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預兆，吳淞口的漁船沒有回來。

沒人懷疑，一艘載著“海貨”的舊船，一群“混口飯吃”的船工，被肖陽盯上了。

他不是隨便猜的，他是上海市公安局特別行動組組長，負責清除城內潛伏的國民黨特務。

他說：“凡是太平無事的，都有問題。”

漁船與子彈

1950年2月，寒潮未退。

海面上結冰，那艘從橫沙出發的漁船，卻故意走得慢，拖了一整天沒靠岸。

有人報案，說有漁船被一伙陌生人劫了方向，又有人匿名丟出一句話：“船不是捕魚的，是運槍的。”

肖陽坐不住了，他立刻調出港口記錄，發現這艘漁船是“復順二號”，注冊人是個在抗戰時就死了的人。

死人開的船，只能走一條路，黑的。

3小時后，公安派出3艘小炮艇，從吳淞口出發，直接攔截，對面沒回應，反而往外海沖，船上一共8人，有人拔槍，開火。

抓上來的那一刻，肖陽看到了一個熟人，許經緯，曾是他老家的鄰居，這個人，五年前說自己要去“投靠親戚”，結果成了保密局的骨干。

審訊室里沒動刑，肖陽坐下，只說一句：“你家后山的那口井，還在不在？”

許經緯愣住，他沒想到，對方記得，兩人童年在一起撈泥鰍，后來各走各路，這個情緒崩塌只用了一分鐘。

他咬牙說出一句：“我們不是海盜，是‘海上反共游擊隊’。”

槍支、藥品、油料，是給舟山的，舟山群島當時還有兩個師的殘部，這條“海上線”，每月送兩次，三艘船輪流跑，每艘都有暗倉、備用電臺。

“站長是劉葆珊。”許經緯低聲說出這個名字。

這不是第一次聽到，劉葆珊，保密局上海站站長，極少露面。

熟人描述：“像個教書先生，文弱，戴金邊眼鏡，但每次出門帶兩名貼身警衛。”

肖陽拿到了一張圖，上面畫著三處倉庫、兩套通訊密碼，和一個人名：馮某，這就是“海上反共游擊隊”的供給網絡。

那天晚上，3個倉庫同時被查封，共繳獲武器87件，彈藥3100發，偽裝成魚罐頭的無線電設備4套。

但劉葆珊，沒在里面。

乞丐與電波

關愚笙是個特務，他卻自愿上門來，1949年夏天，上海剛解放，他拿著自己過往的“工作記錄”到公安局，說他“想改過”。

公安局沒有立刻相信他，但在隨后的排查中，根據他給的名單，抓到了11名特務，其中3人正在準備破壞電力設施。

但名單中有一個名字，一直沒抓到：史寶和。

這個人沒有戶口，沒有原始身份記錄，關愚笙說：“他換過三次名，專門潛伏。”

最終破綻出現在一個舞女身上，她在法租界的“紫羅蘭”唱歌，一次喝醉了，說男朋友最近“老跟一個小乞丐玩紙條”。

跟了三天，小乞丐每天中午準時到“五峰茶樓”門口坐著，口袋里有字條，是他傳遞的，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傳什么。

第三天，換了字條，跟著小乞丐進茶樓，沒幾分鐘，抓住了“接頭人”，不是什么頭目，是個出租房管家，但背后是一整套電臺系統。

通過無線電測向儀，他們終于定位到三個電臺位置。

拆開電臺時，還在發報，報文內容是：“4號已脫離，轉至嘉興，劉安。”這是化名，但“劉安”其實是劉葆珊。

史寶和被捕是在南京西路的老洋房，他穿著西裝，正在和兩個外商打麻將。

他不說話，連續48小時拒絕交流，公安沒動刑，只請來那位舞女，讓她坐在審訊室角落一句話不說。

10分鐘后，他就開口了，“我只是傳遞，不是策劃。”

他說出了一個細節：劉葆珊不住在上海，而是每周來一次，用假身份證，住在閘北某處，他不知地址，但知道“窗外能看見大煙囪”。

警方立刻調取城區帶煙囪的建筑，3天排查，鎖定兩棟，一棟在拆遷，另一棟是臨時宿舍，這，就是劉葆珊的落腳點。

姐弟與游街

他們先找到的是妹妹。

劉葆珊有個妹妹，名叫劉綺雯，在市內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沒有案底，沒有聯系記錄，按理說不該有事。

但有人舉報，她曾在1949年底帶一個“江南來的表親”住進學校后勤倉庫，住了兩晚，后來那間倉庫多了一個暗門，連著后墻。

她起初什么都不說，“我只是個老師。”

肖陽沒問她有沒有藏人，他問了一個問題：“你哥哥，小時候是不是被你救過一命？”

劉綺雯沉默了半天，她記得，1935年，劉葆珊掉進池塘，是她第一個跳下去救的，肖陽看準這一點，開始攻心。

“你可以不說，但他要是死在你不知道的戰場上，誰來認尸？”

她哭了，她招了，她說：“他現在很怕，他說上海頂不住了，想轉移。”

根據她描述，劉葆珊藏身地在閘北一處臨時宿舍區，靠近大煙囪，出門只戴墨鏡和舊軍大衣，不打電話，每周換住址。

1950年8月5日凌晨，肖陽帶隊。

宿舍很安靜，門上掛著“維修中”的牌子，推門進去，床是熱的，人卻不在，桌上有水痕，窗臺還有煙灰，剛走不久。

15分鐘后，警車封鎖周邊3條街巷，他們在一家叫“咸豐理發店”的后院找到他。

劉葆珊沒反抗，他穿著便衣，左手插在兜里，右手拿著一包香煙，他看著肖陽，輕聲說：“你贏了。”

肖陽沒回話，他只是冷冷看著他說：“要不要我們安排你坐輛大汽車，游街一圈？”

劉葆珊怔了一下，他知道這是公安的慣用手法，用公開羞辱逼人崩潰，他低下頭，煙掉在地上，沒再說話。

電臺與資金

人抓到了，網還沒破。

劉葆珊不是單干，他是站長，上有香港總部，下有嘉興支隊，他不是最后一環，他是中間。

審訊開始，他守口如瓶，前兩天什么都不說，第三天，換了肖陽，他們面對面坐著，桌上只有一份卷宗、一支鋼筆。

肖陽打開卷宗，不看他，隨口說了句：“劉斌跑香港那次，你怎么解釋？”

劉葆珊眼神閃了，他沒料到公安知道“劉斌”這條線。

劉斌，保密局資金專員，曾于1950年3月偷渡香港，回來后帶了兩箱“貨”，一種比電臺更值錢的東西：美金。

這些錢，被拆成小包，經嘉興游擊隊分發至舟山、寧波和上海各處，由馮某具體負責。

馮某是誰？劉葆珊不說，但他的文件露了馬腳。

卷宗里有一張購貨單，印著一個熟悉的章，是“嘉興益民藥行”的訂貨章，公安立刻派人南下查證。

“馮某”就是馮啟中，曾任保密局嘉興支站站長，解放前夕失蹤，現在，他是“益民藥行”的店主。

8月12日凌晨，嘉興，公安破門而入，搜出地圖、電臺、假證件、藥粉、藏毒膠囊、手雷各一枚，馮啟中被押上車時還高喊：“我只是做藥材生意的！”

此案至此，徹底收網。

劉葆珊最后說了一句：“我本來可以走的，是因為我信了自己那點運氣。”

劉葆珊案結了。

城里不再有暗號、小乞丐、夜里閃的電波，但肖陽說：上海沒那么安全，永遠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