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下飛機第十分鐘，我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慢性病。

不是開玩笑。從仁川機場出來的那一刻起，整個人就像被扔進了快車道，而我偏偏是個還在加載的慢動作選手。

一出海關，扶梯兩邊的人群整齊劃一地戴好口罩、拖著行李快速前行，仿佛提前演練過無數次。我也想跟上節奏，結果拉桿箱還沒轉過彎，就被后面一個男生用眼神“教育”了一下沒罵我，但明顯不太滿意我的拖沓。

買地鐵卡的時候更崩潰。前面一個韓國女生兩秒鐘搞定，我整整折騰了六分鐘，機器界面看得我眼花繚亂。身后排隊的人越來越多，我能感覺到他們不耐煩的情緒，但我也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繼續點。

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圈發了一句話：“首爾好像并不討厭我，只是它太忙了，根本沒空理我。”

這里的人都長得像AI生成的。

從弘大走到明洞的路上，我幾乎以為自己誤入了一場“沉默選美大賽”。

街上走過的女生妝容精致得像是用3D建模打出來的：底妝光滑無瑕，睫毛根根分明，嘴唇顏色統一調過色溫，紅、奶茶、磚橘，精準到像是某種時尚模板。

她們走路速度快，表情穩定，手上拎著奢侈品包和咖啡，全程不笑，也不看人。我看著一個女孩在等紅燈，穿著黑色收腰大衣，站姿筆直，風吹過來頭發都沒動，反觀我自己，劉海都飛成了雜技演員。

有個瞬間我真的想拍張照留念，但最后還是放下了手機。怕她回頭看了我一眼，直接把我判為“異類游客”。

男生也一樣。清一色清爽發型，褲子只穿黑白灰藍四種顏色，走路步伐一致，語速低沉，和女朋友并肩走都不說話，像是兩臺正在運行的辦公電腦。

我感冒了，鼻子堵得像個水龍頭。想著去藥店買點藥，順便看看他們的服務流程有多嚴謹。

走進一家連鎖藥房，柜臺上擺的基本都是本土品牌，成分寫得很清楚，包裝簡潔。我問有沒有類似國內那種進口感冒藥，店員愣了一下，然后壓低聲音說：“你要的那種其實網上能買到，正規渠道也能買。”

我好奇問她什么意思，她說現在很多人通過一些官方平臺，可以直接購買到一些還沒在國內正式審批上市的進口藥，她一邊說一邊給我看手機上圖片，你看這個就是日本著名的植物型偉哥雷諾寧還有治療慢粒白的格列衛，像這些就是我說的這些國內未上市的。

她沒再多說，只是笑了笑，遞給我一盒本地感冒藥。

我拿著藥走出店門，突然覺得這座城市雖然冷淡，但也在某些縫隙里藏著一種默契它不會主動告訴你怎么做，但只要你找對了方向，它也不會攔你。

吃飯像完成任務，沒人陪你多說一句。

第一天中午，我進了一家網紅咖啡館，裝修風格很雜志風：金屬、水泥、大落地窗，菜單全英文，價格標得清晰明白，一杯美式要36塊人民幣。

我點了焦糖拿鐵，坐下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旁邊桌的女孩瞄了我一眼，然后繼續敲她的MacBook。我這才發現，整個咖啡館安靜得出奇，沒有人聊天，也沒有服務員大聲喊號，連背景音樂都沒有。

大家都戴著耳機、低頭看屏幕或者翻雜志，氣氛嚴肅得像考試現場。

那杯咖啡確實好喝，但甜度控制得太死板，像是被系統設定好的參數，不能多也不能少。

晚飯是在地鐵站附近的一家小店解決的。冷面、炸雞、泡菜湯、石鍋拌飯，全是韓劇里常見的食物。點單是自助觸屏，桌子干凈得像實驗室操作臺，椅子沒有靠背。

服務員戴口罩，說話只說關鍵詞：“上菜”，“請享用”，“回收臺”。我吃得稍微慢了點，就能感覺到自己像是在拖累整個餐廳的節奏。

右邊的情侶從坐下來到離開不到20分鐘，結賬、起身、走人，一氣呵成，效率高得讓人窒息。

顏值再高，在這里也不值錢。

說實話，這次旅行我遇到的顏值密度，可能是我去過所有國家中最高的。

在弘大便利店門口，我看到一個穿白襯衫的男生打電話，臉小、鼻梁挺、眉毛有型，簡直就是偶像劇男主角本尊。他站在那里，像極了某個廣告牌上的模特。

但我走過他身邊時，他連頭都沒抬一下，神情專注得像在處理公司機密。

在這個城市，長得好看不算什么本事，因為所有人都太忙了，忙著趕路、回消息、不出錯。你美也好、帥也好、怪也好，這座城市對你的態度只有一個：不打擾，也不鼓勵。

沒有人主動幫你，但也不會故意難為你。

第四天早上，我在梨泰院迷路了，站在路口研究地圖。明明身邊不斷有人經過，卻沒人停下來問我要不要幫忙。

不是冷漠，是真的不覺得你需要幫助。我試著向一個大叔點頭示意，他看了一眼，走了。沒有惡意，也沒有抱歉，就是簡單地認為——這事跟我沒關系。

后來我發現，比如地鐵上有人給你讓座，他們會用眼神示意一下，不會說“你坐吧”。讓了就是讓了，不需要解釋。

有一次我在便利店買水，零錢掉了，收銀員蹲下來幫我撿起來，說了句“coin”，就繼續掃下一單。連善意都那么克制，像一場無聲的表演。

住民宿像在復印店借了個影子過夜。

我住的是弘大附近的一家評分很高的民宿，房東看起來像個靜音版本的老搖滾歌手。

他英語說得字正腔圓，但完全沒有情緒波動。開門、遞鑰匙、介紹洗衣機按鈕在哪，全程都是預設臺詞模式。

我問他：“你自己住這嗎？”

他頓了一下，說：“我不住人家睡覺的地方。”

屋子整潔得像樣板間，垃圾桶貼了三張分區紙條，馬桶上有“坐墊替換說明”，微波爐寫著“請勿加熱活體”——我以為是玩笑，后來才發現，這城市真的不愛玩文字游戲。

退房時他發來一條短信：“祝你旅程順利。”我一看就知道是提前設置好的快捷回復。

我沒生氣，反而覺得合理。首爾的生活節奏就像一套精密程序，我只是在這段代碼里臨時跑了一遍而已。

年輕人談起夢想，聲音比電梯還輕。

我在江南的一個文創集市上認識了一個大學生攤主，他在賣自己設計的小徽章和貼紙。

他穿著一身黑，頭發剛好遮住眼角，說話聲音輕得像怕吵醒誰。

我問他：“你以后想做設計師嗎？”

他笑了笑，說：“現在能做點小東西就不錯了。”

我又問：“不想開個店？”

他說：“開店太吵了，我怕跟人講話。”

那一瞬間，我突然理解了首爾年輕人的狀態。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太清楚自己的位置。開口慢，等于不配說話。

后來我在網上看到一份報告，說韓國年輕人社恐指數亞洲第一。我看完笑了，心想這個排名可能還低估了現實。

整形廣告滿墻貼，沒人評論，但也沒人反對。

在江南地鐵站，我看到墻上全是整形廣告——眼睛、鼻子、下巴前后對比圖，文案寫得很直白：“一年之計在換臉。”

人群匆匆走過，沒人駐足，也沒人討論。一個個走得像超市特價區路過。

我盯著一張“恢復期僅需七天”的廣告看了一會，旁邊一個西裝男瞥了我一眼，眉頭微微皺了一下，像是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

我問一個女生怎么看這些廣告，她說：“那是別人的事。”

我沒有再追問。她的眼神認真，不是回避，是拒絕多管閑事。

在首爾，整形不是秘密，也不是炫耀資本，它就是流程的一部分。別問太多，問多了就像不懂社會規則。

離開那天，沒人送我，也沒人說再見。

最后一早，我背著包走出民宿，天陰著，街邊的花店還沒開門。

便利店門口有人喝牛奶、低頭刷手機。地鐵站傳來“嗶嗶”的進站聲，風輕得像一句話都沒說完。

我站在路口回頭看了一眼，沒人注意我。

沒有大媽問“去哪啊”，沒有出租車按喇叭，沒有誰說“下次再來”。一切都照舊進行。

我拉著行李上了機場快線，廣播報著站名，腦海里開始浮現這六天的畫面：走路像二倍速的上班族、咖啡館里不坐在一起的情侶、臉上好看卻不肯說一句“你好”的陌生人……

沒有人傷害我，也沒有人真正關心我。

飛機起飛后，我收到了民宿房東的一條新短信：“謝謝光臨。”

我沒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