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多次說過：“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說到王稼祥的一生，那可絕對并不是短短“傳奇”二字就能概括的。他25歲的時候就當上了軍委副主席，在建國之后卻僅僅只是部長。

前半生如此輝煌的一個人，他為什么會一路走低，遺憾收場呢？

1925年，19歲的王稼祥領導同學參加愛國運動，同年9月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天，他就前往蘇聯深造。在蘇聯期間，他轉為共產黨員。

5年后，王稼祥就回到了上海，剛一回國，他就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干事。只有24歲的他，此時已經成了黨內年輕領導群體中的一員。隨后王稼祥就很快來到了中央蘇區，在這里，他認識了毛主席，并被對方獨特的軍事策略折服。

1931年，25歲的王稼祥成了中革軍委副主席，同時又擔任了紅軍的總政治部主任。這時的他，絕對稱得上一句“年少有為”。不過這時候的王稼祥卻絲毫沒有驕傲自滿，他知道職位越高，責任就越大，隨后就更加堅定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

次年，紅軍在江西寧都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上，“左”傾思想占了上風，許多人主張撤銷毛主席當時的紅軍領導權，將其調離前線。關鍵時刻，是王稼祥挺身而出，毫不畏懼地舉起了反對票，他大聲說道：

“毛澤東同志的指揮能力是經過實踐證明的，現在換成別人太過草率。”

雖然最終的會議結果并沒有因此改變，但他的這個勇敢舉動，讓毛主席記住了這個年輕且有擔當的同志，這也讓他認定了王稼祥是值得信賴的戰友。

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紅軍在湘江戰役中遭受重創，兵力更是直接從原本的近10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形勢岌岌可危。此時的王稼祥，因為在戰斗中不幸中彈，只能躺在擔架上跟隨部隊行軍。

看著身邊的一個個戰友倒下，王稼祥更是痛心疾首，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錯誤指揮帶來的巨大損失。隨后，他就主動找到了張聞天等人，堅定地說：“作為軍委副主席，仗打成這樣我有責任，不能再這么繼續下去了，李德博古必須換掉，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在他的積極推動之下，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上了日程。于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順利召開，會場上，氣氛十分壓抑，眾人都在為紅軍未來的命運擔憂。王稼祥更是躺在擔架上參會，強撐著身體，用沙啞但堅定的聲音說：“我完全支持毛澤東同志的主張！”

他的表態直接讓支持毛主席的力量得到了極大的鼓舞，張聞天等同志也都紛紛相應。最終，遵義會議確認了毛主席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后，王稼祥被任命為新中國駐蘇聯的首任大使，同時又兼任了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長。

對于這個職務安排，當時，有不少人都為他叫屈，認為他曾經是軍委副主席，現在卻只能擔任部長級別的職務，是“仕途下滑”。不過王稼祥本人卻對此毫不在意，他知道此時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與蘇聯建立良好的關系對國家穩定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并且，王稼祥曾經在蘇聯留學，他對蘇聯的情況也比較了解，這些經歷讓王稼祥在駐蘇大使的崗位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頂著嚴寒與蘇聯方面進行艱苦談判，只用了短短20多天就促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為新中國爭取到了大量資金和技術支持。

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李克農也稱贊他：“把外交當戰場，用革命者的坦誠打開了中蘇關系的大門。”

1951年，由于王稼祥的病情惡化，身體條件已經不能夠再支持他的工作，組織上就將他調回國內擔任對外聯絡部部長。期間，他參與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外交方面的許多重大決策，還主持制定了“廣交朋友、不干涉內政”的外事原則，為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廣泛支持，特別是在與亞非拉國家的交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到了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長期負責對蘇工作的代表王稼祥也受到了影響，隨后他就慢慢淡出了政壇。雖然離開了，但他也始終心系國家，一直都堅持研讀國際問題資料，寫下了數十萬字的分析筆記，時刻準備為黨和國家繼續貢獻力量。

到了1971年，65歲的王稼祥給毛主席寫了信，懇切請求繼續為黨工作。毛主席收到信以后，立即批示：“稼祥同志的歷史貢獻必須肯定，他是遵義會議的功臣，應該安排工作。”

在毛主席的關心下，1973年，王稼祥重新當選為中共十大中央委員，時隔多年后再次出現在黨的重要會議上。老戰友們見到他，都紛紛圍上來握手，親切地稱呼他為“老首長”“老戰友”。

復出之后，王稼祥就被安排參與國際問題研究，他還是不顧病痛，每天都堅持閱讀新華社內參，撰寫分析報告，希望能夠為國家的外交事業再盡一份力。但就在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病在背景逝世，享年68歲。

其實，王稼祥“官越做越小”，除了政治環境和歷史機遇的影響，還有個很大的因素就是身體狀況。

在革命生涯中，他就多次負傷。1933年，在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斗中，王稼祥被炮彈炸傷了腹部，彈片直接嵌入體內。但是由于當時條件實在刻苦，醫療也不夠發達，最終也沒能接受足夠良好的治療。

這個舊傷就成了他此后健康問題的核心根源。建國之后，腹部的彈片常常引發炎癥和疼痛，尤其是在勞累或氣候變化的時，疼痛都會加劇。這直接導致他需要經常臥床休息，接受治療，這樣持續性的傷痛，不光影響到了他的日常工作，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活動能力。

到了1951年，長期的勞累和舊傷復發讓王稼祥的健康狀況明顯下滑，這才回國調養。這段時間中，他的身體時好時壞，常常因為傷痛中斷工作，但也還是堅持參與各種問題研究。

1960年后，隨著年齡增長和政治環境的變化，王稼祥的身體狀況就進一步惡化。除了腹部舊傷，他還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等慢性疾病，身體越來越衰弱。最終，因為長期的病痛去世。

王稼祥的一生，是真真正正為革命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永遠值得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