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飛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戰爆發88周年。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透過紀念活動，不僅讓后人緬懷先烈為保衛世界和平與爭取民族解放而作出的巨大犧牲，也在近年烽煙漸起的世界局勢之下警醒當代，必須要對歷史有正確的觀念。

筆者認為，當中有兩個重點常被忽略：一，在進行抗日戰爭歷史教育活動中，講授中國軍民消滅日本侵略軍的重要性，理應不亞于講授中國軍民付出犧牲的重要性，但是中國軍隊擊斃多少日軍高級將領等戰績，在抗日戰爭歷史教育中卻絕少提及；二，警惕西方歷史學界一直存在的忽略中國抗日二戰史觀，這不僅要防止這類史觀干擾我們的抗戰歷史教育，同時也要向西方世界說好中國抗戰勝利的歷史故事。

突出抗日戰績宣揚民族自豪

就第一點而言，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那么我們除了紀念犧牲的軍民之外，同時也應大力宣傳中國軍民消滅了多少日本侵略軍，特別是其高級將領，以揚我國威，喚起后人尤其青年一代的民族榮譽感和勝利自豪感，筆者稱之為“抗戰戰績史觀教育”。

在史學界中，有關日本侵略軍的死亡人數的資料亟需進一步整理和校對，以便教育界能將這些研究成果融入歷史教育的課程和教材中。雖然歷史文獻中有關消滅日軍的數據頗多，但是對于高級將領的死亡人數，記載卻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有的資料顯示在14年抗戰期間共擊斃約100名日軍將領，而另一些則認為只有18名，這些差異使得資料的可信度成疑。

這種混亂主因是整體上對于“戰績史觀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例如，1939年八路軍在河北擊斃的陸軍中將阿部規秀，雖然被廣泛報道，但有些資料將其標記為第一位在中國戰場被擊斃的日本將軍。事實上，也有資料顯示，認為阿部規秀是第一位被擊斃的陸軍中將，在他之前已有數名日軍少將被擊斃。

此外，有幾個計算定義標準，是軍事歷史統計所通用：首先是被擊斃還是其他緣故死亡，包括病死、事故、自殺、被刺殺；其次可以再劃分死亡時的軍銜，還是死亡后日本軍方追贈的軍銜，這些都應納入統計考量中。學者應綜合中日兩國的歷史記錄，并參考日本的官方戰史資料，例如《日本陸軍將官辭典》和《日本海軍將官辭典》等，以獲取更全面的信息。

至于第二點，中國抗日戰爭犧牲和貢獻遭西方史學界嚴重忽視。事實上，抗日戰爭又稱“十四年抗戰”，戰爭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局部抗戰階段（1931年至1937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中國軍民在東北抗日聯軍等組織的領導下展開游擊戰；二是全面抗戰階段（1937年至1945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抗日軍侵略。

但非常遺憾的是，在國際社會關于二戰的主流敘事中，中國戰場的貢獻長期被低估甚至忽略。許多西方歷史著作將二戰的起點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完全無視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便已開始的艱苦抗戰。這種偏頗的史觀不僅扭曲了歷史真相，也削弱了世界對中國人民巨大犧牲的認知。

今年5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發表一份名為《糾偏：80年來錯誤“二戰史觀”的綜述與中國應對之策》的重要報告，提出要正確理解二戰全貌，就必須打破和糾正幾種常見的錯誤史觀。根據上述報告，筆者總結西方史學界對中國抗戰的忽視論調為以下3點：

1.二戰“六年論”：西方主流觀點常將二戰定義為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戰爭”，卻忽略中國自1931年開始的14年抗戰。

2.“西方中心主義”：低估中國戰場的戰略作用。許多歐美史書將二戰敘述為以歐洲戰場為核心的戰爭，然而，早在1937年，中國就已獨自抵抗日本陸軍主力，牽制了百萬日軍，使其無法全力投入東南亞和太平洋戰場。根據日本歷史研究會的統計，中國軍民在二戰中傷亡3,500萬以上，占世界總數的40%；中國軍隊共進行200多次重要戰役，殲滅日軍逾150萬、偽軍118.6萬，日本在中國戰場上死傷人數是其在二戰中死傷總數的70%。

3.“日本受害論”：部分觀點過度強調日本在戰爭末期遭受的原子彈轟炸，而輕描淡寫南京大屠殺和重慶大轟炸等暴行，這種敘事不公，可能助長歷史修正主義，使后人對戰爭的真相產生誤解。

尊重歷史真相講好中國抗戰故事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出現修正西方傳統二戰敘事的努力。例如，美國學者理查德·弗蘭克在其著作中，明確將亞洲戰場的起點界定為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強調中國戰場的重要性。同時，中國學者也在系統研究中駁斥了“中國戰場無足輕重”的觀點。這些學術努力揭示了中國抗戰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真相。

正確的二戰史觀不僅關乎學術嚴謹，也承載對歷史的尊重與未來的警示，對我們的歷史教育有直接影響。講好中國故事，應包括講好中國的抗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