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川普總統將鮑威爾，現在的美聯儲主席戲稱為太慢先生時，不知道還會不會想起2017年那年，他把耶倫換下，將鮑威爾換上，并稱贊他是一位強有力、可靠且聰明的領導人時的樣子。
誰還記得2017年那時，美國國債余額剛剛突破20萬億，而到了明年年中，美債余額就有望突破40萬億。在鮑威爾掌管美聯儲的短短八年間，他和美國財政部，讓美國國債總額差不多翻了一倍，讓美債利息支付額也從一年的5千億不到，翻倍到現在的1萬多億。
即使鮑師傅今年或者明年黯然下臺，新換上來的美聯儲主席也會面臨一個痛苦的問題，他可以滿足川普總統的愿望去降息，去把賣不出去的國債統統買入，去承認穩定幣的價值。但是，如果美國通脹再起，美聯儲沒辦法再加息了，因為那時每上調100bp的利率，美國財政就要多支付4000億甚至更多的利息支出。這種財政約束構成了未來美國貨幣政策的根本性障礙。龐大的存量債務及其高昂的利息成本，意味著任何顯著的加息行動都將直接、巨量地增加聯邦預算赤字，擠壓其他關鍵支出，并進一步加劇全球金融市場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的嚴重擔憂。這迫使美聯儲在對抗通脹與維護財政穩定之間做出艱難選擇，而后者往往更具政治緊迫性。
與此同時，美國通脹再度抬頭的風險持續存在:勞動力市場雖有所緩和但依然偏緊，薪資增長粘性較強；地緣政治緊張和全球供應鏈調整帶來的成本壓力揮之不去；持續的巨額財政赤字本身就在向經濟注入需求，尤其是“大而美”法案通過的巨額赤字3.3萬億。這些因素將共同作用，使得美國的核心通脹可能頑固地高于美聯儲原本設定的2%的目標。而一旦通脹預期脫錨，控制難度將急劇上升。
更關鍵的是，諸多結構性因素正推動美國的“自然利率”逐步高于歷史水平。人口老齡化和川普總統盲目的驅逐非法移民將抑制勞動力供給增長，AI前景未明，川普總統又放棄初見曙光的新能源使得生產率提升緩慢，龐大的政府債務本身就需要更高的風險溢價，而他所推崇的制造業回歸和大幅提升軍事能力均需大量資本的投入，這些都將共同抬高維持經濟供需平衡所需的實際利率水平。自然利率中樞的上移，意味著即使通脹回歸目標，政策利率也需維持在相對高位才能實現中性立場。
然而，正是這需要維持的較高利率水平，與天文數字的債務及其利息負擔形成了無法調和的矛盾。面對如此困局，美國未來的政治壓力將空前巨大。無論誰作為繼任者入主美聯儲，在這種財政主導的格局下，美聯儲獨立制定貨幣政策以穩定物價的核心使命將被迫讓位于管理政府債務的財政需要。
后面可預見的是美聯儲為抑制通脹而大幅加息的政策空間實質上已被債務大山鎖死。當央行不得不優先確保政府能以可承受成本融資時，其獨立性已名存實亡。這標志著“美國例外論”的一個關鍵支柱——即擁有強大獨立央行以維持幣值長期穩定的終結。美聯儲將不再是通脹的堅定守護者，而是淪為龐大債務機器的侍從。
所以，再見，鮑師傅；再見，美聯儲。一個百年輝煌的時代，就這么輕易又沉重的翻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