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城遺址，又名托庫孜薩來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巴楚縣托庫孜薩來塔格山與包爾其山形成的巨大豁口北部，托庫孜薩來塔格山南端，為新疆境內古絲綢之路中道上的一個重要古城遺址。巴楚縣新落成的巴楚博物館，也是以唐王城遺址為原型來設計建造的。

記者｜何映宇

今年5月1日，巴楚縣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唐王城遺址正式對外開放。這座承載著千年絲路記憶的古城遺址，在系統性保護與開發后，以全新姿態向世人敞開懷抱。

唐王城遺址，又名托庫孜薩來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巴楚縣托庫孜薩來塔格山與包爾其山形成的巨大豁口北部，托庫孜薩來塔格山南端，為新疆境內古絲綢之路中道上的一個重要古城遺址。巴楚縣新落成的巴楚博物館，也是以唐王城遺址為原型來設計建造的。

5月23日，《新民周刊》記者來到了這座神秘的遺址，面對滿目蒼涼，尋幽探秘，追尋古人的遺跡。

承載著千年絲路記憶的唐王城遺址。攝影/王哲

班超在盤橐城統一西域

清光緒年間的一個黃昏，忽然之間，一場猝不及防的狂風吹來，吹起漫天風沙。一名樵夫，不得不躲進了一個廢棄的遺址之中。這個遺址，正是托庫孜薩來。維吾爾語“托庫孜薩來”，意即“九座宮殿”或“九座驛站”。又因為樵夫在廢墟里撿到了幾枚唐代的開元通寶，因而這里又被稱為“唐王城”。清代學者王樹楠編撰《新疆圖志》記載：“今城（巴楚）東北一百五十里，圖木舒克九臺北山有廢城，樵者于土中掘得開元錢，因呼為唐王城。”

北京大學教授林梅村認為，唐王城在漢代時，就是班超駐守的盤橐城。盤橐城，又叫作“艾斯克薩”城，曾經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疏勒國宮城。在歷史上，盤橐城是絲綢之路上翻越帕米爾高原之后東進的第一大站，處于西域南部幾個小國之間，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公元73年，這里成為了班超經營西域的大本營，班超立足疏勒，蕩平匈奴勢力，完成了統一西域的宏偉大業，所以有的史料干脆呼其為“班超城”。

班超，是我國東漢時期著名的民族英雄，他是大史學家、《漢書》作者班固的弟弟，曾以一人之力平定西域五十五國，創下了古今未有的奇跡。《資治通鑒》記載：“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也。滅此虜，則善破膽，功成事立矣。’”這正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這個成語的出處。

班超在盤橐城遭遇外敵圍困，憑借堅強的意志，堅守一年，等到漢朝援軍趕到，擊潰圍困之敵，鞏固了漢朝在西域的統治。

班超威震西域，也得到了疏勒國王族貴女的青睞，兩人互生情愫，最終結為伴侶。但班超的政敵李邑卻上告朝廷，說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無奈之下，班超只好休了自己的疏勒妻子，才勉強得到了漢明帝的信任。

班超與疏勒妻子生下了兒子班勇，班勇在漢安帝時撰述西域事甚詳，填補糾正了《漢書·西域傳》記載之疏漏與舛誤，成為南朝宋人范曄撰寫《后漢書·西域傳》的寶貴資料。《后漢書·西域傳》中漢延光四年（125年）之前事略都為班勇所記。班勇撰寫的《西域記》也是中國最早專門記述西域各族和中亞各國情況的重要文獻。

跨越時空的傳奇

1906年6月，法國探險家伯希和率領的考察隊來到了亞洲腹地。10月，他抵達了新疆托庫孜薩來遺址，面對這片廢墟，他興致勃勃，期望發現些什么。一開始，他認為這片廢墟之中埋著一座神秘的皇陵。因為“托庫孜薩來”的意思就是“九座宮殿”，當時居民中流傳著這樣的傳言：廢墟中埋葬著唐朝的皇帝。

這顯然不切實際。而且向導對他說：幾年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來過這里，并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收獲。但是伯希和并沒有放棄，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他用馬鞭鞭梢隨意扒拉著土塊。突然，一個意外的發現讓他眼前一亮。

在當天的筆記中，他寫道：“我擔心遺漏，走到廢墟最后一個角落，也是最遠的地方，一個做工精細、近乎完整的人手造像驅走了我所有的疑團。”10月29日至12月15日，伯希和在托庫孜薩來古城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發掘和調查，在廢墟中發掘出了一片規模巨大的佛寺群。這是在新疆乃至中亞，都極為罕見的古佛寺遺址。

在現在叫托庫孜薩來古寺的地方，伯希和盜掘出各類文物400多件，其中有佛頭128件，一批婆羅謎文和漢文殘片，另有大批彩色塑像、浮雕壁畫裝飾和精美壁畫。這批文物現藏于巴黎的吉美博物館。從托庫孜薩來古寺中挖掘出5幅完整的佛本生故事灰泥塑像，就是灰泥塑像的起源地阿富汗，都已經難覓此類灰泥塑像的蹤跡，可以說是彌足珍貴。

在托庫孜薩來，他們對古城的形制和規模并未做充分記錄，只是由伯希和的助手測量師路易·瓦楊在發掘期間測繪了一幅包括古城主要區域的平面圖。在佛寺遺址上，A區遺址兩側有多間小佛殿。有供養人立像和頭像，有佛頭和菩薩頭，明顯受中亞早期佛教造像中犍陀羅風格的影響。同時亦帶有西域本地塑像的特點，基本可以判斷為公元四五世紀的塑像。

B區的建筑受到嚴重損毀，可能建造于公元6世紀，其建筑風格顯示出與龜茲伽藍的關系。在B區確實挖掘出唐代的開元通寶，表明之前樵夫發現托庫孜薩來并撿到開元通寶的傳說并非空穴來風，亦表明這座古寺至遲到唐代時仍在使用。從時間上來看，這座古寺可能從魏晉時期一直延續到唐代，經歷過三個世紀的興盛。佛教寺院的長期繁榮，表明這里應該曾經是一座城池。而伯希和當時卻不清楚，在歷史上，這座城池曾經叫什么名字。

1908年5月，斯坦因調查了托庫孜薩來古城及其周邊的古代遺址，在1928年出版的考古報告《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中，細致地描繪了古城周邊的山川地形，標示出了村鎮分布和古跡方位，明確提出這座古城是唐代龜茲與疏勒交通線上的重要據點。

1926年，斯文·赫定第五次來到中國。他們與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組成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進行考古發掘。1929年9月，36歲的黃文弼隨科考團來到了唐王城，在當地開展調查和勘測，對古城的形制進行了記錄。在后來出版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他寫道：“計城三重，城墻已毀，現僅余墻基。內城自山腰繞至地面，計七百五十六米。山腳亦有古房屋建筑遺址……外城計一千零八米，接內城，繞于平地至山巔，接大外城。大外城則由外城繞山頭直至山南根，計周一千六百六十八米。在南山根尚有古房屋遺跡及墓葬。但已被中外人盜掘凈盡。”又依據《新唐書·地理志》中保存的賈耽《皇華四達記》佚文“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曰郁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考訂古城為“龜茲之據史德城，唐之郁頭州城”。

黃文弼先生考古挖掘點。攝影/王哲

黃文弼在9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他們那天在當地挖出了一些墓葬，他們稱之為“拱拜”，出土“經紙數塊”。只是可惜，這幾件紙質文書上的文字，當時無人能懂。更讓人覺得遺憾的是，這幾件珍貴文物在抗戰中毀于戰火，其中隱藏的秘密，再也無人知曉。80年后，中國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子凡在黃文弼給胡適的信中發現了紙質文書的照片，并將其交由北京大學教授段晴釋讀。2021年，段晴發表《黃文弼發現的兩件據史德語文書》和《唐代據史德文化略考》兩篇論文，證明黃文弼的推測是正確的。托庫孜薩來所在的古城，在漢代之后的唐代，史書上記載為據史德城。在發表論文9個月后，段晴教授就溘然離世了，這兩篇重磅文章可以說是她學術生涯中最后的重要發現，也可以說是唐王城考古歷史上一段跨越時空的傳奇。

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朝軍隊擊敗反叛的龜茲，另立龜茲王。此時，唐朝實際控制了西域地區。就在這一時期，唐朝建造了據史德城。也正是在這里，一個叫車奉朝的人遁入空門，在犍陀羅寺拜三藏法師舍利越摩為師，剃度為僧。后他在那爛陀寺學經三年。他出家后即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各國，訪佛家遺跡，學習梵文，成為有史記載唐代最后一位去印度取經的佛僧。他于唐貞元六年（790年），安全抵達京都長安，唐德宗敕命住在長安的章敬寺，并賜法號“悟空”。悟空禪師于元和七年（812年）圓寂。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高僧圓照編撰《貞元釋教錄》，將悟空在西域的見聞寫成《悟空入竺記》，而在《悟空入竺記》中，就出現了據史德城的名字。宋代贊寧在《悟空入竺記》的資料基礎之上加以補充，在《宋高僧傳》“譯經篇”中，正式為悟空立傳。他與小說《西游記》以及孫悟空的關系也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左圖：唐王城遺址概貌示意。右圖：伯希和盜掘出各類文物400多件。攝影/王哲

絲綢之路上的蒙娜麗莎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法國人伯希和、英國人斯坦因和德國人勒柯克前后數次來佛教寺院遺址發掘，使遺址遭受嚴重破壞，大量出土文物流失國外。他們帶走的文物大多保存在法國吉美博物館，在當地還能看到的文物已屬鳳毛麟角。

在喀什博物館，有一尊面帶微笑的泥塑佛頭像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圓潤的小臉蛋上，濃眉挑得恰到好處，雙唇朱紅得像剛啜過石榴汁，最絕的是那抹似笑非笑的表情。

這尊泥塑佛頭像就出土于巴楚縣的托庫孜薩來遺址。頭像高14厘米，寬9厘米，厚7.5厘米，發髻高而圓，濃眉，雙目微睜，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面帶微笑，嘴唇通紅逼真。面部繪有黑、藍、紅、黃色，是目前保存較好的泥塑，為國家一級文物，被譽為“絲綢之路上的蒙娜麗莎”。

面帶微笑的泥塑佛頭像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攝影/王哲

盡管佛教對佛和菩薩形象都有一整套的儀規，但是這尊佛頭在人物的造型、人物的面部、衣服的褶皺，尤其是在雕塑手法和表現內容以及具有立體感等方面都帶有犍陀羅藝術的影響，使這個藝術形象深深地打上了地方化的烙印。

巴楚托庫孜薩來佛寺遺址，其地點的選擇、建筑布局與犍陀羅地區的山地寺院相同，如巴基斯坦現存的塔夫提拜、塔拉里等寺院遺址。位于托庫孜薩來遺址群東南部的是塔院，以大型佛塔為主，三面修筑佛殿，兩側似各有6座小殿，佛塔后面的佛殿最大，保存得也較完整。大殿周圍散布著一些小型建筑，情況不明，其北面可通位于西北部的僧院。僧院保存得不夠完整，情況不明。這種布局的佛教建筑群，來源于犍陀羅。

唐王城遺址的佛教造像豐富、精美，其內容和造型、圖案等都與龜茲接近，有人把它稱為龜茲佛教藝術的組成部分。但以雕塑為主，卻又與犍陀羅藝術相同。因而，它是研究佛教藝術東傳、新疆本地佛教造像藝術的重要歷史見證。

此外，1959年我國新疆巴楚縣托庫孜薩來遺址出土的薩珊印，被定為國家珍貴文物中具有特別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代表性的國家一級文物。

薩珊印

薩珊印上的羽人圖案與內蒙古水磨溝出土的薩珊印戒相同題材，但形制上是薩珊波斯最典型的半球印，并帶有“流云紋”背部雕刻工藝。由于出土地并非墓葬，可以推測這件半寶石玉髓材質的薩珊印在當時是實用器物，非陪葬飾品。圖案中，羽人的形象源自古羅馬帝國的勝利女神，所持綬帶象征拜火教中的“赫瓦雷納”，代表神賜的幸運、吉祥。推測這件薩珊印在當時兼有印章、護身符、飾品等多重功能。

2001年，唐王城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隔20年，考古工作有了新進展。2022年6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聯合多家單位對遺址展開了首次大規模考古發掘， 揭示了豐富的歷史遺跡。此次發掘覆蓋面達500平方米，出土了包括疑似祆教寺院和灰坑等重要遺跡。這些發現為深入探究遺址背景、時代特征、宗教活動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推動了對唐王城歷史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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