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的一天，你真想回去？”病房門口，護士低聲問。床上的粟裕微微點頭，聲音像風一樣輕，“想，再不看就晚了。”

那一年，他七十四歲。頭痛、心衰、腎功能不全輪番上陣，醫生的話毫不客氣：不要長途奔波，否則隨時可能出現意外。可粟裕還是執意寫信，請求中央同意自己回湖南會同老家，哪怕只待半天。他用顫抖的手握住鋼筆，在信末加了一個感嘆號，力度大到把紙都戳破。

信送到中南海后，胡耀邦仔細看了三遍。專家結論擺在那里，不敢掉以輕心。胡耀邦想了想，把張震叫到身邊：“他走不得，你代他走一趟，把家鄉原原本本帶回來。”張震一聽，立正答應，卻忍不住低聲嘀咕，“老粟這回是真急了。”

張震與粟裕結交，緣起抗日。一個是百丈關上敢打敢拼的團長，一個是江南突圍的智多星，兩人生死搭伴，私底下都以“老哥”相稱。1958年粟裕隨軍到長沙勘察時，張震正率部訓練在鄂西南，兩人擦肩而過。也是那年粟裕因為“反教條”會議背上了沉重包袱，他沒有告訴張震，只寫信寥寥幾句：“革命未了，勿念。”

爭分奪秒，張震坐火車趕到會同。鄉間土路顛得他滿身塵土，卻顧不得。老屋還在，油茶樹高過屋檐，廳堂里掛著斑駁的族譜。張震一張張拍照片，再向鄉親打聽：“老太太可好？”鄉親說，粟母早在1975年病逝，臨終念叨的是“阿裕別累著”。張震鼻頭一酸，又讓同行秘書把屋前屋后都錄了影。

三天后，厚厚一沓照片送到北京醫院。粟裕靠在枕頭上，一頁頁翻，手指停在那株油茶樹，“這是我十歲時種的……”眼眶濕了，卻不掉淚。張震怕他激動，把照片收起，遞上家鄉臘肉和茶油。醫師點頭示意可以品嘗，粟裕用筷子夾下一小塊，嚼得極慢，像在回味一生。

從那以后，他沒再提回鄉。更多時間用來口述回憶錄，吩咐妻子楚青整理文稿，又和秘書核對戰役數據，生怕有半點差池。他說得斷斷續續，總要停下來按住太陽穴，疼了，就讓護士用冰塊敷頭頂。彈片在腦內藏了三十多年，醫生不敢動刀，只能用藥。疼得厲害，他就把頭伸到洗手池，開冷水猛澆，一邊喘一邊說：“別停，涼著好受。”

1984年2月5日，清晨六點，心電監護儀停止跳動。按遺囑，骨灰被分送二十多處戰斗舊地，第一站正是會同。落土那天，油茶樹正結果，鄉親們說，這是老粟回家了。

粟裕走了，可張震的奔波才剛開始。他心里清楚，老友最大的遺憾不是沒能踏進家門，而是那頂1958年的“帽子”。為此，他四處寫信、搜資料，找楊尚昆、余秋里、陳錫聯等老同志佐證。文件一份又一份送到中央辦公廳，他在信末寫：“事實俱在，請給粟裕同志以公正。”

1984年9月，《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首度加注“1958年受到錯誤批評”一句。消息傳來，張震沉默良久，對身邊人說：“這還不夠。”1994年冬，《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同期刊發《追憶粟裕同志》，由張震、劉清華署名，明確指出當年批評系重大失誤。文章刊出那天，張震拿著剪報走進北大醫院骨科復查，醫生調侃他氣色不錯，他笑答：“一塊心病，總算好些。”

正名之后，張震又操持編纂《粟裕軍事文集》，跑檔案館、走戰役舊址，甚至親自測繪當年敵我兵力示意圖。同行的年輕參謀不解：副主席怎至于如此親力親為？張震擺手：“你懂什么，老粟在，我在；老粟不在，我替他說話。”

粟裕的隱痛，并不僅僅是那頂“帽子”。兩顆彈片伴隨他一生，第一顆劃過耳后，沒有留下殘渣；第二顆留在顱骨深處，1950年代上海專家勸他開顱，他回應只一句：“戰爭還沒打完。”之后二十多年，逢陰雨或思慮過度就疼得直不起腰，楚青常夜里驚醒，怕他疼到昏厥。有人問她后悔與否，她搖頭：“他苦，可他從不后悔。我也一樣。”

2007年秋，粟裕誕辰百年。記者陳榮坤來到北京雨兒胡同，采訪楚青。八十歲的她，用近乎炫耀的口吻數著丈夫的戰功：新四軍蘇中七戰七捷，淮海15萬對敵80萬，渡江戰役百萬大軍橫掃千里。說到興起，她握拳比劃，眼里閃光。可當說到晚年病痛，她忽然低頭哽咽，“那彈片跟了他五十四年，火化才取出來。”現場瞬間安靜，只剩錄音機的輕嗡。

粟裕生前對張震說過一句話：“以后國家建設，你我都得盡力，可要把打仗的勁頭換到建設上。”張震記住了。九十年代后，他主抓國防現代化，動員年輕軍官學習信息化作戰思路；看到夜訓的士兵，他常感慨：“老粟若在，肯定樂壞。”

歷史不會忘記那一次未能成行的返鄉。遺憾是真，可情義也真。一個病重老將軍的請求，一聲“你替他完成”，連起了兩位大將的后半生。有意思的是，張震替粟裕走過的那條鄉路，如今已修成柏油，路邊立著新石碑，碑文的落款不是個人，而是“會同縣群眾”。正好，群眾才是最好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