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閩西龍巖城熱浪翻滾。四十多名紅四軍代表擠在公民小學教室里，爭論聲震得土墻嗡嗡作響。前敵委員會職權該有多大？主席堅持“黨領導一切”，留蘇歸來的中央特派員劉安恭主張分權制衡。

投票結果令人意外：主席沒選上前委書記，而28歲的政治部主任陳毅頂替了這個位置。看著主席挎包袱離場的背影，陳毅沒料到這事會成為他二十年的心結。

紅四軍隨后陷入被動。在競選后的三個月里，部隊在閩粵邊境連受挫折。9月開八大時，朱德和將領都在建議：“必須請毛委員回來”！此時陳毅已在去上海的路上，他向中央承認：“我兩次代理前委書記，都放任極端民主化，實在扛不起這副擔子”。

上海新閘路的石庫門里，油燈照著周恩來緊皺的眉頭。聽完匯報，他提筆寫下《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史稱“九月來信”說得明白：“軍隊中每件事都先交支部討論，是極端民主化”。信里舉南昌起義為例，非黨員的總指揮賀龍，在前委書記周恩來指揮下照樣聽黨的話。

陳毅揣著信連夜往回趕。11月26日，他在汀州碼頭迎著寒風緊握主席的手。古田村的冬夜，松明火把映著百余名代表的臉。紅四軍九大決議敲定兩件大事：主席重掌前委書記，“黨指揮槍”從此刻進人民軍隊的骨髓。會場炭盆留下的焦痕，至今烙在廖氏宗祠的地面上。

1943年深秋，新四軍軍部會議室火藥味濃重，代政委饒漱石翻出舊賬：“你在紅四軍七大排擠主席，如今又對抗中央！”電報直發延安，列出陳毅十條“問題”。警衛員看見陳毅獨坐塘邊，油燈亮到天亮。主席從延安捎來親筆信：“凡事忍耐，此政治家必修之課”。這道舊傷疤，直到十年后“高饒”才徹底結痂。

1948年11月6日天未亮，華東野戰軍四十萬大軍撲向徐州。按中央定下的小淮海作戰方案，代司令員粟裕帶著華野單獨解決黃百韜兵團，中野在西邊打配合。兩支大軍各自向軍委報告，不用聯合指揮。

但戰局十天內大變。國民黨把八十萬兵力縮到徐蚌地區，“小淮海”瞬間變成戰略決戰。11月16日凌晨，中央急電成立總前委。電文初稿只寫三人：劉伯承（中野司令員）、陳毅（華野司令員兼中野副司令）、鄧小平（中原局書記），粟裕和譚震林的名字是后來補上的。

永城小李莊的土屋里，總前委指揮所徹夜通明。黃維兵團被圍在雙堆集時，劉伯承手指敲著地圖：“得吃一個（黃維），挾一個（杜聿明），看一個（李延年）”。鄧政委當即口述命令：“調華野七縱、十三縱連夜增援”！粟裕回電就八個字：“華野部隊堅決服從”！當時中野不足十五萬人，華野卻抽出五個縱隊加炮兵縱隊，送去兩百多萬發子彈。

12月17日晨霧里，五位委員聚到蔡凹村農家院。土墻掛著淮海戰區圖，劉伯承竹杖點向長江：“打完這仗就過江”！在粟裕匯報完殲滅杜聿明集團的計劃，總前委全員通過。兩天后，劉伯承、陳毅帶著方案直奔西柏坡，這份戰地決議后來成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的底本。

回溯1927年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已是軍隊指揮核心。周恩來擔任前委書記時，非黨員的起義總指揮賀龍照樣聽黨指揮。1930年中央軍委頒布《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白紙黑字寫明“前委為紅軍最高領導機關”，握有指揮部隊、任免干部的絕對權力。

1947年華東野戰軍成立，前委名單必須經中央批準才能生效。淮海戰役期間，中野司令部同時掛著總前委的牌子。作戰參謀記得電文抬頭差異：鄧小平起草文件寫“報軍委，發華野、中野各縱隊”；粟裕來電標注“報總前委并軍委”。

遵義會議后毛主席重掌紅軍前委，過草地時叮囑挑夫：“印章會議記錄比槍緊要”。1935年8月，兩名戰士為搶救裝文件的鐵皮箱陷進沼澤。1948年打錦州，林彪簽署命令總用“前委書記”頭銜。淮海戰役最緊張時，總前委三常委在永城同睡草鋪。陳毅見鄧小平半夜看地圖，提醒他：“前委書記病倒要誤大事！”雙堆集決戰前夜，三人共用熱水泡腳，劉伯承笑道：腳暖了，決心更穩當。

1950年志愿軍入朝，彭德懷以黨委書記簽發的首道命令強調：“重大方案須經黨委決議”。副司令鄧華部署戰役時特意說明：“穿插熙川是黨委集體表決結果”。1979年南疆戰事，許世友給中央電報落款始終是“東線前委”。南京軍區檔案館存著粟裕《淮海戰役始末》手稿，其中三頁詳述：“重大作戰方案都經總前委審定，這是我軍鐵打的制度”。

1961年冬，陳老總重訪古田會議舊址。手指撫過主席舊居的木桌，他對隨行人員說：“決議通過那夜，油燈差點熬干。這燈火照了三十二年，從閩西照到南京總統府”。當年起草決議的煤油燈，如今靜靜陳列在紀念館，燈座油漬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