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民國風文藝范

那一年，18歲的她在火車站送別即將離開的戀人。

戰火之中的離別總是蘊含著太多的擔憂，眼前人亦是心上人，怎能放心在未知中放開彼此的手。千言萬語在離別面前也只能是一句“我等你平安回來”。

伴著耳邊刺耳的鳴笛聲，火車在軌道上越行越快，而她心中牽掛的那個人也越來越遠。

這個站在月臺上的女子，便是施濟美。而此時的她并不知道，這次的離別會成為她生命的轉折點。

在這之前，施濟美生在書香門第，長在親朋的呵護之下，人生可謂完美。

施濟美的父親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后任職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的得力助手。而母親也是名門閨秀，不僅精于詩詞，而且善書法。家庭經濟條件優渥，父母文化涵養極高，施濟美自然是名副其實的掌上明珠。

施濟美高中就讀于上海培明女子中學，在那里她結識了好友俞昭明，二人都愛好文學，志同道合，成為知己。

緣分很是巧妙，許是上天的眷顧，不僅為施濟美送來了知己俞昭明，還將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也帶到了施濟美的生命里。俞允明的出現點亮了施濟美的青春，兩顆青澀卻又深情的心撞在了一起。

之后三人一同考進了上海東吳大學。而當時東吳大學的校長正是楊永清先生，他與施濟美一家是世交，在他的照拂之下施濟美的學校生活順風順水。

摯友俞昭明

親情、友情、愛情、學業，這些幸福將施濟美緊緊地呵護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斷頭王后》里有一句經典語“她那時候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戰火的硝煙彌漫在中國的土地之上，一場戰亂席卷了整個中國。

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讓動蕩的中國難以有一張安靜的課桌。心存高遠之志的有為青年皆奔向大后方。一面抗日，一面求學，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施濟美的戀人俞允明也是其中一個。

在民族戰爭面前，風花雪月不得不暫時擱淺，兩人只能分隔兩地。

昔日朝夕共處，今日異地相隔。此時的施濟美多希望自己可以和俞允明一同離開，可家庭的責任讓她寸步難行。父親遠在西歐擔任參贊，作為長女，她要承擔侍奉母親、照顧弟妹的責任。

對于戰亂中的人而言，一場戰爭打亂的又何止只有情感上的牽掛。對生命的踐踏，才是戰爭真正血淋淋的殘酷。

不久之后施濟美一家所居住的南京也淪陷了。一時之間，戰敗的代價扼住了所有南京人的咽喉。

面對眼前嚴峻的，作為一家主心骨的施濟美，做出了決定——逃。

而俞允明離家之后，留下的家眷當時也還在南京。俞允明父母早已年過花甲，光靠他們自己肯定出不了南京城。施濟美只好兩家并一家，一起匆匆逃難。

戰火中的路并不好走。恰逢蘇北的一些城鎮被日軍占領，所以一路上膽戰心驚，既怕碰上日本鬼子，又要逃避國民黨的敗兵。

扶著年邁的老人、護著幼弱的孩子，一路上還是學生的施濟美撐起了兩家人生命的希望。有時取道水路乘民船，有時由陸路乘獨輪小車，輾轉多地，最后終于到達上海。

施濟美與弟弟妹妹

戰火紛飛中，只身扛起大梁的施濟美不管是從個人情感上還是家庭情況上，無疑期待著戀人俞允明的歸來。

但俞允明寄來的書信卻從某天開始，再也沒了消息。

一天天焦急的等待中，施濟美終于等來了訊息，但不是俞允明的書信，而是武漢大學的電報：

“俞允明在8月19日上午日機轟炸樂山時不幸遇難身亡，希節哀。”

施濟美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這樣突然、這樣殘酷。二十多歲正是一個少女憧憬未來幸福的年華，但施濟美卻在二十歲的時候。永遠地失去了她想共度余生的人。

她內心的悲痛自是無法估量，多少次午夜夢回的啼哭，多少次魂牽夢繞的執拗，我想都不為過。

因此她懂斯人已逝的悲痛，所以她更不愿讓俞允明的年邁的父母遭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愴。

于是俞允明的父母每月仍能收到兒子俞允明的書信，書信中兒子告訴他們，他已去國外深造，而國外有施濟美的父親，對他多有關照，不必掛念……雖然一直沒見到兒子回來，但總歸有消息就好。

而之后的日子里，施濟美對俞允明的父母始終如自家長輩般敬愛，時常探望照顧。這也讓二老有了些許安慰。

這個噩耗就這樣瞞下來了，一直到俞昭明的父母壽終正寢，也不知他們的愛子早已遇難去世。

而施濟美從此再也沒有在他人面前提過俞允明的名字。似乎說出那個人的名字，就會抑不住往外噴涌的悲傷。

漫漫人生路，施濟美的余生再未愛過誰，終身未嫁。

施濟美就如同她筆下的那些女子一般，在男主人公離開之后，即使知道兩人再無可能，但依舊深情而執著地守在舊地，不肯離去。

剎那間的芳華，施濟美卻用一生去追尋。讓人敬重他們的感情，卻又憐惜那顆孤寂的心。

但生活還在繼續。今天很糟，明天也許會更糟。

施濟美畢業照

1942年，施濟美從東吳大學畢業。因珍珠港事件發生，施濟美父親對一家的接濟完全中斷。家中生活頓陷困境，母親和弟妹均無收入來源，一大家子人只能靠施濟美養活。

畢業之后有人介紹施濟美去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待遇很優厚。有了這份工作的她完全可以輕松地面對眼前的經濟困境。但特殊的是這個公司是日資企業。

當時上海已淪陷，經濟局勢每況愈下。在日本國旗高懸的上海灘里，生存的壓力會剝奪人的尊嚴，每天都有著無奈屈服于帝國勢力的人。

但施濟美當即一口回絕，她說凡有日本人或漢奸投資的公司一概不去。最終施濟美寧愿去做工資低少的學校教員。

而這一時期的施濟美同時也業余寫作，除了表達內心的情感信念之外，也是為了補貼家用。

施濟美曾經說過“有人用筆寫故事，也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寫故事。”而她自己，是后者。

寫作對于施濟美雖是業余，但才華卻不會因此而減弱。施濟美的作品十分暢銷，當時很多的雜志都因發布她的文章而銷路大漲。《愛的勝利》、《尋夢人》等小說都深受讀者喜愛，吸引了眾多“施粉”。

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最為引人注目的有三個女作家。作為“東吳派女作家群”的領軍人物，施濟美便是其中之一。

但解放之后施濟美便停筆了。從此文壇上隱去了一位天資卓越的作家“施濟美小姐”，但三尺講臺上卻仍有嚴謹治學的“施濟美先生”。

施濟美將教師作為了她終身的職業。即使解放后，她完全可以換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但她拒絕了。因為于她而言，教書育人是她一生的事業。

在當時的教育行業中，“施濟美水平”是對一名老師極高的評價，這足以見得施濟美成為了多少學生心中的知識引路人。

在課上，她是那個教學嚴肅認真，卻又關心弱勢學生，讓人有點害怕卻又感到溫暖的國語先生。在課下，她是那個堅持家訪，經常與學生談心，一起睡在破倉庫里的知心朋友。

而經歷了一屆又一屆學生的“施先生”，也由原來充滿活力的年輕摩登，漸漸變成了“齊耳短發，身穿人民裝，腳踏方口布鞋”的樸素平淡。

但這樣平靜的生活卻在1966年的一天被突然打破。

一群革命小將不期而至，不由分說就開始瘋狂抄家。他們帶著滿滿的兩輛黃魚車走了，車上是施濟美收藏的報章雜志、珍貴書稿等。

一瓶由施濟美父親生前從國外帶來的香水被打翻，香濃的氣味飄在滿目狼藉的房間里，更襯得格外凄涼。

但施濟美對這次抄家卻表示：任何東西都是身外之物，無可珍惜。同時她又鄭重地交給她妹妹一樣東西——一沓厚厚的信件。

這些還未被抄走的信件，都是學生們寫給她的信，信中寫滿了對老師敬愛與信任的語言。施濟美擔心這些信被發現，使學生們遭受牽連，所以讓她妹妹代為保管。

在此后的那段時間里，有人寫她的大字報，有人到她家里去“破四舊”，也有人逼問她：“你最喜歡什么樣的學生?”但施濟美平靜地回答：“我對每個學生都一樣，對你也一樣。”

這時的施濟美已經從老師變成了掃地和擦浴缸的粗人，但她卻依舊有著為人師表的光芒。雖然自己深陷困頓，但她仍心系學生。和每一位優秀的老師一樣，她希望學生能夠更好地發展，而不是成為錯誤政治活動的劊子手。

但，事實是悲涼的。沒有是非判斷標準而空有一腔熱血的學生，成為了將施濟美逼向絕境的助推者。

施濟美曾經教過的一個女學生，把施濟美給她修改過的文章，寄給了造反派，成為了施濟美“罪孽”的證據。這份證據，除了導致施濟美被人唾罵，批斗，敵視這些之外，更是在她滿懷教育熱忱的心上狠狠地“刺了一刀”。

施濟美曾對她的同事說：“政治上的事有一天會平反，生活上的事卻沒人能說清。

無情的揪斗和摧殘接踵而至，除了批斗，還是批斗。未來是如此黯淡無光，她的心靈愈發荒涼。

終于，48歲那年，施濟美自殺了。

走的那天，她的妹妹回憶道：“她低頭一言不語地走上三樓。當她走到樓梯轉彎處時，她回過頭看看我，臉色蒼白，充滿了憂郁和絕望，又默默地上樓走進她的臥室……”

死亡是可怕的，自殺通常已經是一個人對生命絕望的極點之后的決絕。但施濟美的自殺卻先是喝了大量的敵敵畏，之后又用繩子懸梁自盡。這不禁讓人感受到無盡的悲涼，她的絕望是有多么濃烈，才會讓她對死亡如此渴求。

第二天黎明的陽光照進了施濟美的房間，也照到了施濟美的身體上，但施濟美靈魂卻永遠留在了陰暗里。

而她家樓下“打倒鴛鴦蝴蝶派作家施濟美”的標語很快就會被換成“反動學術權威施濟美死有余辜”之類的“新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