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中國還處在百廢待興的關鍵時期。

也是那一年，周總理出訪外國，回來后卻親自下達電訊，尋找一個編竹子的篾匠。

他究竟是誰？一個篾匠為何讓總理如此看重？

異國驚鴻一瞥

1952年，巴拿馬是周總理此行的目的地。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外交先鋒，周恩來總理此行肩負重任，代表國家參與國際事務，推進新中國與世界的交流。

那時的他日理萬機，步履不停，卻依舊保持著對生活細致入微的觀察力。

一次例行參觀，卻成為他此次出訪中最為意外的一段故事。

那天，巴拿馬一座展覽館內，周總理在當地陪同人員的引導下，走進了一處以民間手工藝為主題的展廳。

館內陳設各色手工藝品，琳瑯滿目，在個角落，一床蚊帳靜靜地掛在木架之上。

不過可那不是尋常所見的棉紗制品，而是由極細的竹絲編織而成，細密到幾乎和絲綢差不多，通透柔和，紋理勻稱清晰。

周總理駐足良久，伸手觸摸那一縷縷細若游絲的竹絲。

“如此精巧之物，出自何人之手？”他側頭問道。

身旁的外國友人微笑著回答：“這就是你們中國來的，一位中國篾匠的作品。”

此言一出，周總理當場愣住了，眼中透出難以掩飾的自豪之色。

在那個剛剛走出戰亂、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每一份沉淀自民間的技藝，都是國家文化自信的基石。

尤其像這樣能讓外國人為之稱道的工藝作品，更是一種向世界傳達“中華之美”的方式。

周總理當即記下這床蚊帳的細節和來歷，此人，必須找到。

回國之后，他并未將此事束之高閣，而是親自發出一紙電訊，廣而告之，全國各地協助查找這位竹絲蚊帳的制作者。

在那個尚未通行互聯網與現代通訊的年代，這樣一紙電文的背后，是周總理對傳統技藝的珍視，是對民間手藝人尊嚴的喚醒，更是對文化傳承的莊重宣告。

老百姓們也積極響應，把聽聞的、見過的、哪怕是傳說中的高手都一一上報。

那是一場沒有獎金、沒有競賽的尋人風潮，卻帶著一種“不能讓好手藝埋沒”的堅定熱情。

最終，消息傳到了湖北廣濟縣...

竹藝奇才

章水泉生于1892年，出生的那天，正值廣濟武穴大雨滂沱。

他的父親章桂和，是個手藝平平的篾匠，靠著打制方竹椅，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溫飽。

祖上幾代人都靠竹子吃飯，卻沒一人靠這門營生翻身致富。

因著這般現實的苦楚，章桂和早早在心里打定主意。不能讓兒子再做這行。

他希望兒子能跳出這條代代篾匠的死巷子，哪怕出去討口飯吃，也別再被“竹子節節高，篾匠代代窮”的俗語纏上一生。

可章水泉偏偏就是那“不聽話”的孩子。

待父親出門買菜或短暫歇息，他便偷偷拿起竹刀和粗竹條，躲進后院練習。

幾次下來，被父親撞見。

那年，他不過八歲，第一次挨了狠狠一頓打，但那頓打沒打疼他的心，反倒點燃了他對竹藝的更深執念。

白天父親不讓動，他就晚上偷著干。

油燈太貴，點不起，他便趁著月色躲在院中練，十指扎得通紅，膝蓋跪得烏青，但他從未叫一聲疼。

日復一日，他編出來的竹椅，不僅模樣像樣，連街坊鄰里也開始點頭稱贊。

最終，章桂和嘆了口氣，將兒子正式收入門下。

章水泉的悟性極高，而且不像父親那樣拘泥于傳統樣式。

不同竹材的韌性不同，他就開始嘗試將硬竹、紫竹、毛竹搭配使用。

他也不再滿足于方竹椅、篾籃子等常見物件，而是開始琢磨如何將傳統雕刻、榫卯工藝融入竹藝制作。

他還創新性地引入“煎竹”工藝，將處理好的竹條放入沸水中煮煎，待其冷卻干燥后再雕再編。

這樣制作出來的竹器，不僅色澤溫潤、形態自然，還能防蟲防裂、堅固耐用。

他的工坊漸漸聚攏起越來越多的顧客，章水泉的“章泰和”牌竹器也開始小有名氣，甚至被街頭茶館、學堂書房頻頻訂購。

有人勸他多收幾個學徒擴展規模，他卻擺擺手道：

“手藝是慢出來的，不是趕出來的。”

他更是守口如瓶，從不輕易傳授技藝。

他說得直白：“這飯碗，是我用血汗換來的。”

在那個匠人社會地位低下、靠手藝維持溫飽的舊年代，他的謹慎不過是一種自保方式。

就是這樣一個自學出身、未曾名師指導的竹匠，用雙手詮釋了什么叫“竹藝之精、鬼斧神工”。

總理那日在異國他鄉所見的蚊帳，正是這段深埋于歲月中的“奇才”用汗水與智慧編就的驚鴻一瞥。

懷璧其罪

1915年，武穴鎮街頭巷尾卻忽然傳來一樁喜訊：

“章水泉的竹椅，在巴拿馬得了大獎！”

人們紛紛趕往“章泰和”竹器鋪一睹那傳說中的“得獎之椅”。

可在鋪子后院，章水泉卻面無喜色。

他不是不高興，而是太明白自己處境，貧寒的身子骨，難擔名聲帶來的重量。

獎項來自遠在大洋彼岸的展覽會，那把花竹椅，是鎮上商會會長順手帶走參賽的。

他不過是個被順帶提及的名字，一個“竹匠”而已。

果不其然，不久后，國民黨農商部發來了一紙獎狀，蓋著鮮紅的大印，字跡清晰，鄭重其事。

但那張紙，卻成了章水泉噩夢的起點。

頒獎的那天，商會會長帶著幾名隨從，一邊敲鑼打鼓，一邊大搖大擺地走進他的小鋪。

表面是“祝賀”，實則是“索椅”。

“你得了獎，該給大家沾點喜氣吧？”

一番言語后，對方便不容拒絕地挑走了數把竹椅。那些都是章水泉趕制數月的心血之作，可他只能賠著笑，拱手相送。

敲鑼的隊伍剛走，鋪外又聚起一批乞丐，他們眼盯著獎狀，一邊喊“得了獎，大喜臨門”，一邊討要“喜錢”。

章水泉口袋空空，不得不臨時四處借錢，湊出幾串銅錢分給眾人。

錢不夠，一人還嫌少，鬧得門前喧鬧不堪，鄰里雖然覺得不值，卻也無力相助。

最叫他心寒的，是那些打著“欣賞工藝”的旗號前來的軍官和地方官。

他們一進門，就指著貨架上的竹器問：“這個是得獎的吧？送我一個。”

說得云淡風輕，卻沒有人提起付錢的事。

在那個黑白混雜的舊時代，工匠沒有尊嚴，匠心沒有護身符。

章水泉每日里應對討債、送禮、哄官、避事，疲于奔命。

原以為獲獎能稍微改善家境，卻反倒欠了一身債，連日常吃飯都愈發困難。

可最讓他痛心疾首的，還是他的女兒。

他唯一的女兒，自幼體弱多病，一次高燒不退，村醫說必須送到鎮上醫院才能救命。

但他實在無錢沒他抱著女兒奔走呼救，求了幾位“曾受他恩惠”的“官人”借點銀兩，卻無一人伸出援手。

那一刻，他終于明白，獎項救不了命，獎狀也填不飽肚子。

女兒最終還是閉上了眼，他抱著她細瘦的身子，一夜未眠。

從那以后，他開始抗拒談“獎”。

有一天，一個村官帶人來“參觀”他那張獎狀，指指點點，說要請人把它掛在鄉政府門口“為民爭光”。

章水泉當場臉色一沉，轉身回屋，片刻后出來，手里拿著一把小刀，“咔嚓”一聲，將那張獎狀撕成兩半，扔進火爐中。

這一舉動很快傳遍鎮上，有人說他瘋了，有人說他傲，也有人暗暗嘆息：

“懷璧其罪，原是這樣。”

此后多年，他依舊日夜操勞，做工從不懈怠，可不再提“得獎”二字。

“竹子不爭不言，長在節節上。”這句話，最終還是應驗了。

舊社會殘酷地碾壓了他的人格，卻沒能壓垮他對工藝的信仰。

那時的他，仍不知道，數年之后，那床蚊帳將成為他人生轉折的鑰匙。

現在的他，只是一個背負獎狀之殤的落魄匠人，在屈辱和悲涼中，倔強地繼續生活下去。

一紙電令改命運

1952年，湖北廣濟縣的一間陳舊瓦房內，章水泉正在給一張竹椅最后一道打磨。

他沒有意識到，幾千里之外，北京中南海里的一紙電令，正悄然改變著他的命運。

周總理從巴拿馬歸來后，念念不忘那床如紗似綢的竹絲蚊帳。

他曾在會議間隙提起：“如此精巧細致，非大匠不能為之。”

當得知這竟是中國人所制時，他不禁感慨：“我們自己的寶貝，不能讓它沉寂。”

不久后，一道電訊以總理名義傳遍全國各地，指令各省協助尋找此物的作者。

這不是一紙尋人通告，而是國家對工匠精神的禮贊。

消息傳到湖北省委，層層轉至地方政府，接著調查人員連夜趕到武穴小鎮，走進那間遍布竹屑與篾刀的鋪子，看到了已經花白頭發的章水泉。

“您是章水泉同志嗎？”來人試探著問。

章水泉放下竹刀，望了他們一眼，點點頭。

對方亮出文件，說：“周總理點名找您，說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一時間，章水泉怔住了，他沒想到，那雙只為生計勞作的手，會被國家的領導人所關注。

他只是一個做慣粗活的老匠人，突如其來的“重視”，讓他不知所措，半天只說出來一句：“我……還能做點事。”

后來，省委派人專程將他接到武漢，給予了最貼心的安排，不僅為他蓋了一所新居，還每月發放固定工資。

他再也不用為飯錢發愁，再也不必擔心“得獎”的代價，他可以大大方方的收徒傳藝，不讓這門竹藝斷了根。

從此，章水泉不再是街頭巷尾默默無聞的“竹匠章老頭”，而是“人民藝術家”。

他第一次站上講臺，第一次面對鏡頭，第一次以“藝術家”的身份，被社會肯定、被歷史銘記。

而他自己也從未停止創作。

1954年，章水泉設計出一堂全竹家具，桌椅屏風皆為竹構，輔以竹絲嵌臘梅、桃花，典雅而不媚俗。

作品被送往北京人民大會堂，陳列在湖北廳。

這一堂家具，既可供貴賓落座，又堪為藝術珍品。

每當有外賓在廳中落座，無不驚嘆：“這真是竹子做的？怎會如此牢實又精巧？”

更高的榮耀還在后面，章水泉的竹藝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人民畫報》《大公報》以及蘇聯《真理報》等十五家報刊雜志上，甚至被拍成紀錄片。

那個曾因“獎狀”而負債累累、女兒病逝的老匠人，如今成了新中國文化復興的象征。

每逢節日，周總理都會派人慰問，或親自來電問候：“章水泉同志身體可好？”

他接電話時總是激動得聲音顫抖，“我很好，總理好嗎？”

這是他人生里最珍貴的對話。

后來，他去世了，可他的名字，寫入了地方史志，他的作品，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他的一生，從篾匠到大師，從“被掩埋”到“被敬仰”。

那一紙由總理簽發的電令，也如同一縷春風，喚醒了沉睡已久的竹魂，照亮了萬千手藝人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