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到上海視察工作，陳毅同志作為上海市長，自然是全程陪同。

毛主席視察江南造船廠工作時，在陪行人員的隊伍中，捕捉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王范同志？”王范連忙上前，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接著詢問他在哪里工作，家中情況如何，王范對毛主席的問題一一做了回答。

陳毅風趣地說道：“他現在是上海的包打聽呀!”毛主席笑了起來，說道：“現在是紅色包打聽！”接著對身邊的隨行人員說道：“王范同志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敵特，立大功，受過中央的表彰！”王范立馬表態道，請主席放心，會繼續為黨和國家貢獻自己力量。

可誰能想到，就是這么一位被毛主席、陳毅都信任的“包打聽”，沒過多久竟遭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這場風暴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會導致他選擇了寫下絕命信，吞槍自盡呢？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原本熱鬧的街頭突然安靜下來，從前敢在茶館里議論時局的窮苦人，如今都縮著脖子低頭走路。

也就是在這樣的血雨腥風里，二十來歲的王范參了軍。1930年，他正式加入紅十四軍，一支由農民、工人還有學生組成的隊伍，槍桿子握在窮苦人手里，專門跟欺男霸女的土豪劣紳較勁。

隨著紅十四軍的隊伍越來越壯大，國民黨坐不住了。他們調來了重武器來"清剿"，可我們的紅軍缺槍少彈，好多戰士連子彈袋都是用破布縫的，一顆子彈要當兩顆用。

在一次戰斗中，王范與隊友打散了。沒辦法，他只能一個人摸黑上了路。走走停停，也不敢隨便打聽組織的下落。就這么走了整整二十三天，來到了上海。

那時候的上海，一邊是霞飛路的霓虹燈照得人眼暈，一邊是閘北的貧民窟。王范找不到組織，也找不到熟人，只能去碼頭當苦力。他每天天不亮就得去扛貨，麻包、木箱、鐵桶，晚上睡在碼頭附近，他想著先養活自己，才能慢慢尋找組織。

于是，往后的日子，只要下了工就去茶館聽人議論，在弄堂里跟修鞋匠、賣報的孩子搭話。可那時候的上海，特務比耗子還多，好幾個月了都一無所獲。

就在他快絕望的時候，一個念頭突然冒了出來。他每天在碼頭上干活，總能看見巡捕房的巡捕在街上晃悠。巡捕房在街上巡邏，認識的人多，消息也廣，要是能混進巡捕房，既能養活自己，還能掩護自己打聽組織消息。

就這么樣，王范憑著自幼習武的本事，當上了巡捕。他一邊巡邏，一邊留意著各種消息。可租界的巡捕房名義上是維護治安，實際上就是給洋人當爪牙。

頭天上班，他就看見個中國車夫因為撞了外國太太的寵物狗，被巡捕拖到崗亭里打。那車夫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巡捕老爺，我給您賠錢，求您饒了我吧！"可那巡捕抄起警棍就往他背上砸，嘴里還罵罵咧咧的。王范看得熱血上涌，拳頭攥得咯咯響，旁邊的老巡捕趕緊捅了捅他："別管閑事，這是洋人的規矩。"王范咬著牙，指甲幾乎要嵌進肉里，可他還是忍住了——他想起自己來的目的，要是現在沖動，別說找組織，連命都得搭進去。

從那以后，王范變了個人。他每天按時巡邏，見著巡捕頭頭就笑，見著洋人也點頭哈腰，可心里恨得直咬牙。他開始琢磨怎么跟同事搞好關系，怎么在巡捕房里立住腳。他主動幫老巡捕打水、擦桌子，休息的時候請他們喝大碗茶，慢慢就跟幾個中國巡捕混熟了。

有回他在巡捕房里聽到兩個洋巡捕聊天，說要抓一個姓李的地下黨，住在蘇州河北邊的小閣樓里。王范心里"咯噔"一下——那個姓李的，他好像在碼頭見過，是來找工人的！當天晚上，他借口巡邏，摸到了蘇州河北邊，果然在一棟破樓里找到了那個姓李的。那人正借著月光寫傳單，聽見動靜嚇了一跳，剛要跑，王范趕緊說："別怕，我是自己人。"

王范幫助那位同志逃走以后，將自己的身份告訴他，請組織核查。后來，王范跟著姓李的同志去了一個秘密據點，終于重新接上了組織關系。

1930年，地下黨交通員白某的叛變，像顆投入深潭的炸彈，在組織內部掀起了驚濤駭浪。

白某這人，早年間也是窮苦出身，跟著黨組織在上海做交通聯絡，送過密信、掩護過同志，誰能想到他會栽在"色"字上？

原來這兩年他在法租界霞飛路一帶混得熟了，仗著自己現在"混得好"，漸漸就起了歪心思。每天晚上都要往妓院、舞廳跑，有時候甚至白天都敢在外面鬼混。王范盯了他三天，算是摸透了規律：每逢單日，白某準會去四馬路的一家"云裳樓"，說是談生意，實則是找相好的。

這天夜里，寒風卷著煤煙味往鼻子里鉆，王范邊哈著白氣巡邏，邊盯著白某去的"云裳樓"。等到深夜，白某才喝的醉醺醺的從里面出來。

王范則繼續在附近巡邏，還時不時故意跟攤主聊兩句。等他轉過彎兒，才慢慢跟了上去。不過他沒急著動手，先繞到那男人可能回家的路上。

再說那白某，從云裳樓出來時腳步都發飄，嘴里哼著歌，伸手去摸口袋里的香煙，卻摸了個空。他正想掏火柴，突然覺得后腰一涼。王范不知啥時候站在了他身后，手里拿著刀，月光下泛著冷光。

"白同志，這么晚還沒回家？"王范的聲音不高，可每個字都像小錘子似的敲在白某心上。白某轉過臉，臉上的笑瞬間僵住。他想跑，可腿肚子直打顫。王范往前湊了兩步，一字一句的說："你出賣的同志里，有個女學生才十七歲，你不配活著！"白某嚇得直接跪了下來，褲襠濕了好大一片。那天夜里，白某斷了氣。

1930年11月初，他通過組織的考驗，正式恢復了黨組織關系，還被組織任命為四馬路巡捕房的地下黨支部書記。那時候，他巧妙利用自己巡捕的身份作掩護，悄悄配合周恩來、陳賡領導的中央特科開展工作。

王范一方面盯著外部的敵人動向，另一方面仔細甄別隊伍里的隱患，揪出了好幾個混在革命隊伍中的內奸和叛徒，在隱蔽戰線上為組織立了不少功勞。

1932年4月。這天王范巡邏完回到閘北的宿舍，剛推開門，就聽見"咔嗒"一聲——門從外面反鎖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剛要喊，就沖進來四個大漢，是國民黨的特務。

接下來，王范被關進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的看守所。特務們先是拿皮鞭抽他的背，竹簽子扎他的手指，后來又把他吊在梁上，用冷水往頭上澆， 王范咬著牙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

審訊室的門"吱呀"一聲開了，走進來個戴眼鏡的男人，瘦得跟根竹竿似的。"王范，你看看我是誰？"叛徒裝模作樣地問。王范瞥了他一眼，突然指著他的鼻子罵："好你個混蛋！上個月你當眾調戲婦女，被我教訓一頓，懷恨在心，就想著誣陷我是共產黨？"叛徒結結巴巴地說："你...你別胡說！"王范轉向旁邊的特務："長官，不信你問問他，知不知道我就什么名字？"叛徒站在那兒直打哆嗦，他只見過王范一面，肯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叛徒說不出來，特務也拿不出別的證據，又不愿失了臉面，只能給王范安了個"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押往南京的中央陸軍監獄。剛進到監獄的時候，王范天天在牢里喊"冤枉"，還說要跟看守拼命。同牢房的難友都勸他："小王，別鬧，保存體力要緊。"可他哪里聽得進去？

好在監獄里有規矩：犯人要是肯干活，能減點刑期。王范身子骨結實，獄卒就讓他去伙房挑水、掃院子。通過這種方式，王范慢慢跟同監的陳同生、陶鑄搭上了話。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共兩黨再次攜手合作，1937年8月，經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與國民黨當局交涉而獲釋。

延安破大案

王范到了延安之后，組織上把他安排到了陜甘寧邊區的保安處工作。保安處主要負責維護邊區安全、揪出隱藏的敵人。王范一到這兒，很快破獲了好幾起影響重大的案件。要說最出名的，還得數那起震動整個邊區的"漢中特訓班"案子。

1939年，國民黨表面上跟共產黨談和，背地里卻沒少使絆子。他們憋著一肚子壞水，琢磨著怎么從內部搞垮革命力量。后來想了個辦特訓班的招，所謂"漢中特訓班"就是他們專門挑些心思活泛、能鉆空子的人去培訓。培訓內容就是給他們灌輸反動思想，教他們怎么打探消息、搞破壞。等這些"學生"學得差不多了，國民黨就把他們撒到全國各地，讓他們藏起來刺探共產黨的情報，搞破壞工作。

這些特務有的裝成普通農民，在村里幫著種地干活，趁人不注意記點情報；有的混進工廠當工人，借著上下班的機會觀察工廠動向；更絕的是，連一些地方的區政府、縣委機關里都有他們的人。這些人表面上支持革命，跟著喊口號，背地里卻偷偷往國民黨那兒送消息。

當時王范已經是保衛處的副部長了，聽說有這么個棘手的案子，他二話不說就接了下來。他心里清楚，這可不是普通的抓小偷，這些特務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反偵察能力不弱，而且藏得那么深，找起來就跟大海撈針似的。他立馬牽頭組建了一支偵查小隊，帶著隊員們一頭扎進了調查里。

那陣子，王范帶著人幾乎跑遍了陜甘寧邊區的角角落落。他們白天挨家挨戶走訪，跟老鄉們拉家常，聽有沒有陌生人打聽這打聽那；晚上就蹲在辦公室里整理線索，把收集來的零碎信息一張張紙攤開，拼來拼去找規律。有時候為了核實一個線索，他們要翻山越嶺跑幾十里路；有時候剛摸到點門道，特務這邊又斷了線，只能從頭再來。但王范帶著隊員們咬著牙堅持，一點一點往前推進。

慢慢的，線索開始多了起來。有人反映，最近村里來了個"貨郎"，總在傍晚時候挨家賣針頭線腦，可從來沒見他補過襪子、修過鍋；有人說，區政府有個文書，最近總往村外跑，說是去親戚家，可從來沒見親戚來走動；還有人說，有個外來教書先生，上課總愛打聽村里有幾戶人家、槍桿子放在哪兒......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王范都讓隊員們記在本子上，然后一條一條比對。

經過幾個月的摸排，他們終于鎖定了目標。這些特務雖然在各地偽裝得很好，但說話口音、行為習慣總跟本地人不一樣；他們表面上裝得老實，可一接觸核心問題就露馬腳；更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聯絡方式非常隱蔽，有時候用暗號，有時候用特定的物品傳遞消息——這些細節，都被王范的偵查小隊一一抓住了。

抓捕行動開始那天，王范帶著人兵分幾路，悄悄摸到了特務們的藏身之處。有的人還在睡夢中被叫醒，有的人剛想銷毀證據就被按住了。等把所有特務都集中起來一審，才發現他們里頭有農民打扮的、工人模樣的、甚至還有穿長衫的文化人，原來國民黨為了滲透，真是把什么都想到了。這些人交代了自己的任務：有的負責刺探部隊的兵力部署，有的負責監視地方干部的活動，還有的準備找機會破壞邊區的糧食運輸線。要不是王范他們及時破案，這些陰謀要是得逞了，邊區的安全不知道要出多大亂子。

這起案子破得這么漂亮，王范的本事可算露了大臉。消息傳到毛主席那兒，毛主席特意把他叫過去談話，王范同志，你這次干得漂亮！咱們跟敵人斗，不光要正面打，背后也得防。你這是給咱們的革命隊伍清了蛀蟲，是功臣！不光毛主席表揚，邊區政府還專門給他頒了個"鋤奸模范"的獎章，這可是當時邊區最高的榮譽之一，好多人都羨慕得不行。

要說王范的本事，可不光在破案上。那時候邊區經常開各種會議，討論怎么建設根據地、怎么支援前線。有一次毛主席親自來陜甘寧邊區開會，會議開得很順利，可散會的時候出了個小插曲。參議員們聽說主席要走，都圍上來熱情地送，有的拉著手說話，有的往主席手里塞自家種的棗子，氣氛特別熱烈。可就在這時候，有那么兩三個人不識趣，拽著主席的胳膊不松手，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把主席都給纏住了。

王范當時就在旁邊，一看這情況不對，趕緊擠過去。他臉上帶著笑，說話卻很干脆："各位代表的心意我都明白，主席對咱們老百姓的事兒從來都掛在心上。不過今天主席還有重要的行程，咱們有什么問題，等下次開會的時候，我陪著大家一起跟主席匯報，成不？"他這話既給了面子，又把事兒說明白了，那幾個人一聽，也不好再糾纏，只好松開手。毛主席趁機脫了身，臨走前還朝王范點了點頭，意思是對他處理得挺滿意。

除了破案，王范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帶新人。那時候邊區急需情報方面的人才，保衛處就辦了個訓練班，專門培養能搞偵查、會反特的干部。王范不光是副部長，還兼著這個訓練班的支部書記。他別的不說，就這兩把刷子：經驗足、人親切。別看他是領導，上課的時候從來不擺架子，跟學員們坐一塊兒，有啥說啥。

講情報分析，他能拿著實際的案例，一條一條拆解："你看這個情報，說'某村今晚有軍隊經過'，那得先問清楚，是多少人？什么武器？幾點出發？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光這么一句，根本沒法用。"講偽裝身份，他就舉自己的例子："有回我扮成貨郎，挑著擔子走山路，碰到敵人盤查，我就跟他們聊家常，說'家里孩子病了，出來買點藥'，還故意把擔子里的針頭線腦翻出來給他們看，敵人一看就是個普通小商販，就放我走了。"

他講的東西，不光實用，還特別有意思。學員們聽著聽著，就跟著他的思路走了。有時候課講完了，下課鈴都響了，還有學員追著他問："王部長，您以前破'沈之岳案'，中間還有啥有意思的事兒沒講？""您跟敵人周旋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過特別驚險的情況？"王范也不藏著掖著，就把當年怎么摸線索、怎么蹲點守候、怎么跟特務斗智斗勇的故事講給他們聽。這些故事比小說還精彩，學員們聽得眼睛發亮，直拍大腿說"過癮"。

擔任公安廳副廳長

1945年抗戰勝利后，王范被調往熱河省公安廳擔任副廳長。眼前的熱河雖已解放，由中共接管，但國民黨殘余勢力和當地土匪勾連成網，百姓剛見著的太平日子，隨時可能被攪個稀爛。

"王廳長，您看這封密報。"年輕的文書捧著一沓文件湊過來。王范接過來掃了兩眼，眉頭立刻擰成了疙瘩："國民黨熱河特務頭子跟圍場縣的'黑龍會'勾上了？張奎武那伙人又在招兵買馬？"他說的"黑龍會"，是當地出了名的土匪窩，頭目張奎武外號"黑龍"，早年間靠打家劫舍起家，后來趁亂收編了不少散兵游勇，槍桿子足有上千條

王范捏著密報的手緊了緊。他知道，在這種節骨眼上，哪怕漏掉一根土匪的槍桿子，都可能釀成大禍。王范帶著幾個老偵查員攤開地圖，用紅筆在圍場、隆化、灤平幾個縣的位置畫了重重的圈："張奎武的活動范圍主要在圍場一帶，但他最近頻繁派人去承德城，八成是在跟國民黨特務接頭。咱們派人盯著縣城里的糧店、布莊，還有藥鋪，土匪要囤貨，這些東西肯定少不了。"

接下來的三個月，熱河的土地上展開了一場無聲的較量。王范帶著戰士們喬裝成貨郎、長工、教書先生，走村串戶收集線索。有的同志扮成說書人，在茶館里故意講"官府剿匪"的故事，觀察聽眾的反應；有的深夜蹲守在土匪可能出沒的山路上，用望遠鏡記錄可疑人員的動向。

有回，一個老鄉來報案，說自家地窖藏了袋糧食不翼而飛。王范蹲在地窖口聞了聞，發現糧食袋上有股淡淡的火藥味——這是土匪常用的偽裝手法，把槍支藏在糧食袋里運輸。順著這條線索，他們順藤摸瓜，在圍場縣的一處廢棄礦洞里，挖出了兩百多支步槍和成箱的子彈。

眼瞅著就要端掉"黑龍會"的老巢，卻傳來了新情況：張奎武為了擴大勢力，竟派人去聯系國民黨正規軍，打算里應外合攻占承德。王范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把地圖往桌上一鋪："張奎武這伙人現在有三個據點，最大的在半截塔村。咱們不能硬攻，得用'引蛇出洞'的法子。"他指著地圖上的幾個點："派小股部隊在半截塔周圍設伏，再找幾個可靠的村民假扮成送糧的，把土匪引出來。等他們進了包圍圈，咱們再關門打狗！"

行動那天，天剛蒙蒙亮。幾個穿著破棉襖的農民挑著糧擔從村里出來，故意走得很慢。藏在山梁后的土匪遠遠望見，領頭的扯著嗓子喊："老鄉，等等我們！"十幾個土匪扛著槍跟了上來，還以為是送糧的隊伍。等他們走進伏擊圈，王范一聲令下，槍聲頓時響徹山谷。土匪們慌了神，抱著槍亂跑，可哪里跑得過訓練有素的戰士？不到一個時辰，除了幾個漏網的嘍啰，大部分土匪都被堵在了山溝里。張奎武躲在石縫里，被戰士們逼了出來，五花大綁地押回了縣城。

這場戰斗徹底拔掉了熱河地區的"毒牙"。消息傳開后，那些原本還在觀望的小股土匪紛紛繳械投降，百姓們敲著鑼鼓上街慶祝。

護送毛主席去北平

1949年，一場關乎黨和國家命運的重要轉移已在悄然籌備。這一年年初，時任熱河省公安廳廳長的王范接到了一項特殊使命——根據中央社會部的緊急調派，他要從承德趕往西柏坡，參與黨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遷平安保工作。

此時的北平雖已和平解放，但剛從國民黨統治下接過這座千年古都，城里仍潛藏著不少敵特分子和殘余勢力，街頭巷尾暗流涌動。黨中央即將從西柏坡遷往北平，這是建立新中國的關鍵一步，領導人的人身安全容不得半點閃失。

王范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他不僅要為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鋪就一條安全的"進京之路"，更要為黨中央在北平站穩腳跟筑牢第一道防線。

抵達西柏坡后，王范立刻投入到緊張的準備工作中。他的第一項任務是先去北平偵察潛伏敵情。那段時間，他帶著幾名精干的公安干警，幾乎把北平城翻了個遍。白天，他們混在趕集的百姓中觀察動靜；夜晚，就蹲守在茶館酒肆聽人閑聊，收集各種零散信息。

除了摸排敵情，整治社會治安也是重中之重。他組織公安干警開展"百日治安整治"行動：一方面加強重點區域的巡邏，對扒竊、搶劫等現行犯罪露頭就打；另一方面發動群眾參與治安聯防，在街道成立治安小組，讓老百姓成為"流動的哨兵"。

在做好外圍保障的同時，王范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中央領導人的駐地安排上。他帶著測繪人員跑遍了北平城內外的大小院落，從故宮周邊的老宅院到西郊的新式建筑，逐一實地勘察。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仔細檢查房間的結構：窗戶是否容易攀爬？院墻有沒有可供藏匿的角落？院門口的路口是否便于警戒？甚至連屋頂的煙囪、地下室的通風口都不放過。

最終，經過反復比較，他們選定了幾處既隱蔽又安全的院落作為中央領導人的臨時住所。確定地址后，他又親自部署警衛力量：大門設固定崗哨，院墻內外布置流動巡邏組，關鍵位置安裝隱蔽的觀察哨，連送水、送菜的路線都規劃得清清楚楚，確保萬無一失。

3月23日清晨，西柏坡的天空泛起魚肚白。12輛吉普車整齊排列，車身被擦得锃亮，車身上印著的紅色五角星在晨光中格外醒目。這是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前往北平的車隊，也是新中國誕生前最受矚目的"進京車隊"。

按照計劃，王范要坐在第一輛吉普車上為車隊開路。出發前，他最后一次檢查了車輛的油料、武器裝備，又向隨行的警衛員叮囑："路上注意觀察，遇到可疑情況立刻報告，千萬不能大意。"上午11時許，車隊緩緩駛出西柏坡，沿著山間公路向東北方向前進。王范坐在副駕駛座上，目光始終警惕地掃視著前方和兩側的山林。

道路兩旁的田野里，農民們正忙著春耕，偶爾有挑著擔子的農婦路過，看到這支紀律嚴明的車隊，都自發地靠邊站立，目送著車隊遠去。王范的心里既緊張又自豪——他知道，自己正在參與的是一件改寫歷史的偉大事件。

車隊一路順暢，下午時分抵達保定。按照預定方案，這里將進行短暫的休整。王范顧不上休息，立刻找到當地公安部門負責人，詳細了解保定至北平沿途的治安情況。"最近有沒有可疑人員流動？""主要路口的警戒是否到位？"他一邊聽匯報一邊記錄，還不時追問細節。

3月25日清晨，車隊繼續向北平進發。當車輛駛入西苑機場附近時，王范注意到道路兩旁的樹上掛滿了紅色的標語，"歡迎黨中央進駐北平"的大字橫幅在春風中獵獵作響。此時，他的任務發生了變化——毛主席將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

為了不暴露目標，他換上了一身普通的藍色粗布衫，頭戴一頂帽子，腰間別著一把駁殼槍，悄悄坐在了毛主席座車的第二輛吉普車上。當毛主席乘坐的第一輛吉普車緩緩駛入機場時，王范的目光始終緊盯著前方，右手始終搭在腰間的槍柄上。他看到毛主席向歡呼的人群揮手致意，看到戰士們整齊的方隊從面前走過，看到陽光灑在城樓上"慶祝北平解放"的標語上。那一刻，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他們用嚴密的安保措施，為黨中央的順利進京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上海任檢察長

1954年，上海已經在大規模的建設中顯露出蓬勃生機。也就是這一年，王范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任檢察長。說起來，這檢察長可不是一般職務——那是新中國法治建設初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關鍵崗位，能擔此重任的，必然是組織上反復考察、信得過的人。

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到上海視察工作，陳毅同志作為上海市長，自然是全程陪同。

毛主席在上海期間，深入工廠、社區了解情況，每到一處都和工人、市民親切交談。視察江南造船廠工作時，在陪行人員的隊伍中，毛主席捕捉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王范同志？”王范連忙上前，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又詢問他在哪里工作，家中情況如何，王范對毛主席的問題一一做了回答。

陳毅風趣地說：“他現在是上海的包打聽呀!”毛主席笑了起來，說道：“現在是紅色包打聽。“接著對隨行人說道：”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敵特，立大功，受過中央的表彰！”王范立馬表態道，請主席放心，會繼續為黨和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誰能想到，就是這么一位被毛主席、陳毅都信任的“包打聽”，沒過多久竟遭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原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推進，黨內開展了一場整風運動，目的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這本是件好事兒，可有些人卻借著運動的名義，把批評變成了“整人”。王范這脾氣，最見不得不公。

開會時有人說“現在的政策太嚴，影響干部積極性”，他想都不想就站起來反駁：“嚴是應該的！要是干部都松松垮垮，群眾的利益誰來維護？”有人反映基層干部虛報產量，他立刻帶人下去核查，查實后該處分的處分，該通報的通報。就這么著，他在會上提意見、在底下查問題，得罪了不少人。

這些人使絆子不含糊。先是說王范“思想保守，阻礙工作”，后來又給他扣上“主觀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的帽子。批判會一個接一個，材料一份接一份往上送。最后，組織上居然給他連降十級，被下放到上海市郊的“七一公社”勞動。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親自過問，要求重新考察王范的情況。沒過多久，王范就被調到了江蘇省體委，當上了主任。

本以為熬過了難關，可沒想到一場更大的風波即將來臨。

給毛主席寫遺書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王范這樣的“老革命”，因為敢說真話、堅持原則，成了重點“批斗對象”。造反派把他關在小屋里，白天讓他寫“檢討”，晚上讓他“交代問題”。他寫的材料，要么被撕成碎片，要么被改得面目全非。更讓他心寒的是，一些曾經被他批評過的干部，這時候也跟著起哄，說他“歷史問題不清”“執行資產階級路線”。

王范心里憋著一股氣：自己對黨忠心耿耿，為群眾辦了不少實事，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思來想去，他決定給毛主席寫一封信。信里，他沒有喊冤，只是把自己這些年的工作經歷、被批判的原因，還有對當前局勢的看法，仔仔細細寫了下來。他相信，毛主席了解他的為人，一定能還他公道。

可這封信終究沒能送到毛主席手里。造反派不知從哪兒聽說了這件事，派人把他截住，信也被搜走了。那段時間，王范每天挨批斗、干活，身體越來越差，精神也瀕臨崩潰。

沒過多久，十幾個戴著紅袖章的年輕人再次沖家里，為首的扯著嗓子喊："王范！跟我們走一趟！"沒等他反應過來，胳膊就被兩個壯小伙死死摁住。老伴兒撲上去拉扯，被造反派一把推倒在門檻上。

這伙人把王范塞進一輛吉普車，七拐八繞帶到市郊的一所中學。教室里早掛滿了大字報，紅漆刷的"打倒走資派"幾個大字刺得人眼睛生疼。

回到家的王范不堪受辱，有了輕生的想法，寫了兩封絕命信。

其中一封是給毛主席：

我跟黨走了41年，沒有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組織，真正做到無愧于人民，無愧于黨。現在通行著一條極端錯誤的路線，被壞人利用，我盡到最后的努力，灑盡我最后的熱血為黨盡忠。

一封寫給家人。寫完后，王范把遺書疊得整整齊齊放在桌子上，摸出珍藏多年的手槍。他慢慢在椅子上坐下來，就這么靜靜地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造反派“再次上門前，王范扣動了扳機。鮮血順著衣服的衣襟往下淌，在水泥地上積成暗紅的一灘。

這顆子彈不僅帶走了老革命的生命，更在歷史長卷上留下了一道帶血的問號。整整十年間，"畏罪自殺"的污名像塊沉重的石頭壓在王家老小心頭。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黨中央為歷史冤案平反，王范才恢復了名譽，江蘇省委給王范的一生作了評價：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剛正不阿，無私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