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近日，哈佛大學為國際學生舉行的一場電話會議，在中文社交平臺掀起不小波瀾。一所常年高舉自由主義大旗的美國大學，居然以“謹慎社交媒體發言”開場，接著警告“清空設備會更可疑”，最后直接勸伊朗人別飛波士頓，改走紐約。從警示到規避，從技術到政治，從社交媒體到國家邊界，這場本該是“開學前熱身”的簡報會，活脫脫演變成了一次“數字安全避雷訓練”。

哈佛的言辭雖謹慎，但措辭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指向一個赤裸的現實：美國政府對國際學生已不再是開放包容的教育東道，而是高科技圍墻下的移民審查者。從簽證官瀏覽你的微博、推特，到海關人員掏出手機翻相冊、查搜索記錄，一個外籍學生在美的起點已不再是課本，而是閘機，是算法，是偏見，是“你來自哪里”與“你在想什么”的雙重質疑。

而這場審查不僅是國籍問題，更是思想問題。學生反映，親巴勒斯坦、反猶太主義、貶損美國的發言可能成為紅線。這三者的定義，在美國當今政治語境中極為模糊，甚至是相互沖突的。你若發言支持“巴勒斯坦人擁有生存權”，可能就會被算法標記為“同情恐怖主義”；你若批評以色列政府，或許在某些眼中即屬“反猶”；你若說“美國雙標”，則干脆就成了“威脅國家安全”。這些邏輯不是安全邏輯，而是政治篩選的暴力前端。問題不是你說了什么，而是你被誰看到、在什么語境下被誰誤解、由什么程序自動歸類成了“高風險入境對象”。

這并非孤例。近年來，包括MIT、斯坦福、普林斯頓在內的多所美國高校，都有類似提醒流出。每次地緣沖突升級，審查就更加苛刻。比如在2023年哈馬斯與以色列沖突后，美國就有巴勒斯坦裔博士生因社交發文被拒簽。2024年伊朗核設施進展后，數名伊朗工程師入境被關小黑屋數小時。而如今，人工智能成了美國國家競爭戰略的重中之重，任何與AI相關的研究人員一旦持伊朗或中國護照，就已自帶標簽。在“科學技術無國界”的幌子下，邊境早已畫好紅線。

哈佛此次特別點名中伊兩國學生，某種程度上，是在傳達一個美國高校內部的無奈：他們仍要招收國際人才以維持科研競爭力，卻無法保障這些人才在美國不會遭遇“政治邊檢”。這才是整個問題的最深處——不是某個官員多管閑事，也不是哪位學生說錯話，而是整個美式安全機制已經演變成一個“數字獵巫系統”，將國家安全、輿論政治、技術控制與邊境執法合為一體，用行為模型+言論算法+國籍變量，在每一位入境者身上套上“潛在風險分數”。

這套系統的問題在于它高度隱形。你不知道被誰打分，不知道被哪個系統識別，不知道什么話觸線，更不知道為什么你被叫去小黑屋。哈佛的建議反而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美國邊檢的確開始將“表達”作為安全威脅的一部分進行過濾。說得更明白些，你不是因為做錯事才被查，而是因為說了“不該說的話”，哪怕是你在留學前三年的微博舊帖。

更諷刺的是，美國政府對這種行為的合法性毫不避諱。早在2019年，美國國土安全部就要求所有簽證申請人必須上交過去五年的社交媒體賬號；2020年后，CBP即獲得權力在無合理懷疑下檢查入境者的電子設備。五年賬號，加上全盤取證，意味著哪怕你早已刪除的內容也可能被云端恢復。你刪帖了？反而更可疑。你什么都沒說？系統可能更傾向認定你有“隱藏傾向”。

這是審查2.0，不再靠“審查員”，而是算法。在這個過程中，審查者不再關心你是誰，而是你在“圖譜”中的位置。你點贊了某個阿拉伯用戶？你搜索過“以色列殖民”？你在微信群里轉發了一條RT新聞？都可能成為標簽。而這一切的源頭，僅僅是你的國籍與專業。

中國與伊朗只是當前階段的“靶心”，但并不是唯一的“被審查對象”。在美國對外戰略持續泛安全化、泛技術化、泛價值化的大趨勢下，未來任何來自“非友好陣營”國家的學生都將可能進入篩查系統，尤其是那些從事“國家關鍵技術”的科研人員。問題不在于這些人是否真會泄密，而是系統是否“認為”他們有可能。這是“可能性治理”，是一種不以行為為依據的“先驗懲罰”。

更大的問題在于，這種邊境邏輯與大學邏輯本質相悖。大學是追求思想自由的空間，而邊境是篩查“思想偏差”的機器。當大學不得不提醒學生“說話要注意”“設備別清空”“繞開某機場”，這說明大學的空間已經被迫向安全邏輯低頭。哈佛的建議看似是“關懷”，其實是“自保”，是在告知學生：“我們保護不了你，只能教你如何不被發現。”

哈佛的聲明不過是個縮影。它暴露出整個西方學術圈面對國家安全機器時的無力與妥協。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當思想、言論、表達被技術手段審查，當算法替代審查官掌握邊境生殺大權，當大學在開學前夕提醒學生“別說話太直白”，這樣的國家，還配擁有“自由之邦”的名號嗎？又或者，這不過是一場權力邏輯全面收編知識體系的數字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