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經歷這樣的時刻：明明啥也沒干卻感覺很累？這種精神上的疲倦感，可能與不知不覺接收到的海量信息有關。

每天，當你習以為常地刷了上百條短視頻、在朋友圈點贊無數時，大腦正經歷著信息“超載”的考驗。失眠、健忘、注意力低下、隱性疲勞、孤獨感和抑郁問題……大量碎片化、低質量信息，正悄然加劇著人們的身心負擔。

不堪重負的大腦

“腦腐”，牛津大學出版社評出的2024年度熱詞之一，因為形象描述了一種信息時代“病癥”，引起許多人的關注。

它的表現，就像碎片化信息把人的頭腦“轟炸”成一片廢墟，久而久之大腦就像一片慢慢腐敗的泥沼，腦力也隨之“沉淪”。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類腦智能技術及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副主任孫曉艷說，作為一個流行詞，“腦腐”并不是指大腦真的發生病變，而是對信息“超載”導致認知下降或精神疲勞的一種感覺描述，“這就像讓大腦在高原上持續負重奔跑”。

孫曉艷所在的實驗室，研究方向是解析大腦對信息的篩選與整合機制，如多模態感知、注意力分配等，從而降低無效信息干擾。這是我國類腦智能領域唯一國家級科研工程平臺。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認知科學與心理健康全國重點實驗室研究員蔣毅認為，普遍性的注意力下降、記憶力減退等認知退化現象，已成為信息時代的一個新挑戰。

他說，從長期看，信息過載是否對大腦存在穩定影響仍需更深入研究。從目前研究成果來看，海量信息會對大腦的認知方式產生影響，使大腦對信息處理的方式從原本更適應深度思考的模式，變成注意力轉移更為頻繁、記憶鞏固減少的淺層認知模式。

信息過載導致的認知退化，已成為現代人普遍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陷在手機里，是許多人的生活狀態。早上醒來，手機就彈出“99+”未讀消息、購物App提醒你“收藏的褲子還剩最后1件”、教育App彈出“再不上這些課就晚了”的通知、健身App催促著點亮一個個挑戰勛章，還有各種未讀紅點提示你：該還信用卡、換濾芯、回郵件……

你的手機里有多少款App？“起碼20個”“快40個了”“30多個，還在增加”“數不過來了”……很多人表示，有些手機App下載了也很少打開，很多未讀紅點“懶得處理”。

國外一項研究表明，現代人每天通過手機、電視、電腦等設備接收的平均信息量約為74GB，比時長19小時40分鐘的《哈利·波特》系列全集高清版電影的信息量還大，遠超中世紀普通人一生閱讀量的總和。

信息增長速度也在指數級擴張。在2002年之前，人類通過紙張、膠片及磁/光存儲介質記錄的信息總量僅有約5EB（艾字節）。到了2010年，已首次突破1ZB（澤字節，1ZB=1024EB）。15年后，這個數字變成了驚人的175ZB。

如今，大數據和云計算極大改變了信息傳播方式。大數據指的是從社交媒體、傳感器和在線交易等各種來源產生的大量信息。隨著物聯網基礎設施及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的普及，我們每個人既時刻產生大量數據，同時也被大數據所包圍。就這樣，信息過載成為數字時代的一場“集體共謀”。

“當前信息海洋的80%都是用戶生成信息，比如人們在社交或電子商務平臺發布的文本信息、音視頻、圖片等。”信息科學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預聘副教授王超說，這種“隨時隨地”的信息加工、分發，造成了數據量前所未有的大爆發。而未來，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帶來的信息洪流則更加洶涌。

在過量信息“挾持”下，大腦不堪重負。有研究顯示，持續的信息應激狀態，使大腦海馬體負責信息傳遞的突觸連接減少，神經遞質分泌下降，記憶提取錯誤率上升。

一些網友自嘲：昨天全網熱炒的新聞，今天已無人記得；打開一部想看很久的電影、一本喜歡的書，沒一會就要暫停刷一刷手機；在社交平臺上想看些自己喜歡的內容，卻一再被熱搜帶偏，甚至一整天都在“吃瓜”……

“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攝入過量信息對認知發展有害，對大腦未發育成熟的青少年尤甚。”孫曉艷說，大量碎片化、低質量的信息攝入會讓大腦疲憊不堪，難以集中精力。

什么是碎片化、低質量的信息？孫曉艷說，比如網絡平臺趨于同質化的信息流，以及超出生活所需的過度通知、社交信息、多平臺重復信息等。它們是讓大腦思維活動、認知發展倍感壓力的根源。

這些信息超出人類大腦處理極限了嗎？發表于《神經元》（Neuron）雜志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人類的感官系統能以每秒約10億比特的速度收集信息，但大腦的整體信息處理速度卻只有每秒10比特。換句話說，大腦能處理的信息遠遠小于接收到的信息。

“人類漫長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認知機制，讓我們面對海量信息時大腦信息存儲、處理量有其生理‘上限’。一旦突破這個限度，就很容易讓大腦‘宕機’。”北京天壇醫院認知障礙性疾病科副主任徐俊打比方說，“我們感官系統收集信息的速度就像一個巨大的瀑布，每秒有海量的水流下來；而大腦處理信息的速度就像一個滴管，每秒只能滴出一滴水。”

這種億萬倍的差距，解釋了為何我們只能“一心一用”，以及面對過量信息時為何會感到大腦“超載”。

徐俊說，目前腦科學和神經科學還無法解釋，為何人類大腦會形成這樣反差巨大的信息處理機制。

如何判斷大腦是否已不堪重負？

首要判斷標準就是個人身心損耗程度。眼睛疲勞干澀、頸椎手腕疼痛、睡眠質量降低是位列前三的身體負面結果。北京安定醫院成癮團隊副主任醫師周丹娜認為，心理和認知方面的損害，主要集中在記憶、注意力和睡眠上，其外在表現為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疲勞、焦慮、生產力下降等。

一些腦科學及精神心理專家也表示，對于大腦過載的風險既不可掉以輕心，但也不必過于焦慮。從放不下手機到醫學意義上的“手機成癮”，須符合多個臨床診斷標準。

周丹娜提供了可供普通人參考的健康指南：正常狀況下，人們刷手機、看視頻，是為了打發時間、獲取信息或緩解壓力，且內容大多是喜歡并關注的，因此感到愉悅。如果發展到不看手機就很焦躁，生活中又沒有其他的事能緩解，就可能是網絡使用成癮的表現，需要引起警惕。

人們為何刷手機停不下來？

20世紀80年代，“信息爆炸”一詞的出現，是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的一個明顯特征。時至今日，海量信息產生和傳播的機制發生巨大變化，對大腦“超載”的影響越來越深。

手機使用時長是一個重要觀察指標。根據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2025年3月的數據，中國每人每天花在各類短視頻平臺的時長超過150分鐘，同比增長3.1%，居所有互聯網應用首位。

如果再加上用手機打游戲、刷微博、逛電商的時間，你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機數據便可知，日均4小時屏幕使用時間就算是“人間清醒”了。

全球的數據也呈現出同樣的趨勢。根據國際數據研究機構Data Reportal調查，加納以每天5.43小時位居2024年全球最愛刷手機的國家榜首，菲律賓、巴西、南非、泰國等位列其后，時長均超5小時。在美國開展的另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人每天平均拿起手機205次，相當于每7分鐘就查看一次手機。

為什么人們刷手機停不下來？基于算法推薦技術的“投其所好”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某互聯網公司的算法實驗室里，記者看到，巨大的數據屏實時跳動著海量熱門視頻和產品的數據指標：點擊率、完播率、互動率、用戶留存率等。當運營經理輕點鼠標，精確分析已發布視頻的用戶留存率，會發現在留存率曲線“高開高走”的這部分視頻里，內容生態開始“變形”——獵奇的街頭采訪取代深度訪談，聳人聽聞的標題黨碾壓理性分析，AI合成的視覺奇觀吞噬真實影像。

用戶留存率，就是有多少觀眾在觀看視頻時停留了下來。據運營經理透露，大多數情況下，在視頻前10%進度中每秒流失的用戶會達到最高值，10%的進度點是決定整個視頻獲得自然播放量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所以，平臺內容要盡一切可能在頭幾秒吸引用戶注意力。

這位運營經理坦言，算法模型已發展到能預判用戶的神經反應、多巴胺分泌趨勢等，從而不斷優化。

獲取注意力的算法，講述著信息傳播的新邏輯。從購物平臺的商品推薦到新聞App的頭條新聞，從視頻網站的個性化播放列表到社交媒體的好友動態排序……算法無處不在地分析人們的行為數據，預測用戶的喜好與需求，并據此調整呈現給人們的信息。

荷蘭哲學家諾倫·格爾茨在《虛無主義與技術》一書中描述過這樣的場景：“谷歌算法不僅能預測我們正要搜索的內容，還會在發現目標時告訴我們。亞馬遜算法不僅能預測我們想買什么，還能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買最好。臉書算法不僅能預測我們想和誰成為朋友，還能告訴我們什么時候應該和誰保持聯系。”

當算法將人類注意力拆解為可量化的商業指標，我們正經歷著比印刷術更劇烈的認知革命，許多人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在即時滿足中悄然改變，陷入愉悅性的信息“暴食癥”。

“信息‘暴食癥’與大腦的獎賞機制有關。”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副院長、神經外科專家李學軍說，大腦最主要的獎賞機制是中腦邊緣多巴胺系統，主要由杏仁核、海馬體和其他中腦區域組成。當人們從瀏覽信息中獲得知識或情緒價值，大腦中的獎賞環路就會不斷被激活，在多巴胺的刺激下，不知不覺就陷入愉悅性的信息“暴食癥”。

人們放不下手機的另一個原因，是手機功能太強大了。

31歲的金融從業者王琳，曾經習慣于每天從早上醒來就啟動“高效”的數字生活模式：一邊刷牙一邊收聽行業資訊，一邊享用早餐一邊曬出每個食材的卡路里……她的手機屏幕累計使用時間日均近8個小時。

“睡覺前放下手機后發現，除了身心俱疲外毫無收獲。”王琳感慨。

今天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多屏切換、強“多巴胺刺激”的信息環境。“從認知神經科學角度來看，人類并不善于處理多任務并行的信息流，很容易過載。”徐俊說，所謂的“一心多用”其實是大腦在任務間快速切換，而非真的并行處理。

他解釋說，大腦以并行和分布式的方式處理信息。不同腦區各司其職，通過神經網絡彼此通信。而前額葉皮質（PFC）在整合信息和決策中扮演執行控制的角色，特別是涉及注意力的專注或分散時，大腦前額葉皮質起關鍵作用。

當我們專注執行單一任務時，大腦左右兩側的前額葉皮質會協同活動；同時執行兩項任務時，左右前額葉皮質會各自獨立運作，仿佛大腦被“一分為二”。當進一步增加至三個任務時，受試者往往遺忘其中一項，錯誤率飆升至只做兩個任務時的三倍。

“研究表明，大腦一次高效并行時，最多應對兩個任務，再多就會顧此失彼。”徐俊說。

很多研究表明，信息過載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和潛在風險是明確的。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心理衛生中心不久前開展了一項針對游戲障礙患者的研究，發現對大腦尚處于發育關鍵期的青少年，海量信息可能引發多重生理損害，導致認知碎片化，甚至影響未成年人對世界、對社會、對人際關系的認知能力。

近日，一名博主在某社交平臺上詳細描述了自己旁觀到的一幕，有上萬人點贊、評論說“感同身受”。

這名博主在餐廳吃飯時，偶遇鄰桌的青少年一直低頭刷視頻，飯菜一口未動。他花了幾分鐘聽了孩子所刷的10個視頻，內容依次為：變音小丑搞怪、情侶角色扮演秀恩愛、老鐵土味音樂合集、內娛綜藝切片、對著鏡頭刷牙、整蠱他人……內容雖然“勁爆”，孩子卻面無表情，只是一直機械地滑動屏幕。

“短視頻推送的內容之碎片化、無邏輯、低質，以及小朋友上癮的行為模式，令人觸目驚心。”這名博主說。

湖南省腦科醫院兒少心理科主任周亞男說，這樣的場景在她的門診中很常見。青少年因為信息“暴食”導致身心問題的情況越來越多。她接診的一名從小學開始沉迷短視頻的男孩小諾，已表現出語言邏輯混亂、敘事能力薄弱等問題。

“長期輸入碎片化、低質信息，影響了孩子構建完整思維框架的機會。”周亞男說，不少沉迷于手機的青少年兒童，當參與討論學業或人際關系時會表現出焦慮與抵觸，但對游戲和短視頻話題卻異常興奮，這種認知偏好差異暴露了其思維深度的匱乏。

“前額葉皮質變薄現象已在部分青少年中被發現，這與信息過載導致的多巴胺過度刺激直接相關。”李學軍說。

從最初對互聯網防沉迷的探討，到如今對“腦腐”、短視頻上癮的聚焦，體現了人們對信息過載和認知健康的擔憂。

一些研究學者表示，通過了解信息與大腦的作用機制，可以幫助人們更科學地使用大腦，提高甄別信息的數字素養。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應當加強和持續做下去。

如何給大腦“減負”？

50歲的媒體工作者孫旻通過“腦力馬拉松”訓練——一種分階段完成認知游戲、記憶練習等通關目標的訓練，重拾健康。

最初，她只是偶爾“摸魚”刷手機，但隨著壓力增大，開始依賴在網絡上“放松”的感覺，漫無目的地刷手機至凌晨才帶著負罪感入眠。在這種“焦慮補償—熬夜”的惡性循環中，大腦終于發出警報：她開始經常丟三落四，并逃避人群和社交。

在朋友勸說下，孫旻開始嘗試類似馬拉松選手規劃路線的認知訓練，即把屏幕使用時長當成“配速”，從每天10小時逐漸壓縮至2小時。最初3天異常痛苦：每當壓力襲來，她的手總會不自覺地伸向手機，仿佛那是緩解焦慮的唯一解藥。隨著大腦在規律訓練中逐漸恢復活力，她開始注意到那些“消失”的細節：晨跑時樹梢的露珠、晚餐時家人的絮語、鏡子里自己的微笑……

孫旻的經歷，在豆瓣“數字極簡主義者”小組里很常見。這個有3.3萬人參與的小組，簡介這樣寫道：“希望在遠離數字設備的30天內，找到自己真正認為有價值的事，并以此為出發點，合理使用一切科技。”他們的宗旨是“在喧鬧世界里，選擇專注生活”。不少人在其中分享了各種“數字戒斷”的方式和心得。

“數字極簡”的概念，最早由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卡爾·紐波特提出，如今指代數字時代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這種生活方式強調審慎地使用一切數字工具，使之盡可能少地侵蝕現實生活，讓使用者恢復對生活本身的掌控。

比如，可以嘗試為期30天的“數字清理”過程。你不需要真的“戒掉”手機，但可以選擇真正需要的手機App，清理你的屏幕；定期不帶手機進行漫步，讓自己置于“不聽”“不讀”狀態；參與高質量的休閑活動，投入更多精力到現實人際關系中。

多位專家認為，大腦“超載”的危害并非不可逆，通過科學管理“數字攝入”、重建健康生活習慣，大腦功能可恢復張弛有度的“彈性”。

李學軍、周丹娜等專家認為，首先應設定數字行為邊界。比如，規定每天娛樂性上網的時間，限制單次使用時長、劃定“無屏幕時段”，逐步恢復面對面社交的習慣等。

其次是替代性認知訓練。通過紙質書閱讀、邏輯思維游戲、體育運動等，重建大腦的持續思考能力。李學軍建議，每日進行10分鐘冥想，以增強專注力與情緒調節能力。

此外，合理安排作息時間，睡前1小時禁用電子設備，通過調整光照環境促進褪黑激素分泌，保障充足時間的高質量睡眠。

一些專家還提出，建議醫療機構開發針對性的認知行為療法，幫助人們識別信息過載的危害，改善行為方式。

正如一名治愈后的網癮患者所說：“當一個人不從快速滾過的信息流里認識世界的時候，世界也會跟著慢下來。”菜市場的叫賣聲、公園長椅的陽光、Citywalk邂逅的驚喜、與家人共度的時光……這些都是生活更好的打開方式。

一些專家認為，解決信息過載問題，僅靠個人自覺和自救遠遠不夠，構建大眾普遍認知的“防護欄”，捍衛大腦健康十分迫切。

全球多個國家正通過立法、技術干預、教育改革等，為數字時代的社會搭起健康“防護網”。澳大利亞通過了《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數社交媒體平臺。法國政府今年推出新版“兒童健康手冊”，新增了兒童對于電子產品的“屏幕防范”內容，重點防范兒童過早、過多地接觸電子產品，建議3歲以下嬰幼兒應完全避免接觸屏幕。

我國2023年出臺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明確提出，學校、家庭應當教育引導未成年人參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科學、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網絡，預防和干預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這一條例以“網絡沉迷防治”專章明確了學校、監護人、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等相關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

近年來，天津、江西、北京等地在對未成年人保護條例進行修訂時，也增設“網絡保護”專章。

一些科技公司在手機、應用程序、游戲中推出了“防沉迷”功能，如使用時間統計、應用限制、休息提醒等。還有的開發了認知健康管理應用，或上線兒童空間功能等，幫助用戶管理家庭成員的數字娛樂時間。

不少信息專家呼吁，互聯網平臺作為信息生態的核心樞紐，需通過算法透明化與動態過濾機制保護公眾認知健康。比如，用戶報告中應展示推薦邏輯，界面彈窗可加入“因連續3天日均短視頻使用超2小時，您的認知健康指數已下降”等提示語。

一些科研和醫療機構正嘗試用技術改善大腦“超載”。比如北京安定醫院開發了一種基于深度學習的AI個性化認知訓練——心靈島嶼Aurora，通過11個不同地貌的故事場景、11個趣味互動的訓練任務以及6個改善心情與認知的小工具，幫助患者減輕包括腦霧、注意力低下、記憶力下降在內的抑郁癥狀，改善其認知功能和社會功能。

專家提醒，目前對腦功能的研究還遠遠不足，關于信息過載對大腦影響的研究還比較簡單，對其結果需理性解讀。尤其是醫學、腦科學、信息技術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更滯后于技術迭代的速度。關于信息技術的倫理問題，需要國家從法律和社會治理的層面以前瞻視角給予更多關注。

信息如海洋，而我們的大腦是淺淺的容器。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盛納更多，而在于不斷游向深處。人類的思想，就存于其間。

本期封面：

本文轉載自『新華社』微信公眾號，封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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