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價金菁老師及其團隊所推出的《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之前，先講一則歷史公案。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在《約翰·威爾金斯的分析語言》（The Analytical Language of John Wilkins）此一作品中，假借弗朗茨·科恩博士之口分享了一部名為《天朝仁學廣覽》 （Celestial Emporium of Benevolent Knowledge）的中國百科全書。這部所謂的中國百科全書對于動物有奇特的分類:(a)屬于皇帝的;(b)涂香料的;(c)馴養的;(d)哺乳的;(e)半人半魚的;(f)遠古的;(g)放養的狗;(h)歸入此類的;(i)騷動如瘋子的;(j)不可勝數的;(k)用駝毛細筆描繪的;(l)等等;(m)破罐而出的;n)遠看如蒼蠅的。（以上翻譯引自《探討別集》，王永年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19頁）幾乎可以說是毫無疑問，這種分類容易引起混亂的、模棱兩可的、重復的、有缺陷的印象。當然，中國并不存在《天朝仁學廣覽》這樣一部百科全書，這種中國式的動物分類也是基于敘事方便的個人想象。據悉，這一奇特的動物分類方法曾給與法國思想家福柯以極大靈感。為此，福柯還專門撰寫了《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這則歷史公案，是關于分類的故事。既然是分類就涉及到理性、邏輯諸問題。談及此處，這則歷史公案或許令人想起“中國人缺乏邏輯”“中國人沒有邏輯”這樣的陳年往事。往事，并不等于早已翻篇的舊事，更不等于塵埃落定的故事。事實上，迄今為止，不少人仍舊認為中國人缺乏甚至沒有所謂的“邏輯”。但是真正的問題是何謂“邏輯”。“邏輯”是西學東漸的歷史性產物。最為開始的時候，嚴復先生用“名學”這樣的說法來代指邏輯，直到二十世紀初，章士釗先生推出了《邏輯指要》這部著作，自此英文“logic”被翻譯成“邏輯”才普遍流行開來。那些認為“中國人缺乏邏輯”“中國人沒有邏輯”的看法，當然是不當的。中國人有自己的“邏輯”。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提出很多的辯護策略。比如，中國人喜歡講道理，“講道理”難道要比“講邏輯”低級？如果沒有“邏輯”，一個民族又是如何生生不息的呢？當今世界尤其需要理解。這是一個呼喚理解的時代。由此可見，正如中國人無科學、無民主乃至無信仰的偏見類似，中國人無邏輯，也是西學東漸過程中產生的文明間誤解。

現在言歸正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金菁老師及其團隊所推出的《如何寫出一篇論文》正是這樣一本立足于“邏輯”而展開的寶貴寫作指南。“論文寫作所形成的專業寫作能力是一項十分重要、極具實用性的硬核本領。”這是金菁老師及其團隊所推出的《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簡介中的第一句話。翻閱該書全文，所謂的硬核本領正在于“有邏輯的說服”。這確實是一個好辦法。與“邏輯”等概念的傳入類似，在某種意義上，“論文”也是西學東漸的新興產物。“論文”，不等于中國人常言的“文章”，作為一種特定的知識生產形式，是科研活動的重要載體。不管論文有多少種定義，“有邏輯的說服”都應該是其中一個最為基本的要素或標準。有道是論點、論據、論證，這其中，論證更是論文的靈魂。“有邏輯的說服”，即是論證的基本要義。

現在還是從“邏輯”入手來談《如何寫出一篇論文》的特色與優點。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并沒有將“邏輯”當成唯一的固定的存在，而是將“邏輯”放入人類文明的百花園中進行了開放多元的理解。不得不說，所謂的“邏輯”并不總是完全客觀的。《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第二章“推理的規則”甚至評介了三種“邏輯”系統，即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印度的因明論、中國的相關律名學。這種做法，在同類論文寫作指導書籍中是少見的，更容易引導讀者深入東西方文化的根本思維結構。換言之，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導致對于“邏輯”的“祛魅”。曾幾何時，“邏輯”被當成了絕對真理的代名詞，“邏輯”是客觀不變的，甚至具有超越時空的性質。如此種種對于“邏輯”的理解，反而以理性之名給空靈的思維套上了重重枷鎖。在這個過程中，金菁老師，對于張東蓀先生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視，充分肯定語言與邏輯之間所具有的深層關系。張東蓀先生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高度認同馬克思·繆勒的說法：“邏輯是從文法中抽出來的，并不是文法從邏輯中抽出來。”由此不難理解《如何寫出一篇論文》對于中英文語言寫作的區別與聯系多有用心的原因所在了。在此過程中，金菁老師還尤其肯定了中國傳統思維所具有的寶貴價值，“這種涵蓋正反的認識不僅刻畫了構成事物整體面貌的顯明的和隱性的方面—例如，中國人認為感官感受到的存在，感官感受不到的也同樣存在，而且涵蓋變化、互相轉化的空間。這樣的認知也逐漸被當今量子物理的發展所證實。（第41—42頁）”

其次，《如何寫出一篇論文》所強調的“有邏輯的說服”由來有自，乃是教學相長的產物。作為論文寫作課的重要成果，金菁老師，近10年來將有關認識論和語言學的知識作為一種思想工具引入教學實踐，提出“認識事物必須在其依托的系統內部尋找演化邏輯”，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正是這一立足于底層邏輯的教學方法，《如何寫出一篇論文》的某些章節（尤其是第一至四章）具有了更多后設反思的意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已經不再是一般意義上對于“論文”乃至“論文寫作”的討論了。車銘洲先生曾言：“大學的教師，不是什么一般的‘知識分子’，首先應當是一位哲學家。哲學家永遠是一個新思想的探索者，不是已有知識的灌輸者、教化者。大學教師的教學工具或教學方式就是‘問題’和對問題的‘討論’，把學生的精神激發出來，心靈活躍起來，使學生的創造性發揮起來，為最高尚的思想境界和美好社會而生活。”（以上相關材料詳見車銘洲先生未刊稿《大學就是學大》，李連江教授提供）《如何寫出一篇論文》對于論文寫作的基本要素（詳見該書第四章“了解思維、語言與邏輯”）多有反思，甚至“不疑處有疑”。借用金菁老師的說法則是對于論文寫作方法論的挖掘，要深入到潛意識層次，找到認知上的“先驗格式”，“寫作不僅包含我們遵守規則的意識，而且包含我們受文化熏習的無意識。（第36頁）”這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尤其難得的寶貴認識。

最后，《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對于“邏輯”在寫作上的應用進行了寶貴的探索，“幫助讀者不是在越來越細分的學科領域中切割自身以求適配，而是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基礎上形成真正的問題意識和探尋能力。（詳見該書內容簡介）”這種探索，展現出探索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底層邏輯的可貴精神。《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第四章“有邏輯地寫作”甚至還用圖表的方式比較漢語和英語所體現的“邏輯思維”過程。金菁老師認為中國更為注重以司職功能契合為有機整體的思維具有獨特的優勢。深究之下，不得不說，“屬加種差”的方式，本來是希望更好地定義事物。但是這種愿望可能并不總是能夠完全滿足。換言之，“屬加種差”的方式本身并不保證能夠完全準確妥當地概括事物的實相。從某種角度可以這樣說，維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的說法，其實是對于強調屬加種差的傳統邏輯學局限的彌補和超越。由此可見，在所謂的“邏輯”上，東西方文明也多有互補合作的空間。在對比中英文寫作時，金菁老師指出：“我們傾向于根據文字的具體情況來判斷上述哪種調整方式更適用。第一種方式簡單，容易操作。第二種方式可以更好地體現中國人的思想特性。對世界的這種開放性態度是一種獨特且寶貴的思想財富，它根植于中國人的宇宙觀和認識論系統，是一種對世間現象更包容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應當在理解西方人具有高度空間結構化的認識方式的基礎上，使這個特性成為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優勢，明了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各自特點。對這種跨文化認知進行硬性的約束就如同規定了一條溝渠，任其對我們的認知方式進行約束。（第84頁）”在此附帶解釋一下，《如何寫出一篇論文》所言的第一種方式主要是指適應英文語言特點的做法，第二種方式則是指貼合中文思維傾向的措施。

由上可見，《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不僅在教寫作之術，更是在傳為學之道。在教寫作之術的意義上是在講解如何“有邏輯的說服”，在傳為學之道的意義上是在研討“何謂邏輯”。博爾赫斯在《約翰·威爾金斯的分析語言》所講的中國百科全書分類的故事，像是一則古老的寓言。這則古老的寓言，恰恰反應了“在東西方已經直面彼此的當下世界”時所遭遇的真實處境。“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論語·子張》）”當然，論文并非小道。“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 文明成果形成的深層邏輯其實就在于生命主體思維上的“先驗格式”。承前所述，邏輯很大程度上系于文法。當學會如何說話，如何寫作，“邏輯”本身就開啟了更多的可能，這種可能也是生命本身的可能。

《如何寫出一篇論文》一書，對于“邏輯”的探討，對于“有邏輯地寫作”的示范，或已暗示論文寫作本身也能開啟文明交流互鑒的康莊大道。（書評作者：孫國柱）

《如何寫出一篇論文》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01

ISBN：978-7-300-329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