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理事會會議將于7月15日在天津舉行。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邀請，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外長和上合組織常設機構負責人將與會。其中，印度外長蘇杰生還將結合與會訪華。

這是自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以來，印度外長首次訪華。分析人士指出，蘇杰生此訪主要為籌備上合峰會而來。這也表明，自去年10月中印領導人喀山會晤以來，兩國關系中合作與發展的需求在上升、安全防范因素的干擾在減少，呈現出回歸合作為主航道的趨勢。

自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以來，印度外長首次訪華（資料圖）

一場“預熱會”

上合組織目前有10個成員國、2個觀察員國和14個對話伙伴。今年是中國時隔7年再次成為上合組織輪值主席國，肩負統籌協調重任。

在當前復雜的地區和國際形勢下，繼上月在青島舉行十國防長會和安全會議秘書會后，上合組織外長們將在天津聚首，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許濤指出，今年秋天，第25次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將在天津舉行。按慣例，每年峰會前，都會舉行三場重要會議：外長會、安全會議秘書會和防長會。其中，外長會是最重要的部長級工作會議，主要體現在議題準備和議程安排兩方面。

一方面，峰會擬通過的重要成果，通常會在外長會上提前討論并達成初步共識。另一方面，各國元首在峰會期間會有大范圍討論、小范圍會議和雙邊會談。相關安排往往會在外長會上敲定。

此外，與此前舉行的防長會、安全會議秘書會相似，外長會將為各國提供凝聚共識、縮小分歧的寬敞圓桌。

在今年以來上合組織所在地區事件頻發的背景下，許濤指出今年上合會議的幾方面看點。

其一，相關成員國（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會不會在上合平臺展開接觸，備受關注。

其二，上合組織走過近25年的發展，多次擴員帶來了更豐富的資源，但內部差異也隨之增大，問題變得更復雜。各國尋找共同發展話題的難度增加。如何鞏固上合組織的凝聚力與影響力，至關重要。

“習主席在去年的阿斯塔納峰會上提出，今年是上合組織可持續發展年的建議，就很有針對性。”許濤說，上合組織怎么解決平等和效率的關系問題，能否在合作議題、機制改革等方面實現一些突破，很受期待。比如，由于成員國間利益不一以及堅持協商一致原則，上合組織自由貿易區、上合組織發展銀行等議題長期停留在磋商博弈階段。未來是否可參考金磚國家議事原則，重大議題堅持協商一致，具體項目采取靈活的多數通過原則等。

延續與鋪路

上合外長會前一天，印度外長蘇杰生抵達北京。據新華社報道，14日，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在北京會見蘇杰生。

7月14日，國家副主席韓正在北京會見印度外長蘇杰生（新華社記者 高潔 攝）

蘇杰生上次訪華是在2019年8月，那是他出任印度外長后的首次訪華。時隔近6年，蘇杰生再次敲開中國大門，并不讓人感到太多意外。

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出席金磚峰會期間會見印度總理莫迪，雙方同意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處理中印關系。這場領導人會晤被視為自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以來雙邊關系緩和的標志，并為兩國關系重啟再出發指引方向。

自那以來，中印恢復了邊境事務磋商協調機制。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外交秘書、外交部聯合秘書等官員先后訪華。上月，印度防長辛格赴青島出席上合組織防長會議，成為加勒萬河谷沖突以來首位訪華的印度內閣部長。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胡仕勝指出，蘇杰生此訪主要議程是參加上合組織外長會。這延續了印方高層近期頻繁訪華的態勢，填補了印度外長自2019年來未訪華的空白，最重要的是，他將為莫迪可能來華出席上合峰會進行磋商和協調。

莫迪去年10月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時曾表示，印方愿全力支持中方擔任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工作。

與此同時，胡仕勝指出，印度外長此訪也釋放出印方希望推進中印關系發展、改善其整體外交環境的信號。

印度近期在大國外交、周邊外交方面遇到一些波折，國內逐漸認識到維持中印關系穩定的重要性，甚至出現“印度產業化發展離不開對華合作”的聲音。上月，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訪華時稱，兩國要聚焦“發展”這一共同的戰略目標。“這一表態在近年來印度高層中前所未有。”胡仕勝說。

參考近半年印度高官訪華所涉及議題，胡仕勝認為，蘇杰生訪華期間，中印主要聚焦幾方面議題。

其一，圍繞上合峰會展開討論，包括議程安排、議題探討和立場協調等。

其二，雙邊關系毫無疑問會成為重點，涵蓋多個層面：如何落實去年峰會共識，恢復高層對話的勢頭；是否重啟戰略經濟對話這一經濟合作戰略平臺，以及產供鏈、投資、技術等具體問題；如何加強人文合作，包括恢復直航、簽證便利等舉措。

其三，雙方還會談及地區問題和大國關系。其中包括中俄印關系，俄羅斯一直強調要恢復三邊機制；如何應對“特朗普沖擊”；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機制如何運行等。

合作謀發展

置身印度外交布局的大棋盤里，一直以來，印度試圖“左右逢源”，在大國間、“東西方”間、“南北國家”間保持平衡。

但近年來，印度與美國、日本在“四方安全對話”“印太經濟框架”等“小圈子”里持續互動，并在科技、安全等領域試圖與西方形成戰略協同，外交路線愈發轉向“傾西方”。

站在中印建交75周年的特殊節點，蘇杰生此訪對于“龍象共舞”以及地區合作意味著什么？

胡仕勝指出，就中印關系而言，蘇杰生此訪不僅具有象征意義，也是一次實質性的雙邊交流。

中印去年已恢復邊境事務磋商協調機制，圖為兩國國旗（資料圖）

一方面，它標志著自喀山峰會以來，中印關系逐步走出低谷，正朝著恢復各項工作機制的方向邁進。當前中印設有約40個工作機制，但尚未全部恢復。雙方積攢了大量亟需溝通的議題，印度方面希望通過高層接觸以管控分歧、推動合作的訴求強烈。

另一方面，它表明中印關系中合作與發展的需求上升，安全防范因素（尤其是邊境問題）的干擾在相對減少。中印已在邊境問題上形成一套維護和平與穩定的新模式。

此外，從更寬闊的視角看，受“特朗普沖擊”以及印度對華“脫鉤”政策收效有限等因素影響，印度國內對華政策正經歷調整。兩國關系呈現出回歸務實合作主線的趨勢，正朝著更可預測和穩定的軌道邁進。

“當然，中印關系距離完全正常化還有一定距離，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胡仕勝說，但即便如此，這些分歧并沒有阻礙兩國關系在過去近30年里持續向前發展。

究其背后，胡仕勝指出，中印之間的核心國家利益，并非在于徹底解決結構性分歧，而在于如何通過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正因如此，中方一直強調，中印關系的重要性遠超出雙邊范疇，展現出深遠的全球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印擁有近30億人口，對全球發展格局影響巨大；二是兩國作為“全球南方”的代表，可推動世界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只有中印雙方都將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心放在共同發展上，雙邊關系才能真正實現穩定，也才能為地區和世界帶來更多積極影響。”胡仕勝說。

作者：解放日報 安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