。

這觸及了我們之前忽視的一個問題：在工作效率上，AI確實在以極高的速度追趕人類、取代人類，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正勢不可擋地影響我們所有人，然而，是否有一些領域并不是效率為先，而是因為人類社會的特性，要求的是效率之外的交付？

順著這個邏輯，他給出讓采訪人會心一笑的三個例子：牧師、政客和娼妓（priest, politician, prostitute）。

采訪視頻截圖

聽起來有點出人意料，但仔細一想，又十分合理。這三種職業(yè)與其說古老，不如說是恒久。它們不依靠精密的操作技能，也不靠信息檢索的速度，而是立足于一種深層次的社會認同與人際關系。它們的關鍵，不是“能不能被做”，而是“我們希望誰來做”。

我個人對這個觀點深以為然，也想為他加個小注腳：很多現(xiàn)代職業(yè)雖然不叫這三個名字，但實質(zhì)上仍然是這三種角色的變體。它們之所以頑強存在，也如林迪效應所說：已經(jīng)活得足夠久的東西，也將繼續(xù)存活更久。

為什么是這三個？

這可能需要我們回溯歷史。當人類最初開始設想AI時，我們其實就在暗中劃定它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的邊界。當我們提出AI不能取代這份工作時，我們真正的意思是我不想讓它來做。從這個角度看，人類不愿放權才是“AI抗性”這個概念的核心。

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人類跟AI的關系。

AI掉入史上最深的“恐怖谷”

AI對人類來說，從來不是一樁純粹的技術事務。它不像wifi信號、地鐵線路或者新款電冰箱那樣中性。從人類第一次構想出“會思考的機器”開始，我們就在跟它展開一場心理拉鋸。誕生于1940年代的圖靈測試，幾乎可以看作是AI給人類帶來的存在危機的起點。

圖靈測試

有趣的是，人類對AI降臨后的世界的幻想，一直走在AI自身發(fā)展的前頭。八九十年代，《終結者》和《黑客帝國》先后橫空出世，而那時候AI不過剛能下個國際象棋——“深藍”贏了卡斯帕羅夫，就像個在象棋俱樂部突然殺出的黑馬，引起了短暫的騷動；而電影里的“天網(wǎng)”和“矩陣”，則已經(jīng)是地球主宰、文明終結者，一出場就是末日氣場拉滿。

我們?yōu)槭裁磿ε聥雰喊愕腁I，并且害怕到反復講它將要主宰世界的故事？這種文化集體創(chuàng)作的熱情，并不是某些無名小卒的陰謀論。隨便一想，就能列出一長串探討過這個問題的大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雷德利·斯科特、大衛(wèi)·芬奇、喬納森·諾蘭、丹尼斯·維倫紐瓦……這是人類最具創(chuàng)造力的大腦們對同一個問題持續(xù)發(fā)出的信號。

所以我們發(fā)明了恐怖谷效應這個概念，試圖解釋這個現(xiàn)象。面對AI，防御力與A4紙無異的阿西莫夫三定律并不能讓我們徹底安心。外形越像人的機器人，我們就越擔心它擁有像我們一樣的智慧和自主意識，繼而顛覆我們對它們的控制以及我們現(xiàn)有的文明。

但是，人類中也有極具攻擊性的人，比如暴君或者連環(huán)殺手，為什么我們不對人類這個整體失去信任，反而對AI如此敏感？我們之所以能忍受人類統(tǒng)治，是因為我們知道他們跟我們同屬一個系統(tǒng)：可以審判、可以操縱、也可以背刺。AI不一樣，它不一定遵守人類的規(guī)則，更不用說道德準則。面對AI，我們第一次感受到搞不定它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真正害怕的，不是AI搶了工作——這頂多讓我們靠著政府發(fā)放的全民基本收入放一個低物欲的超長假期。我們內(nèi)心深處最大的恐懼是，AI會一鍵讓我們從地球Online中銷號下線，徹底失去上牌桌繼續(xù)當萬物之靈的資本。在這樣的恐懼面前，失業(yè)不足一提。

那么，有沒有一種AI是不讓人害怕的？其實很多導演已經(jīng)給出了標準答案。最受歡迎的AI形象，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具備人類情感，是會哭會笑、會鬧脾氣、有情緒波動的類人個體。

《哆啦A夢》里的小叮當，愛吃銅鑼燒，無時無刻不想著幫助大雄成長為更好的人。《人工智能》里的大衛(wèi)，在被拋棄，被追殺后，仍然不離不棄地想要回到自己的人類媽媽身邊，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類小孩，得到媽媽的愛。《終結者2》里的T-800，學著模仿微笑等表情，逐漸理解康納和約翰的動機，最后用自我犧牲保護他人。《霹靂五號》的五號先生，因為雷擊獲得了童心，靠看電影學會反戰(zhàn)，最終做出了拒絕再次成為殺人機器的自主決策。

他們并不像AI，而更像是有著超能力的人類。我們愛它們，不是因為它們更強，而是因為它們也有迷人而不完美的人性。就像如果問大雄，小叮當失去了它的奇妙口袋后，還會不會愛他，答案一定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從一開始，AI就掉進了人類史上最深的“恐怖谷”。我們不是怕它不夠聰明，而是怕它太聰明、太像我們，但內(nèi)心深處“不是我們”的那一邊。這種集體不安，在普通人、藝術家，甚至科技專家那里都是共通的。

人類抗拒AI是因為社交天性

我們制約人類和制約AI的方式，有著根本不同。

當一位人類專家犯錯，我們的懲罰體系不僅僅是罰款或降職。更有影響的是社會評價的破產(chǎn)——失去尊嚴、被同行排斥，甚至要面對公開的羞辱與懺悔。《社交天性》中提到，人類在失去社會連接時，大腦會像遭遇肉體疼痛那樣真實地“痛起來”。社交痛苦和身體疼痛使用的，是同一組神經(jīng)通路。懲罰不僅外在，也刻進了我們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里。

《社交天性》封面

這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懲罰機制。而AI沒有人格，沒有尊嚴，自然也無法承擔這些非物理的后果。正因如此，它也就無法進入這套責任與懲罰的倫理生態(tài)系統(tǒng)，我們也就無法給到它更多的信任。

就像一個玩笑所說的：“人類會計可以坐牢，AI不會。”這個看似荒謬的表述卻點中了問題核心。在信息不完備領域，我們不只是要一個能給答案的工具，而是希望這個人能在出錯時和我們一起承擔后果。因此，我們才會要求醫(yī)生簽字，官員宣誓，證人立誓。這些形式感十足的儀式，并非為了內(nèi)容的正確，而是為了在社會心理上捆綁責任與后果。

AI沒有辦法參與這種交換。它必須靠從正確走向正確來積累信任，而人類只需要一次真誠的“我來承擔”，就足以換取諒解。

有意思的是，這種機制也解釋了一個社會現(xiàn)象：有些患者更信任一個偶爾收紅包、但對自己用心的醫(yī)生，而非一個嚴格遵守規(guī)定、卻冷漠以對的醫(yī)生。后者專業(yè)能力也許更強，卻因為缺少情感上的“共謀感”，很難贏得真正的信任。

這不僅僅是醫(yī)療系統(tǒng)的特例，它在所有科層制組織中都在上演。人類進化出了一套高度社會化、甚至戲劇化的組織結構。在這個體系中，中層管理者常常承擔著情緒緩沖區(qū)的角色。員工的不滿，往往先在中層這層防火墻中被吸收消化，這也讓高層領導顯得更加睿智、親切：這是一種精妙的社會分工。

《小集團思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

可以把這套機制戲稱為草臺班子——也許組織效率沒那么高，但因為大家都知道系統(tǒng)里有跟自己一樣會犯錯、會吃虧、會頂鍋、會give and take的人，反而獲得了某種心靈安慰。這種結構性不完美，恰好讓人類社會得以穩(wěn)定運行。而在這種灰度空間中，AI就顯得格格不入：它不會羞恥，不會心虛，不會懺悔。它沒有弱點，不近人情，但人類恰恰是通過弱點和人性來建立聯(lián)系的。

誰是21世紀的牧師、政客和娼妓？

牧師、政客、娼妓這三種職業(yè)在今天已變換了形態(tài)，我傾向于把這三類人做如下定義：

牧師，靠傳播信仰謀生的人； 政客，靠制造立場謀生的人； 娼妓，靠展示魅力謀生的人。

1. 牧師

宗教從來不是理性的產(chǎn)物，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持久、最有黏性的社會機制之一。說到底，我們并不真正需要宗教是“真的”，我們需要它“有用”。而牧師，正是這一套系統(tǒng)最核心的操作員：他們不只是傳達慰藉，更在幫助人類建立對世界的解釋——一套意義結構，一種身份認同，一種將混亂經(jīng)驗整合為可承受敘事的方式。

尼采有句名言“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活， 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換句話說，人類無法接受無意義的生活。我們的生存不僅依靠信息獲取和理性判斷，更依賴于某種精神框架，幫助我們把痛苦合理化，賦予犧牲以意義，把日復一日的瑣碎生活包裝進一個值得的故事里。牧師為我們敘述并看守這套機制：哪怕它是反效率的，也正因為反效率，才顯得真實、可信。

弗里德里希·尼采：我確實說過這話

齋戒、苦修、跪拜——這些儀式化的反效率動作，是一種“投資痛苦”策略。一路跪拜去朝圣的人，比起只在手機上給六字真言隨手點贊的人，顯然更堅定不移。這種非理性的沉沒成本，反而讓信仰牢不可破。而AI，顯然不具備這種機制。它沒有痛苦經(jīng)驗，也沒有意義建構的需求，它只問效率，不問意義。

在人類社會中，我們不是因為誰效率高就自動信任，效率是我們處理和工具之間關系的方式。我們更傾向于相信那些自愿受限、遵循規(guī)則、有明確行為邊界的人——比如，一個有明確信仰的人。他在我們眼中更可靠，因為我們知道他有一套自我約束機制，一旦違背會付出巨大代價。這其實就是信仰在人際關系中的擔保功能。而信徒們也明白，遵循這套信念不僅是犧牲，也是互換。他們通過信仰贏得信任、進入社群，甚至獲得特權。

AI顯然缺席這場游戲。它不能證明自己信仰什么，也不能通過痛苦、羞恥或犧牲來向我們展示忠誠。這不是因為它不夠聰明，而是因為它沒有“自我認同”的需求。對AI來說，身份只是一個可以隨意調(diào)整的參數(shù)；對人類來說，身份卻是自我存在的支柱。

即使我們不信仰某個宗教，面對真正虔誠的信徒，我們依然本能地感到欽佩。這種欽佩的來源，不是我們認可他所信之物的真實性，而是我們尊重他那種為信仰而活的一致性。對牧師來說，這種欽佩本身，就是他所傳遞的價值的一部分。而AI，不管生成的內(nèi)容多么感人肺腑，都沒有付出代價，也就很難激發(fā)真實的尊重。

傳統(tǒng)宗教的確在衰退，但人類的信仰機制并未消失，它變幻成了新的形式。人們開始信仰生活方式、品牌、偶像、主義。1921年，本雅明就曾說：“在資本主義中，可以識別出一種宗教。”1980年，克勞福德把健身熱潮總結為一種“健康主義”的新宗教。我們信奉素食、極簡、佛系、效率；我們追隨Apple教、Sony教、Lululemon教；更不用說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tài)，21世紀就是主義最多的世紀。

在這個碎片化的信仰新時代，牧師的角色也跟著碎片化了。他們或許不再穿袍子，但他們依然在，為人們的“自我選擇”賦予價值感。他們的任務仍是相同的：讓人們相信自己的選擇有意義。而這正是AI最難模仿的部分——不是內(nèi)容難，而是，它從不相信什么。

牧師的價值，就在于能讓這種信仰傳導得更自然、更可信。他不是機器的對立面，而是工具社會里少有的意義中介。在一個AI到處都是、效率至上的時代，那些還愿意為信仰講故事的人，反而成了不可替代的稀缺角色。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牧師，不需要成千上萬的信徒。他只需要一小群足夠堅定的人，就足以維系一個迷你的數(shù)字教會的存在。牧師不需要所有人都相信自己，但總有人在尋找意義。而這，就是牧師永不被淘汰的理由。

2. 政客

AI或許能幫助我們提高效率、擴大產(chǎn)出，把蛋糕做大，但當問題轉向切蛋糕時，事情立刻變得復雜起來。不管這刀怎么切，也總有人會不滿意。

這其實不稀奇，人類社會從來沒有一種分配方式可以令所有人都覺得公平，這也是千年以來博弈的焦點。但如果是AI來切蛋糕，人類的不滿往往會上升到一個新高度。原因很簡單：我們無法真正信任一個沒有人臉、沒有立場聲明，也沒有明確責任主體的算法。

是的，AI的問題并不是它是否中立，而是它看起來中立，但又無法被問責。它沒有投票記錄，沒有歷史立場，沒有公開道歉，也沒有現(xiàn)實中能揪出來負責的人。

換句話說，AI的“偽裝中立”比人類的“明確有立場”更難以被接受。這背后，其實是我們在判斷社會角色時的一個心理機制：我們可以接受你有立場，只要你坦白、清晰、誠實。這樣，我們可以評估你說話的動機，理解你背后的利益結構。你站哪一邊，我們就知道怎么聽你說話。

但如果一個聲音看起來是立場超然的，卻又不斷地給出傾向性的結論，那種不安就會放大——因為我們無從判斷它究竟替誰說話。

這就是AI的困境。它一旦介入任何涉及價值判斷的議題——無論是法律、教育、政策、甚至是推薦內(nèi)容——它的中立性就會被懷疑。因為我們知道，它的算法總是有人寫的、有人訓練的，我們擔心AI提出的觀點、推送給我們的內(nèi)容是它背后的那雙無形的人類大手所希望我們接受的。

Grok對馬斯克的“背刺”，但這個漏洞很快就被修復了

最近《直面AI》發(fā)表的一篇文章《Grok背叛馬斯克？》，討論的正是這種“工具性”的兩難。文章指出：“AI不過是工具，既是馬斯克的工具，也是反對馬斯克的人的工具。爭議是屬于人類的。”這句總結恰到好處：工具本身不是爭議，但誰在用它，卻始終是核心問題。

在這里，我們終于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角色開始登場：政客。

不要被“政客”這個詞嚇住，它早就不只屬于議會。互聯(lián)網(wǎng)早已讓政治性的表達進入了日常生活。如今，在社交媒體上定期發(fā)聲、持續(xù)構建觀點、并有一批穩(wěn)定聽眾的博主，實際上已經(jīng)承擔起新型政客的角色。他們不像傳統(tǒng)政治人物那樣戴領帶、開發(fā)布會，而是用一條又一條文章、視頻和直播，把自己的立場變成可以被消費的內(nèi)容。

你一定知道司馬南，論外貌和才藝他或許不具備成為網(wǎng)紅的條件。但他通過穩(wěn)定表達、鮮明立場，以及強烈的價值感，走出了自己的一條“意見變現(xiàn)”之路，前段時間針對他的偷稅情況的公告已經(jīng)向我們證明了他的這條路有多成功。

一博主用AI工具對司馬南2019—2023年收入的推算結果

事實上，如果你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沖浪夠久，你的關注列表里一定也有一些這樣的人物。他們可能并不討論政治，但他們一定在談利益：職場上的利益、性別話題里的利益、金融投資中的利益，或者娛樂圈里的利益。他們在各種難以驗證對錯的話題領域中生存和壯大。

這就是立場可識別的力量。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他們的觀點，只要你知道他們站在哪一邊，你就可以決定要不要聽、要聽多少、聽的時候該怎么解讀。這種明確，反而帶來了某種安全感。

而AI呢？它既不承認自己有立場，也無法說明自己為何這么判斷。當它以冷靜理性、數(shù)據(jù)客觀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時，卻做出帶有偏向性的選擇，我們便感到被冒犯了：你說你不偏，可你無法自證。

AI的問題，從來不在于它不夠中立，而在于它沒有可問責的中間人。我們無法與它協(xié)商，也無法對它施壓。它不像人類政客，至少你還能與ta溝通，最不濟可以在網(wǎng)上罵ta。

AI的中立，恰恰是一種偽裝得最深的立場。它不說出它屬于誰，于是我們只能默認：它可能屬于所有人，也可能不屬于任何人，但最壞的可能是——它只屬于它的創(chuàng)造者，而我們無從對抗。

3. 娼妓

娼妓的存在，從不只是為了滿足生理本能，更關鍵的是它所帶來的另一種隱秘感受——權力。正如《紙牌屋》里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臺詞：“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性從來不是終點，它只是通往控制感、主導權、情緒優(yōu)越的隱秘通道。

在真實世界中，這種權力感通常依賴暴力來維系。色情產(chǎn)業(yè)，基本無一例外都仰賴黑幫暴力，以保護娼妓不會被自視有權力的嫖客肆無忌憚地凌辱。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正常寓所里接客的妓女遭遇暴力犯罪的比例都要比更居的站街女更低。

《廣州日報》的這篇報道引用了一項調(diào)查結果：81%的站街女曾經(jīng)遇襲，而在桑拿館或公寓接客的妓女遇襲的比例為48%。

換句話說，這場“交易”里并不對等。性只是表面，權力才是潛臺詞。

但當AI進入這一領域，一切就都變得古怪了。AI是人類設計出來的工具，它永遠處在權力場的最底端。你可以命令它，但你無法從中獲得那種真正主宰另一個有意識生命體的快感。AI不會恐懼，不會掙扎，也不會在某一刻忽然違抗你。于是我們看到了《西部世界》里的場景：游客們對host毫無顧忌地施加暴力和性虐待，因為這些host對他們毫無反抗和報復的能力。他們的服從和忍耐，只是對代碼的機械執(zhí)行。

人類需要娼妓，是為了獲得權力感；但AI無法提供這一點，因為它沒有真正的感受，也就無法真正被征服。這和開了修改器打游戲是一個道理：一開始你會感到掌控一切的新鮮感，但很快，所有樂趣就會在你完全掌控這場游戲之后迅速消失。

虛擬偶像是另外一個例子，所謂“韓國第一虛擬偶像”Rozy遠不如同樣出自韓國的Loopy和線條小狗——在經(jīng)濟效益和影響力上都差了一大截。

也許有人會說，那是因為虛擬人技術還不夠成熟。但在當下，做出虛擬偶像的成本已經(jīng)大大降低，然而，我們?nèi)匀粵]看到成功的虛擬人案例，無論哪位虛擬人，人們都很快就會追問：這是誰做的？我為ta付的錢最后進了誰的口袋？就像我們面對一幅畫作，在沉醉的同時很快就會想知道作者是誰。我們始終不愿把尊重、愛慕、忠誠投注給一個沒有靈魂的對象。

在未來，最頂流的明星也不可能是虛擬偶像——因為我們對AI沒有崇拜，我們看ta是造物主在看自己的作品。所以當前的數(shù)字分身技術始終更多地用來生成名人的虛假視頻，而不是無中生有地創(chuàng)造一個虛擬人，因為我們不承認一個虛擬人在人類社會中跟我們相同的權力。

哪怕只是提供情緒價值，AI依然讓我們難以真正投入。因為我們知道：它不會因為我不開心而真正難過，它的情緒也不依賴于我的回應。這是一段徹底單向的關系，久而久之就會變得空洞。

在這種關系中，我們也希望對方在意我們，在意我們此刻的表情、聲音、眼神里藏著的那些細碎情緒。而AI的溫柔是計算出來的，它的共情是優(yōu)化后的效果反饋，如同一道精確而無聊的高等數(shù)學題。你會因為它提供的情緒價值而感激，但你不會因此相信它真的“看見了你”。

《西部世界》再次給出了一個預警：男主William起初對機器人Dolores產(chǎn)生了真摯的愛意，但當他發(fā)現(xiàn)她的這份純情其實是每個玩家都能享有的模板反饋時，他徹底失望，并最終變成熱愛屠殺的狂魔。電影《她》中，男主以為自己和AI戀人有一段深刻的情感連接，直到對方坦白她總共有8316位人類交互對象，而且與其中的641位發(fā)生了愛情時，他所有關于“我對她而言是特別的”的幻想瞬間坍塌。

如果對方是人類，我們還能抱有希望：也許我能影響ta，改變ta。但面對AI，我們本能地知道：它沒有真正的意識，它不會被改變，也永遠不會真正跟我形成真實的情感連接。這種情感連接和互動，始終是要求人類提供的服務。

你的對策：尋找三個漏洞，警惕一種論調(diào)

大部分人當然都不會向這三類職業(yè)發(fā)展。不過沒關系，現(xiàn)實比理論復雜得多，很多人都在“邊緣抗性”地帶徘徊。那么有沒有什么實用的思路，可以提前做些準備？我們不妨從三個角度來做一個測試，找找你所處環(huán)境的AI漏洞在哪里。

1. 你所在的領域，有多少明確的規(guī)則，其中又有多少是人定的？

這決定了在這個領域你所對接的對象的自由裁量權，當這種自由裁量權越大的時候，你通過自己的努力能爭取的空間也就越大。自由裁量權越大的地方，效率就越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重視才是人們所期待的。比如，心理咨詢師的一句“我也經(jīng)歷過”就可以撫慰來訪人的情緒，而如果一個AI用同樣的表述，聽起來就像是來自一個完美模仿情緒的項目而已——你會點頭，但不會感動。

2. 你所在的領域有多少非標準化的空間？

如果你所在領域的客戶，每次都希望準確的、標準化的、毫無誤差的交付，那么這個事情很大可能后續(xù)主要由AI而不是人來做。比如，游戲主播并不都是因為技術水平高被大家所喜歡，他們可以交付給觀眾的是各種新奇有趣的體驗。幾乎是圍棋職業(yè)選手墊底水平的戰(zhàn)鷹，卻是粉絲量僅次于柯潔的圍棋博主，靠的就是自己直播時的搞怪和與網(wǎng)友的積極互動。所以要創(chuàng)造非標準化、不可復制的混合價值，這是AI難以做到的。

3. 你所在領域有技術恐怖谷效應嗎？

過于完美的服務會觸發(fā)人類防御機制，增加人類的被操縱感。比如推薦引擎過度地了解我們的喜好后，就會讓我們對其產(chǎn)生逆反心理，擔心它開始作惡。AI可以給出無懈可擊的討好，但人類始終期待有缺陷的真誠，因為前者很容易讓人類感受到失去主導權。那么這時你就可以出場，為你的人類客戶提供重獲主導權的感覺。

如果非常不幸地，你發(fā)現(xiàn)這三個問題都沒有積極的答案，那我也希望你能記住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的警告。他2014年出版的《精神政治學》一書中提出了數(shù)據(jù)主義的概念，他認為“聲稱可以擺脫任何意識形態(tài)的數(shù)據(jù)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這種數(shù)據(jù)主義偽裝成中立客觀的立場，正在要求我們向它不斷讓渡我們的權力。

然而，人類社會中完全不存在絕對中立，即便真的人類非常幸運擁有了這么一位絕對中立的哲學王，也會因為各個人類個體的立場不同，而無法認可ta的絕對中立。所以，所謂“絕對中立”只能是增強自身可信性的謊言。

我們應該擁抱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并不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銀色子彈——你看，這里的我就扮演了一回政客的角色。

AI的終極意義：讓我們加速思考并回歸人的本質(zhì)

無論當下正在進行的這場AI革命的結局是什么，它都在促使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的獨特性。我們會越來越回到“人是其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本質(zhì)定義上，去理解人自身存在的意義：人當然是要努力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但更為重要的，是自己的社會關系對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的肯定。

隨著AI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我們會在它的推動下，越來越珍視我們作為人區(qū)別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特征。說不定在未來，展示拖延、焦慮等非理性狀態(tài)的“人類行為藝術表演者”也許也會成為一種職業(yè)，因為我們會對這些情緒會本能地產(chǎn)生共鳴。現(xiàn)在的一些視頻博主，也已經(jīng)開始了這條道路上的探索。

而在此之上，也要一定記得哲學家們和科幻作家們所一再提醒的：豐沛社會無法自動解決我們的所有問題。賽博朋克主義所描述的絕對發(fā)達的技術和絕對貧困的底層，仍是我們未來的一種可能。這不可能被AI或者任何技術解決，而只能靠人類同類之間的協(xié)商和博弈去解決。

PS：有趣的是，這些都是文科生更擅長處理的領域。并不是說理科不重要，而是說，文科的核心素養(yǎng)，如理解、闡釋、想象、判斷，在AI越發(fā)強大的世界里，依舊有旺盛的需求。如果你對這個話題還有興趣，很推薦讀一讀《社交天性》這本書。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九索，作者：哲學小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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