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革命真正走向成熟。
同志們也擺脫了國外勢力的過度干涉,在毛主席的帶領下,用中國人自己的辦法來解決革命問題。
這次會議還出現了一些不破不立的情況,博古就是其中一位主角。
他被解除職務之后,還鬧出了一陣風波,幸好有一個重要人物出面,才把局勢穩定下來。
博古身上發生了什么?平定局面的那位重要人物又究竟是誰?
博古的前半生,說起來也是相當精彩。雖然他是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但不可否認,他人生中也有過高光。
1907年,他出生在江蘇的一個書香世家,家里雖然不是什么鐘鳴鼎食的豪門,但最起碼衣食無憂,他能夠安安心心做學問,做個純粹的文人。
換句話說,當時社會上雖然存在著壓迫剝削,但博古和他的家人并不是受害者。
在這種情況下,十多歲的博古一心向往馬克思主義,還在17歲那年毅然決然加入革命隊伍,這就更是顯得難能可貴。
一個少年,在革命中成長為更有擔當的青年人。可是僅僅過了兩年,青年人就遭了殃。
19歲時,博古參加革命活動,不慎被松湖警察署逮捕。
那個時候的警察,可不像大家所以想象的那樣正義。他們為虎作倀,心甘情愿充當既得利益者的打手,專門負責對付革命者們。
像博古這樣的年輕人,就是他們的首要打擊對象。在警察署,博古受到了一些身體上的折磨。
那些可恨的警察逼著他出賣革命隊伍,逼著他脫離革命組織,無所不用其極。
別看他只有19歲,但他的骨頭卻相當硬,扛住了這次艱難的考驗,所以他的志向和理想,至少在當時,根本不用懷疑。
后來他前往蘇聯留學,認識了一幫朋友,還和共產國際的人有了一定的接觸。
這段留學經歷深深改變了他,從他后來的所作所為來看,很難說是好還是不好。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確從蘇聯學到了很多先進的革命理論,這些理論知識也被他帶回國內,用來指導我國的革命斗爭。
可是,大概是受到蘇聯文化荼毒太深,博古對于蘇聯共產主義思想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崇拜。
在他眼里,蘇聯的月亮更圓,蘇聯的面包更香,蘇聯的一切都更好。
他壓根兒沒有考慮過,中國和蘇聯的革命情況完全不同,一條能夠在國外走通的路,放到中國,卻不一定能夠走通。
正是因為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人做出了錯誤指導,工農紅軍才會被迫面對第五次反革命的失敗,也才會被迫開啟長征。
長征的確鍛造了紅軍的意志,但在這趟漫長的征程中,紅軍同樣也遭受了慘痛的損失。對于這些,博古都是要負責的。
所以在1935年年初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博古首當其沖,受到了批評。
對于自己的錯誤,他一方面是認同的,但另一方面,卻沒有那么容易服氣。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博古都覺得自己是個天之驕子,留學歸來,見多識廣,有志氣有追求,比他眼里的那些農村人要強上許多。
哪怕實踐證明,錯了就是錯了,他也沒那么容易放手,更不可能輕易把手里代表著黨中央權力的信物交出去。
博古的心態和情緒出現了問題,黨中央許多領導干部都看在眼里。怎么轉變他的思維,這的確是個大問題。
對于這個情況,周總理想盡力做出一些改變。所以他私下找到博古,和博古進行了一次長談。
這次談話,歷史資料上記錄得并不多,但博古和自己的朋友潘漢年講過很多,潘漢年也做過相應的回憶。
當時,周總理把博古叫到面前,并沒有對博古的一些個人情緒展開批評。
相反,他充分包容博古目前的錯誤,并且對自己的情況進行了自我批評,從而讓博古意識到錯誤。
在留學和本土實踐這方面,他們和毛主席,走的其實是兩條路,雖然殊途同歸,但過程終歸還是有所不同。
博古和周總理一樣,他們都是留學派。博古留學蘇聯,而周總理留學日本,留學法國,去工人革命的啟蒙之地感受紅色文化。
不過他們不同的是,周總理見到的世界更大,內心世界也變得更大。
他走過許多國家,然后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和這些國家都是不同的,中國要在借鑒經驗的基礎上,走出屬于自己的道路。
所以回國之后,周總理一直在探索,從來沒有用生搬硬套的方式來干革命。
而博古的情況則完全相反,他把共產國際當成權威,把蘇聯當成檢驗革命成效的萬金油,什么事都要跟著蘇聯的腳步來行走。
所以好好的游擊戰,被他給打成了正面交鋒,這完全是在用自己的弱點去觸碰敵人的長處,怎么可能不失敗。
他會反省,會總結,這是好事,但這還不夠。
他必須放下對本土實踐者的成見,真正意識到自己在思想層面的不足之處,只有這樣,他才能夠進步,而不是不進則退。
至于本土實踐家,代表人物當然是我們的偉人毛主席。
想當初,毛主席并沒有選擇和好朋友蔡和森一行人一起去法國。
他說,中國太大了,中國工人和農民的情況太復雜了,他要先把中國的問題弄明白,才知道未來的路應該怎么走。
正因為如此,周總理才會告訴博古,他們兩個人,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都沒有毛主席透徹。所以他們得正視這一點,尊重和重視毛主席的意見。
無論如何,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革命勝利,中國才會有未來。
在我黨的最高原則和最高目標面前,沒有什么個人利益是不能放棄的。
周總理這番話,一語驚醒夢中人。博古終于不再糾結,不再執拗,把該上交的東西全部交了上去,并且正式退出了領導核心。
遵義會議是我黨的蛻變,同時也是博古的蛻變。經此一事,他成為了毛主席的堅定支持者。
在后來黨中央出現內部問題,有人試圖搞分裂搞破壞的時候,他站在了毛主席的身后,與毛主席一起同反動勢力作斗爭。
再后來,博古深耕新聞工作領域,握好手里的筆桿子,在新聞宣傳這方面貢獻良多,被很多人稱為革命區新聞事業的有力推動者。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第一個提出毛主席旗幟的人,其實就是博古。
一個犯過錯誤的人,他的錯誤沒有辦法被抵消,他造成的惡劣影響,也已經是既定的事實。
不過,他改正之后的行為作風,他的痛定思痛和自我檢討,這些也都是值得肯定的。
人性本來就很復雜,用全面的視角看問題,不失為一種公正的立場。
遺憾的是,“改邪歸正”的博古,卻沒能看到新中國的太陽。
好不容易見到抗日戰爭勝利,1946年,他卻死于一場飛行事故,這時候,他也才只有39歲。
博古這一生是跌宕起伏的,同時也是傳奇的。
他不該作為罪人而被定性,但他同時也算不上一個光明偉正的人物,算是有高光有黑點。
當然,片面刻板地認識他,或者只研究他一個方面的事跡,其實并不可取。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終其一生,他都在不懈追求著共產主義的理想,沒有違背自己探索馬克思主義的初衷。
參考資料:
1、轉折之城——遵義會議紀實⑤ 博古在遵義會議后的轉變——《老同志之友(上半月)》2011年第5期12-13,共2頁
2、博古在遵義會議后的主要任職及活動——《黨史文苑》1996年第2期42-44,共3頁
3、博古在遵義會議前后——《共產黨員》2010年第7期56-56,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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