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美國《外交》雜志發(fā)表了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文，引起全世界廣泛而激烈的爭論。

文中首次提出“伊斯蘭世界到處是流血的邊界”的論斷成為冷戰(zhàn)后最富爭議，又最富遠見的政治預言。

在該書中，亨廷頓系統(tǒng)地提出了他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冷戰(zhàn)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xiàn)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zhàn)后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tài)，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

亨廷頓顯然做到了這一點。

時隔20多年重溫該書，我們發(fā)現(xiàn)，國際政治發(fā)展與亨廷頓20多年前的預判驚人地相似，書中很多預言一一實現(xiàn)：

文明沖突范式可以精確地解釋21世紀初的911、伊拉克戰(zhàn)爭、“阿拉伯之春”、烏克蘭內戰(zhàn)、“伊斯蘭國IS”和敘利亞戰(zhàn)爭等暴力沖突事件，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近年出現(xiàn)的西方國家民粹勢力興起、歐洲穆斯林移民爭端、中美貿易糾紛和土耳其危機等“現(xiàn)在進行時”事件。

預言1：中美沖突不可避免

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和多元化的。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系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那樣至關重要。

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xiàn)在的速度發(fā)展，那么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

另一方面，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fā)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一次冷戰(zhàn)。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xié)調兩國各自利益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tài)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中文版序言）

尼克松與周恩來

美國與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

在最廣泛的層面上，盛行于眾多亞洲社會的儒家精神強調這樣一些價值觀：權威、等級制度、個人權力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沖突、“保全”面子、以及總的說來，國家高于社會，社會高于個人。

此外，亞洲人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為單位來計算其社會的演進，把擴大長遠利益放在首位。

這些態(tài)度與美國人信念的首要內容形成了對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以及美國人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贊成制衡、鼓勵競爭、崇尚人權、傾向于忘記過去、忽視未來、集中精力盡可能擴大眼前的利益。沖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異。

尼克松于1994年說：“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于人權的說教顯得輕率；10年之內，會顯得不著邊際；20年之后，會顯得可笑。”

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怎樣的經濟聯(lián)系，根本上的文化差異將使二者無法同居一室。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規(guī)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fā)展的自然結果。所有其他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和蘇聯(lián)，在經歷高速工業(yè)化和經濟增長的同時，或在緊隨其后的年代里，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實現(xiàn)帝國主義。

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后不會采取同樣的做法。兩千年來，中國曾一直是東亞的杰出大國。現(xiàn)在，中國人越來越明確地表示他們想恢復這個歷史地位，結束屈辱與屈從西方和日本的漫長世紀，這個世紀是以1842年英國強加給中國的南京條約為開端的。

預言2：

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沖突將繼續(xù)上演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爾·克林頓總統(tǒng)在內，認為西方只是與伊斯蘭教極端主義暴力分子之間存在問題，而不是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存在問題。但是1400年的歷史卻提出了相反的證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關系經常充滿風暴，彼此將對方視為外人。

伯納德·劉易斯說道：“在將近1千年的時間里，從摩爾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陸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圍攻維也納，歐洲不斷處于伊斯蘭威脅之中。”伊斯蘭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過威脅的文明，而且這種情況至少發(fā)生過兩次。

一方面，沖突是差異的產物，特別是穆斯林的伊斯蘭教觀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超越并結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則持政教分離的觀念。

然而，沖突也產生于它們的相似性。這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不容易接受其他神；它們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的，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自創(chuàng)始起，伊斯蘭教就依靠征服進行擴張，只要有機會，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

“圣戰(zhàn)”和“十字軍東征”這兩個類似的概念不僅令它們彼此相像，而且將這兩種信仰與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區(qū)別開來。

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戰(zhàn)爭是第一場文明之間的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是冷戰(zhàn)最后的，決定性的勝利，是滑鐵盧之役……這場被西方人視為自由世界的勝利的戰(zhàn)爭，卻被穆斯林視為伊斯蘭的勝利。

蘇聯(lián)人最后被三個因素擊敗：美國的技術、沙特阿拉伯的金錢、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熱。

這場戰(zhàn)爭遺留下了一個不穩(wěn)定的伊斯蘭組織的聯(lián)盟，其目的在于促進伊斯蘭反對一切非伊斯蘭力量。戰(zhàn)爭的遺產還包括：訓練有素和有經驗的戰(zhàn)士、軍營、訓練場地和后勤設施，一個復雜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的泛伊斯蘭關系網，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帳的毒刺式導彈在內的大量軍事裝備。

最為重要的是，伊斯蘭從勝利中獲得了實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進一步取得其他勝利的愿望。一位美國官員1994年說：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戰(zhàn)資格從宗教和政治上看是無懈可擊的，他們擊敗了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現(xiàn)在正在對付第二個”。

預言3：穆斯林的邊界是血腥的

在所有地區(qū)，穆斯林和屬于其他文明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東正教徒、印度教徒、華人、佛教徒和猶太人——之間的關系總體上是對抗性的，他們之間大部分在歷史上的某一刻曾發(fā)生暴力沖突……沿著伊斯蘭周邊看去，穆斯林總是難以與其鄰居和平相處。

文明間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戰(zhàn)爭。穆斯林的邊界是血腥的，其內部也是如此。

伊斯蘭起源于“好戰(zhàn)的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蘭教的基礎深深地打上了這種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為一位堅強的戰(zhàn)士和高超的軍事指揮家留在人們記憶之中。（沒有人會這樣形容基督或者釋迦牟尼）……《古蘭經》和其他有關穆罕穆德信仰的陳述幾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義和實踐中沒有非暴力的概念。

好戰(zhàn)，不相容，以及與非穆斯林群體相鄰，仍然是穆斯林持續(xù)存在的特點，而且是造成整個歷史過程中穆斯林具有沖突傾向的原因。

東亞的崛起被驚人的經濟增長率所推動，而伊斯蘭教的復興是被同樣驚人的人口增長率所推動。伊斯蘭國家人口的膨脹，尤其是在巴爾干，北非，中亞，大大超過了其臨近國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穆斯林社會的人口增長率幾乎總是在2.0%以上，常常超過2.5%，有時達3.0%以上。

在整個21世紀上半葉，人們都將感覺的這一增長的影響。未來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年輕人人口多得將不成比例，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人口出現(xiàn)引人注目的激增。此外，這個年齡組的人將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并且至少受過中等教育……青年人是反抗，不穩(wěn)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歷史上，存在大批年輕人的時期往往與發(fā)生這類運動的時期重合。

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儲阿普杜拉說，對他的國家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在青年人中的興起。根據這些預測，這種威脅將持續(xù)到21世紀。

基督教主要通過使人皈依來傳布，而伊斯蘭教可以通過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來傳布。20世紀80年代基督教徒在世界上的人口比例達到約30%后穩(wěn)定下來，現(xiàn)在開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將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極高的人口增長率，將繼續(xù)急劇增長，大約在世紀之交達到世界人口的20%，再過若干年后將超過基督徒的人數，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約30%。

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資源……伊斯蘭人口增長于是成為導致沿伊斯蘭世界邊境的穆斯林和其他名族之間沖突的主要因素。

穆斯林人口的增長將成為使穆斯林社會及其鄰國不穩(wěn)定的因素。大量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將繼續(xù)成為伊斯蘭教的復興提供人力，并助長穆斯林的好勝性，軍國主義和移民。結果，在21世紀初期可能會發(fā)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續(xù)復興，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和西方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

預言4：

基督教國家一致對外有悠久的傳統(tǒng)

當雅典人向斯巴達人重新保證自己不會向波斯人出賣斯巴達人時，他們用古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為即使我們傾向于此，也有許多強有力的考慮禁止我們這樣做。首要的是，眾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燒和夷為平地，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為此雪恥，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達成協(xié)議。其次，希臘種族具有同樣的血統(tǒng)和同樣的語言，有相同的神廟和獻祭；以及我們相似的習俗；雅典人如果背叛這些將不會有好的結果。”

血統(tǒng)、語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臘人共有的東西，也是使他們區(qū)別于波斯人和非希臘人的東西。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美國既不可能統(tǒng)治世界也無法逃避世界。不論是國際主義還是孤立主義，不論是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都不能很好地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只有避免這些極端的做法，采取與歐洲伙伴緊密合作的大西洋主義政策，保護和促進大家共同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利益和價值觀，才能夠最有力地促進美國的利益。

預言5：

伊斯蘭和中華文明會一起對抗西方文明

伊斯蘭國家和中國擁有與西方極為不同的偉大的文化傳統(tǒng)，并自認其傳統(tǒng)遠較西方的優(yōu)越。

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宗教，文化，社會結構，傳統(tǒng)，政治和根植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觀念上，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從根本上來說，這兩者之間具有的共性可能還不及它們各自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敵人將產生共同的利益。伊斯蘭社會和華人社會都視西方為對手，因此他們有理由彼此合作來反對西方，甚至會像同盟國和斯大林聯(lián)手對付希特勒一樣行事。

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長和亞洲經濟增長的浪潮繼續(xù)下去，西方于挑戰(zhàn)者文明之間的沖突就將超過其他任何分界線而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在這樣的形勢下，儒教-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聯(lián)系會繼續(xù)，或許還會擴大和加深。

然而，中國方面對反西方的儒教-伊斯蘭教國家聯(lián)盟的熱情一直相當低落……中國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國家會發(fā)現(xiàn)與中國結盟符合它們的利益。

預言6：

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將在2025年解決？

人口壓力與經濟停滯交織在一起，促進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穆斯林社會移民，使移民問題成為那些社會的突出問題。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動便是歷史的發(fā)動機。

歐洲和美國能夠制止移民潮嗎？……皮埃爾·勒魯什總結到：“歷史，親緣關系和貧困使法國和歐洲注定要擠滿來自南方不成功國家的人民。歐洲過去是白人和猶太教-基督教的歐洲，將來卻不是“……問題并不在于歐洲是否伊斯蘭化，或者美國是否拉美化，而在于歐洲和美國會否成為分裂的社會。這將取決于移民的數量和他們融入在歐洲和美國占優(yōu)勢的現(xiàn)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問題可能會減輕，因為北非和中東社會的人口增長率會達到頂峰后開始下降。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壓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會大大減少。

預言7：

西方民粹主義崛起與移民問題相伴而生

西方文化受到了來自西方社會內部集團的挑戰(zhàn)。其中一種挑戰(zhàn)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們拒絕融入西方社會，繼續(xù)堅持和宣揚他們原有社會的價值觀、習俗和文化。這一現(xiàn)象在歐洲的穆斯林中最為顯著，不過他們人數不多。

它在美國為數眾多的拉美裔少數民族中也很顯著，盡管程度較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歸于失敗，美國便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并存在內部沖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潛在可能。

一個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聯(lián)合國……摒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著我們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也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美國和西方的未來取決于美國人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責任。

在美國內部，這意味著拒絕造成分裂的多元化主義的誘人號召。在國際上，則意味著拒絕要求美國認同亞洲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虛幻的號召。

預言8：

國際貿易帶來好處，但也造成沖突

經濟增長改變了國家和地區(qū)間的均勢，造成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政治不穩(wěn)定。經濟交往可以使人們互相接觸，但不能使他們達成協(xié)議。

在歷史上，它往往使各國人民更深刻地認識到他們之間的不同，令他們彼此害怕。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僅帶來了好處，而且也造成了沖突。

如果過去的經驗靠得住，那么亞洲的經濟成就將為其帶來政治陰影，即不穩(wěn)定和沖突。

美國一貫追求與亞洲國家實行預期互惠的方針，它在做出讓步時，期望這些讓步能夠導致亞洲國家做出類似讓步，……但亞洲國家往往將這種讓步視為美國軟弱的跡象，因此進一步拒絕美國的要求。這一模式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尤為明顯。

在反復出現(xiàn)的美日貿易沖突中形成了一種模式：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脅說，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就進行制裁。接著就是無休止的談判，然后雙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達成協(xié)議。協(xié)議的措辭通常是模棱兩可的，因而美國可以宣布在原則上取得了勝利，日本則可根據自己的意愿執(zhí)行或者不執(zhí)行協(xié)議。于是一切照舊進行。

與中國的沖突也大體如此。中國勉強地同意在人權，知識產權和核擴散問題上的廣泛的原則聲明，但是對聲明的解釋去與美國極為不同，并且繼續(xù)執(zhí)行他以往的政策。

預言9：無所適從的國家

土耳其，俄羅斯，澳大利亞

●土耳其：西方沒有在歐洲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凱末爾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創(chuàng)建了一個新的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他既西方化也現(xiàn)代化。在從事這項事業(yè)和拋棄伊斯蘭的歷史時，凱末爾使土耳其成為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一個在宗教、遺產、習俗和體制方面是伊斯蘭的社會，但是其統(tǒng)治精英卻決心使它成為現(xiàn)代的，西方的和與西方一致的。

土耳其為什么被忽略？而且為什么它似乎總是排在最后（加入歐盟等）？在公開場合，歐洲官員提出是因為土耳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低，而且不尊重人權。私下里，歐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認，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臘人的強烈反對，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歐洲國家不想面對自己開放邊境后可能從一個擁有6000萬穆斯林和大量失業(yè)人口的國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屬于歐洲。

歐洲官員贊同歐洲聯(lián)盟是一個“基督徒的俱樂部”……反過來，這種態(tài)度導致了“土耳其人的一個共識”，即：“西方沒有在歐洲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西方文明的精英們不接納土耳其。當這一問題懸而不決時，土耳其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公眾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緒，并開始損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親西方的傾向。

土耳其領導人常常把他們的國家描述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一座“橋梁”。。。。然而，聯(lián)結兩個牢固實體的橋梁只是一種人工的架設，而不是兩者中任何一個的一部分。當土耳其的領導人把他們的國家說成是一座橋梁時，亦委婉地證實了它是無所適從的。

●俄羅斯：幾百年來都沒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西方國家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幾年中，墨西哥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土耳其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相比之下，俄羅斯幾個世紀以來就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而且它與墨西哥和土耳其不同，它還是一種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

如果俄羅斯成為西方國家，東正教文明將不復存在。

蘇聯(lián)的崩潰又在俄羅斯人中點燃了關于俄羅斯和西方這一中心問題的爭論。

俄羅斯沒有或很少經歷過以下這些界定西方文明的歷史現(xiàn)象：羅馬天主教、封建主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海外擴張和殖民化、啟蒙運動以及民族國家的出現(xiàn)。

在其后的俄羅斯歷史中，彼得大帝成了主張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對者的撒旦。（P119-121）

●澳大利亞：和亞洲人性格不和？

亞洲國家的精英對澳大利亞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歐洲國家的精英對土耳其的接受程度。

亞洲人一般是微妙的、間接的、調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評判的、非道德的、非對抗的方式和其他人一起來追求他們的目標。而澳大利亞人是英語世界中最直截了當的、開門見山的、毫不隱諱的民族，有人可能會說他們是一個不敏感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