誡子書

東漢·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誡子書》是諸葛亮晚年（234年）寫給8歲兒子諸葛瞻的家訓，時值他北伐前夕，自知時日無多。全文僅86字，卻凝聚其一生智慧，以“靜”為核心，強調修身、立志、惜時三者的辯證關系，被后世奉為“千古家訓之首”。

諸葛瞻生于建興五年（227年），是諸葛亮46歲時所得的獨子。諸葛亮曾評價他“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擔憂其過早成熟反而難成大器。諸葛亮去世后，他襲爵“武鄉侯”，成為諸葛家族在蜀漢的象征。17歲，也就是延熙六年（243年），娶劉禪之女為妻，授騎都尉，躋身皇親。歷任羽林中郎將、射聲校尉、侍中，后升至尚書仆射加軍師將軍，景耀四年（261年）任行都護衛將軍、衛將軍，與董厥共掌尚書臺政務，統領國事。

執政期間，宦官黃皓專權弄政，諸葛瞻雖身居高位卻“無能匡矯”，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黃皓，被后世批評為政治軟弱。學者王應麟甚至指責他“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

景耀六年（263年），鄧艾偷渡陰平直逼成都。諸葛瞻率軍阻擊，至涪縣后猶豫不決，未采納尚書郎黃崇“速占險要”的建議，錯失戰機，致使鄧艾長驅直入平原。

鄧艾以“瑯邪王”爵位誘降，諸葛瞻怒斬來使，列陣綿竹關。初戰擊敗鄧艾部將鄧忠、師纂，但終因兵力懸殊兵敗。他臨終悲嘆：“于內不能除黃皓，于外不能制姜維，進不守江油，有何面目復返！”遂戰死，時年37歲。其長子諸葛尚（時年18歲）亦沖入敵陣殉國，高呼“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用生何為！”

干寶稱其“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毛宗崗評“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認為他繼承了諸葛亮“鞠躬盡瘁”的精神。諸葛瞻的成就更多體現為精神層面的忠烈而非軍政才能。他受父輩光環所累，在政治與軍事上顯露局限，卻以死節詮釋了“武侯家風”的精髓。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君子的行為操守，以寧靜專一修養身心，以節儉樸素培養品德。

靜，摒除雜念、專注內省。儉，克制物欲，避免奢靡腐蝕心志。開篇點明君子立身之本——內在寧靜與外在簡樸互為表里，共同構筑道德根基，也就是孔子講的“據于德”也。

也與《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形成呼應。兩者共同揭示：心靜是認知與行動的前提——唯有靜定，方能明晰志向，進而達成“慮而后能得”的智慧。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不淡泊名利無法明確志向，不寧靜專一無法達成遠大目標。淡泊是志向的土壤，擺脫功利干擾，方能看清人生方向；寧靜是遠行的動力，專注深耕，方能厚積薄發。“淡泊”指剝離對名利的外在執念，如諸葛亮告誡兒子“儉以養德”的物質節制，“明志”則是內在志向的澄明。

“寧靜”非指逃避塵囂，而是“靜以修身”的心境專注力，如治學需“身心在寧靜中研究探討”；“致遠”強調長期主義的成果。靜是動的蓄能階段，諸葛亮北伐前屯田練兵、撫民蓄力，恰是“寧靜致遠”的實踐。

諸葛亮在蜀漢危局中寫《誡子書》，以“淡泊寧靜”對抗東漢末年的浮華清談之風，為士人提供精神避險策略。其子諸葛瞻綿竹殉國時嘆“不早斬黃皓”，恰是未能踐行父訓“險躁不能治性”的悲劇。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學習須寧靜專一，才干來自勤學；不學無法增長才干，無志無法成就學問。

這四句是諸葛亮在《誡子書》中關于“學習、才能、志向”關系的核心論述，層層遞進地揭示了修身治學的關鍵邏輯，堪稱“成長方法論”的經典總結。

“靜”是學習的前提：這里的“靜”并非單純的環境安靜，更指內心的專注、沉穩與安寧。學習需要沉下心來，摒棄浮躁、雜念和外界干擾，才能深入思考、吸收知識。若心性浮躁（如急于求成、三心二意），便無法專注于所學，知識只能停留在表面，難以內化為自身能力。就像一杯渾濁的水，唯有靜置才能澄清，學習也需“靜”的狀態才能真正入味。

“學”是才能的根基：“才”指才能、本領，但才能并非天生或憑空而來，必須通過后天的學習積累。無論是知識儲備、思維能力還是實踐技能，都需要通過持續的學習（讀書、觀察、實踐等）逐步培養。沒有學習的積累，所謂的“天賦”也會因缺乏滋養而枯萎，最終一事無成。這一句打破了“天才無需努力”的誤區，強調“學”是成就才能的必經之路。

非學無以廣才。“學”是拓展才能的途徑，“廣才”意為擴大才能的廣度與深度。若不堅持學習，才能就會局限在原有水平，甚至因時代發展而落伍；唯有通過不斷學習，才能接觸新領域、吸收新知識，讓才能像樹木扎根一樣日益深厚，像枝葉一樣不斷伸展。比如，一個人最初可能只懂一門技藝，但通過持續學習，能逐漸掌握相關技能，最終成為復合型人才——這正是“學”對“才”的拓展作用。

非志無以成學，“志”是完成學習的動力。“志”指志向、目標、決心。學習是一個長期且需要付出艱辛的過程，若無明確的志向支撐，很容易在遇到困難時退縮、在枯燥中懈怠。志向如同學習路上的燈塔：有了志向，就有了堅持的動力（為何而學）、明確的方向（學什么），才能在漫長的積累中保持熱情，最終學有所成。反之，若“志不立”，學習就會淪為漫無目的的敷衍，難以堅持到底。

學習不僅是積累知識的過程，更是以志向為動力、以靜心為方法、以成才為目標的系統性成長。沒有志向，學習難成；沒有靜心，學習無效；沒有學習，才能無源——這既是諸葛亮對子女的治學教誨，也是穿越千年的成長智慧。

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放縱、懈怠就不能振奮精神，冒險、浮躁就不能修養性情。

“淫”并非狹義的放縱，而是指過度沉溺、無節制的懈怠，比如沉迷安逸、拖延度日、放縱欲望（如享樂、虛榮等）；“慢”則是散漫、懈怠、缺乏緊迫感，對待事情敷衍了事，不愿付出持續努力。二者結合，本質是一種“躺平式”的心態——滿足于現狀，逃避挑戰，任由自己在舒適區中沉淪。

“勵精”意為振奮精神、集中精力，是成就事業的核心動力。當人陷入“淫慢”，會逐漸喪失對目標的熱情：沉迷安逸會讓人貪圖輕松，不愿承受學習或奮斗的辛苦；拖延懈怠會讓人在“明日復明日”中消耗斗志，最終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就像久不打磨的刀刃會生銹，長期“淫慢”的人，精神會變得萎靡，銳氣會被消磨，自然無法凝聚力量去追求目標、突破自我。

“險”指急躁冒進、急于求成，做事缺乏沉穩規劃，總想走捷徑、求速效；“躁”則是心性浮躁、難以專注，容易被外界干擾，情緒波動大，缺乏耐心和定力。二者本質是一種“焦慮式”的心態——既渴望成功，又不愿沉下心積累，試圖用表面的忙碌或激進的方式掩蓋內心的浮躁。

“治性”意為修養性情、磨練心性，讓內心變得沉穩、平和、有韌性。“險躁”的人往往被短期利益或情緒裹挾：急于求成會讓人忽略基礎，做事流于表面，甚至因急功近利而犯錯；心性浮躁會讓人無法專注深耕，遇到挫折就容易放棄，或因他人的評價、外界的誘惑而動搖初心。久而久之，性情會變得偏激、脆弱，既無法沉淀自我，也難以在長期的挑戰中保持穩定的心態，自然談不上修養心性、成就大事。

諸葛亮在告誡兒子，要以“靜”為核心（靜以修身、學須靜也），而“淫慢”和“險躁”正是“靜”的反面。

“淫慢”是“靜”的“松弛過度”，因缺乏自律而失去方向；“險躁”是“靜”的“躁動失序”，因缺乏定力而偏離軌道。二者看似相反，卻殊途同歸：都會讓人脫離“修身治學”的正道，最終一事無成。這兩句不僅是對兒子的告誡，更提醒后人：真正的成長需要“張弛有度”——既不能放縱懈怠，也不能急躁冒進，唯有以“靜”制“躁”、以“勤”克“慢”，才能保持精神振奮、心性平和，在長期積累中實現目標。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年華隨著時光流逝，意志隨著日子一天天消磨，最終像枯枝落葉般衰老零落，大多對社會沒有貢獻，只能悲哀地守著破舊的屋子，到時再后悔又來得及嗎？

“窮廬”指破舊的居所，象征貧困、潦倒的生活狀態，更暗含精神上的孤獨與悔恨。當人年老力衰、一事無成時，只能困守在簡陋的環境中，回望一生：曾經的志向化為泡影，年輕時的機會悉數錯過，身邊的人或許已實現價值，而自己卻兩手空空。此時的“悲”，是對虛度光陰的追悔，是對未竟理想的遺憾，更是對無力改變現狀的絕望。

“復”是再、又之意，“及”是來得及。這句以反問收尾，強調悔恨的無意義——時光無法倒流，人生不能重來，當衰老與遺憾已成定局，再后悔“當初為何不努力”，早已無濟于事。諸葛亮用最沉痛的語氣點出：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這幾句并非單純的消極感慨，而是通過描繪“虛度光陰的悲劇”，反向激勵子女珍惜當下。諸葛亮深知，人性中總有惰性與僥幸心理，唯有讓子女看清“不努力”的后果有多沉重——不僅會失去青春與志向，更會淪為無價值、無歸宿的“枯落者”，才能從根本上喚醒他們的緊迫感。

時間的價值在于“被利用”，意志的意義在于“被踐行”。若想避免“悲守窮廬”的結局，就必須在“年未馳、意未去”之時，以“靜”修身、以“學”廣才、以“志”成學，讓每一寸光陰都轉化為生命的養分，最終實現“接世”的價值，不留遺憾。這既是對子女的叮囑，更是對我們的生命啟示：人生最寶貴的不是時間本身，而是如何用時間澆灌出有價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