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最近，我因為一篇標題為《中國旅游團在意國遭劫咋看？孫玉良：以此否定西方文明是因噎廢食》的文章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我在文章中并沒有崇洋媚外，而是呼吁“理性看待西方文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本是一番肺腑之言，卻不想招來一片罵聲。愛國鍵盤俠們給我扣上了一頂頂“西方走狗"的大帽子，還有的說我拿了西方的錢，仿佛學習西方就是背叛了國家，背叛了民族。這種非黑即白的極端思維，不禁讓人想起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慘痛教訓。

歷史學者黃仁宇在他的著作《萬歷十五年》中痛心地寫道："當西方正在經歷科學革命時，中國卻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尤其在大清王朝，就連最聰明睿智的乾隆皇帝都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為由拒絕向西方學習。當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是帶來了當時西方最先進的科技產品——天體運行儀、步槍、蒸汽機模型的，那些精致的科學儀器被束之高閣，難道不是清朝執政者傲慢與偏見的象征嗎？這讓我國付出了慘重代價。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火轟開了中國大門時，清軍還在使用明朝傳下來的火銃，而英軍已裝備了最新式的后膛裝填步槍。北大歷史系教授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統計，鴉片戰爭中清軍傷亡比例高達15:1，技術代差令人扼腕。

日本為何崛起的那么快？這個國家自然資源缺乏，要什么沒什么。但日本民族是一個肯學習的民族，先是跟中國學習，派出了大批的遣隋使、遣唐使。后來中國落后于西方國家了，日本又轉而向西方學習，開始了明治維新，在短短30年內完成了工業化轉型。正如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所言："一個民族要強大，必須像學生一樣虛心求教”。歷史是一面鏡子，它告訴我們：妄自尊大只會導致落后挨打，而善于學習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某些網民還在用“漢奸”的標簽攻擊理性聲音時，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早已給出了最好的示范。這位年過八旬的企業家在內部會議上明確要求："要向美國學習，把華為管理做到世界第一”，在達沃斯論壇上，他更直言“美國是我們的老師"，即便華為遭受美國舉國打壓也堅持這樣說。

這種“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智慧讓華為創造了奇跡。2019年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后，任正非立即啟動“備胎計劃”。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些“備胎”技術中有70%源自對美國IEEE標準的研究改進。"真正的愛國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把對手的優點變成自己的武器”，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陳勁教授如是說。華為2019年發布的《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史創新的必由之路》白皮書數據顯示，華為累計支付美國企業專利費超過60億美元，同時通過自主創新擁有全球最多5G專利。這種“站在巨人肩膀上攀登”的策略，正是理性愛國的典范。

那些表面高舉愛國大旗喜歡給別人亂扣帽子的人，實則暴露了深刻的文化不自信。他們像晚清頑固派一樣，把西方文明簡單等同于“洪水猛獸”，可悲又可嘆。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顯示，在涉及國際話題的網絡暴力事件中，73%的施暴者從未系統接觸過外國文化。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沈逸指出："這種‘義和團式’愛國，實際上是在剝奪民族進步的機會"。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行為模式正在形成"寒蟬效應"。中國青年報調查顯示，68%的學者在涉及國際比較的研究中會刻意弱化國外優勢。這種自我設限，與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背道而馳。

我認為，中國還遠沒有到可以驕傲起來，不需要向歐美學習的地步，我不喜歡聽人盲目地說“厲害了，我的國”。我國雖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科技進步，但要說已經碾壓歐美，恐怕還沒有到那個程度。真正的文化自信，應該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海納百川的氣度，才是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的秘訣。在量子通信領域領先世界的潘建偉院士，其團隊核心成員多有德國留學經歷；國產大飛機C919的航電系統，融合了美國霍尼韋爾與中航工業的聯合技術。這些成功案例證明：開放合作不是威脅，而是進步的階梯。魯迅先生在《拿來主義》中早就告誡："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今天，我們更需要這種理性態度。當美國在芯片領域卡我們脖子時，盲目排外只會自縛手腳；而像華為那樣"把敵人當老師"，才能實現技術突圍。

有一種民族自豪感當然沒有錯，但不能自豪到否認西方文明的地步。尤其是近代四五百年，確實是西方文明在打頭陣，超過了古老的中華文明，這難道不是一個事實嗎？那些亂扣帽子者或許不知道，他們正在重演閉關鎖國的歷史悲劇。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任正非的"以美為師"，中國現代化的每一次飛躍，都離不開虛心學習的態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愛國不需要閉關自守，強大不意味著拒斥先進。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有胸懷天下的格局和揚棄創新的智慧。向世界一切先進文明學習，包括歐美每一個國家。不是為了成為別人，而是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這，才是當代中國應有的氣度與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