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3日 總第929期

值日編輯：毛雅欣 郭好嘉 杜大壯

審核：范家菀 石雅風 王若桐

執行主編：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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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斯蒂芬·科恩的講座現場。圖源：網絡

《印刷報》7月8日發表題為《美國的南亞戰略研究為何衰落？只顧聯盟，不求深度》的評論文章認為，美國南亞研究受過度聚焦美印戰略伙伴關系、遏制中國發展緊迫性等因素影響，普遍轉向政策制定導向型研究，對印研究深度明顯不足，這導致美印戰略界對話越發“雞同鴨講”、分歧顯著。將政策研究與斯蒂芬·科恩注重“人文因素”、以更寬泛視角深入研究“印度本來面貌”的理念相結合，或可解決該問題。作者悉達多·拉米迪（Sidharth Raimedhi）系印度戰略與國防研究委員會研究員。

目前美國印度觀察家與印度戰略界之間的對話似乎有些脫節，前者充斥著“即興評論”，兩者之間越發難以進行可彌合理解鴻溝的持續戰略交流。這種現象在2025年5月的印巴沖突發生后再次凸顯，美國南亞研究學者對該事件缺乏有見地、發人深省的評論。美國認為印度正變得愈發難以捉摸，該國知名印度問題專家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在其《印度的大國妄想》（India’s Great-Power Delusions）一文中將“多極化”視為印外交政策的主要驅動力，并認為這是美印產生分歧的根源。但事實上，美國的南亞研究（尤指印度研究）正因追求“戰略趨同”這一狹隘目的而“畸形發展”。

全面理解美印關系，首先須了解美國南亞研究泰斗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的研究方法與理念，因為美印關系發展深受其影響。20世紀70年代，印在冷戰中的地緣政治重要性逐漸減弱，全球大多數國家政府都不認為其“足夠重要”，這使科恩能不受國家政策制定需求的束縛，慢慢地、客觀地研究印度的“本來面貌”。同時，鑒于印度社會的高度復雜性，他選擇以廣闊視角解讀印度，注重以“人文因素”為主的文科傳統研究方法，承認人類行為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而非試圖提煉總結社會的“規律”和“常態”。盡管其核心研究成果聚焦印度戰略文化和外交政策，但其分析起點始終注重背景，借鑒了對印度社會、宗教、種姓、后殖民身份、官僚體制與軍隊等國家的各方面的研究。

實踐證明，科恩的大多數研究成果經久不衰，并在預見性方面取得很高成功率，其所著書籍也成為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學生們的標準參考書。例如，關于美國對印度的戰略定位，其稱美國應將印度視為亞洲大格局中的一個角色，印度或許不是中國，但也絕非無足輕重的“第三世界”國家；關于美國對印度的期待，其稱由于對印度歷史文化知之甚少，許多官員低估了印度對“不受制于任何外部勢力”的堅持，“不能想當然認為印度經濟崛起必然意味著美印戰略聯盟”；關于巴基斯坦，其對印巴關系未來持悲觀態度，并在2004年預測若巴不能通過合理的城市化、教育和就業管理其“人口膨脹”，該國將在2025年左右出現社會動蕩。

但如今在美國南亞研究領域，“科恩式”研究范式已成“非主流”。1998年印度進行核試驗后，美國對印研究范式發生巨大變化，主要受三大變量影響：對美印戰略伙伴關系的炒作和期待、應對中國崛起的緊迫性，與政策規劃導向型研究范式。這催化了一種觀念，即美印已“足夠熟悉彼此”，如今需要制定促進雙方更廣泛戰略合作的政策。于是，人們的關注點轉向政策制定與確定雙方的戰略趨同和分歧，尤其是在2017年后，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緊迫性尤為突出，但它使美國的相關政策規劃細致有余、深度不足。科恩曾形容印度“獨一無二”，但如今美國卻將印度的核心價值定位為“中國+1”的關鍵支持者和受益者。

然而，中國崛起的影響力超出預期，美國對印度“扶而不振”的失望，實際上掩蓋了美國自身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的不足，但這不僅沒有促進美印間的相互理解，反而加劇了相互指責。例如，本輪印巴沖突期間，美國最初以“與我無關”的態度冷漠對待，隨后又宣稱在促進停火上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沖突結束后雙方又就“停火到底是誰的功勞”陷入激烈爭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印戰略對話顯得“支離破碎”，美國印度觀察家們對印度持續無法看清戰略形勢感到“精疲力竭”。當前現實及其走向表明，美國的南亞研究應有條件地回歸“科恩式”理念，既然美印在戰略協調方面進展不足，就需重新審視美國對印度的相關假設。政策導向型研究仍不可或缺，但也可輔之以更廣泛視角，重新審視印度“當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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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瑪康卓 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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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8日，印外長蘇杰生和中國外長王毅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G20峰會期間會晤。圖源：X

《印度快報》7月12日報道，印外長蘇杰生7月14日至15日擬訪華，出席在天津舉辦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理事會會議。這是蘇杰生自2020年中印在拉達克東部對峙后首次訪華，將為9月初在天津舉行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奠定基礎。據悉，蘇杰生預計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舉行雙邊會談，討論持續推進中印關系正常化與稀土供應議題。此前，印已有高層訪華，推動雙邊關系發展。6月，印國防部長拉杰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率印高級代表團赴華參加上合組織防長會議。期間，拉杰納特會晤中國國防部長董軍，提議制定“結構化路線圖”以緩和緊張局勢并呼吁永久性解決邊界劃定問題。然而，分析指出，由于印以“未能解決印緊迫關切”為由拒簽上合防長會聯合聲明，蘇杰生此次訪華任務艱巨。印消息人士表示，由于目前中印邊境局勢尚未完全正常化，實控線兩側仍有5-6萬兵力部署，印仍將在保持審慎的前提下與中方接觸。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外長7月或訪印，與印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在特別代表對話機制框架下就邊界爭端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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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姆·穆尼爾。圖源網絡

巴《新聞國際報》（The News International）《經濟時報》7月11日、12日報道，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Asim Munir）計劃7月21日起先后訪問斯里蘭卡與印度尼西亞，旨在推動與斯、印尼雙邊關系發展。斯里蘭卡方面，巴斯將就雙方利益相關問題進行磋商。印尼方面，印尼系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國家，消息人士透露，穆尼爾此訪預計將在雅加達會見印尼關鍵利益相關方，旨在恢復與印尼的關系。據悉，此前雙方缺乏頻繁高層接觸，關系較為冷淡。印尼在反恐、領土完整議題上持續支持印度的行為令巴不安。5月，印尼曾阻止巴在伊斯蘭合作組織（OIC）就克什米爾問題強烈指責印度，并與印磋商阻止巴提出反印決議。此外，印尼還與印進行反恐合作，向印遣返兩名涉嫌與“伊斯蘭國”（ISIS）有關的恐怖分子。印尼總統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曾批評4月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違背印尼的伊斯蘭教教義”，并表示“受軍隊干預的體制無法取得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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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印電車品牌在尼泊爾的市場份額。圖源：nepalautotrader

《日經亞洲》7月9日報道，中國電動汽車在尼泊爾市場迅速崛起，不僅助力尼能源結構轉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印長期以來在尼汽車市場的主導地位。數據顯示，2023-2024年，尼自華進口電動汽車8938輛，占總進口量的約76%，2024年尼進口的電車中近70%產自中國。其中，以比亞迪、名爵、長城汽車為代表的中國品牌憑借價格、技術、交付速度等優勢，不斷搶占原本為印企占據的尼市場份額。此外，中方還積極通過投資電動公交、建造充電基礎設施等方式，擴張在尼能源生態布局。分析指出，除中方推動外，尼本輪汽車市場結構性轉型的內因主要有三。一是環保與公共健康因素。據世界銀行報告稱，空氣污染已成為尼首要健康風險因素，而“電車替換油車”則被視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措施之一。二是經濟因素。對尼普通民眾來說，電車不僅行駛平穩，且運行成本較油車有明顯優勢。三是地緣政治因素。在長期對印保有較強依賴的背景下，尼正試圖在中印之間尋求新平衡，并借此實現包括能源轉型在內的多重戰略目標。對此，分析建議，印度政府和汽車企業需采取出臺產業激勵政策、簡化對尼出口流程、鼓勵建立合資企業等方式，應對中國電動汽車挑戰，鞏固印在尼汽車市場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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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至2025年印度對以色列的出口貿易。圖源：flipitmoney

路透社、“中東之眼”網站7月8日報道，以色列政府尋求與印度加強經濟聯系，雙方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內簽署一項“投資保護協定”（注：IPA，指各國為降低彼此投資風險而達成的一項條約，內容通常包括針對不公平待遇的保護、取消對資本和利潤轉移的限制等）。據以色列財政部稱，印近年來已成為以在亞洲和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2024年印以雙邊貿易規模達到近40億美元。以財長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也表示，“隨著（印以）兩國外交、安全關系的加強，未來幾年雙邊貿易和投資有望進一步大幅增長”。有分析指出，盡管印以本輪“加強經濟聯系”有著較為充分的內政動因以及經濟、軍事歷史合作基礎，但兩國政府“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親近性才是更深層次的合作動力。例如，在IPA范圍內“投資關系”的掩護下，印以兩國政府和企業可以允許“不懲罰對方的非法行為和歧視性措施”，這不可能對兩國穆斯林等邊緣群體帶來致命后果，甚至還允許雙方通過強化各自的“法西斯意識形態”、升級迫害措施獲取巨額商業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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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網絡的梗圖，將孟政府標志描繪為暴徒毆打受害者的場景，并將文字改為“孟加拉暴民共和國政府”。圖源：半島電視臺

半島電視臺7月11日報道，“說唱音樂”“表情包”等流行文化已成為孟加拉國青年群體“反抗政治”的重要“文化武器”，這一趨勢可能將對孟政治社會生態產生深遠影響。自2024年7月“反哈西娜運動”以來，“說唱音樂”“街頭涂鴉”“網絡表情包”等流行文化逐漸成為孟青年群體表達“反體制”訴求的重要途徑，并對相關社會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隨著哈西娜的下臺，上述“文化武器”的打擊對象逐漸轉向臨時政府以及各反對黨，并在此過程中逐漸成為孟主流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分析指出，“說唱音樂”“街頭涂鴉”“網絡表情包”等流行文化以其簡潔、犀利的方式進行政治評論或批判，最大限度擴大了相關信息的傳播效率，由此成為孟受網絡影響深刻的青年群體表達政治不滿、推動社會變革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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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網絡

“印度世界”7月1日發表題為《印為何尚未尋求制衡中國的崛起》的評論文章認為，印并未堅持軍事對華制衡，而是依靠一種基于外交與地緣政治多管齊下的威懾戰略。然而，隨著中國實力增強，印恐無法維持舊有平衡，印必須面對其策略局限性。本文作者西達爾特·拉伊梅迪（Sidharth Raimedhi）系戰略與國防研究委員會（CSDR）研究員。

印主流戰略界對如何對華威懾問題的看法與美西側重軍事能力的傳統威懾理論不同，印更強調一種綜合性的平衡威懾戰略，即將政治、外交（尤其是雙邊關系）、地緣政治、軍事要素共同納入考量。這反映出印對威懾的理解不僅限于領土控制、作戰部署、心理意志層面博弈，更基于對政治認知、地緣格局、中國經濟與軍事約束等削弱威懾效力因素的整體評估。正因如此，印戰略聚焦與華建立更公平、相互敏感的政治共識，而非走向單一的對抗路線。

回顧歷史，印這一理念自20世紀50年代中印沖突以來便已初現端倪：當時，印把握地緣政治機遇在和解與對抗間采取平衡政策。冷戰結束后，印延續這一策略邏輯，在實踐中始終對軍事力量保持相對克制。2000年代以來，印對華基本目標一直是勸阻中國放棄在實控線爭議地區前進。2020年加勒萬沖突爆發后，印持續尋求緩解雙邊緊張，避免升級為高風險對抗。

然而，隨著中國國力提升，印所謂靈活的威懾策略存在明顯缺陷：一是中國并未對印威懾策略做出對等回應，反而在局勢緩和背景下對印施加更大地緣政治壓力。2024年10月，中印就邊境巡邏問題達成協議，但中方隨后加大對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的軍事外交支持。此舉強化印一貫的疑慮：中國意圖將印長期鎖定在南亞次區域，從而增強對印的結構性優勢。印被迫在面對日益緊迫的地區性安全挑戰的同時，警惕中國長期威脅。

二是印為對華威懾采取的外交等政策并未取得“硬戰略合作”，僅旨在傳達信號。外交方面，印試圖與美建立更緊密的戰略關系、在“四方安全對話”中取得領導地位，但實際上缺乏傳統形式的硬戰略合作。原因在于，印行動的主要目標是對華傳達“印有能力復雜化中國地緣政治安全矩陣，因此‘尊重印度’符合中國利益”的信號。例如，印在加勒萬河谷沖突后，同意澳參與馬拉巴爾海軍演習。然而，印此舉僅在中短期內改變中國行為，而并未建立傳統意義上的真正能力以制衡中國。軍事方面，自2007年以來，印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對華軍事準備。2010年代末，印將其威懾戰略從拒止（deterence by denial）轉變為懲罰（deterence by punishment）。例如，印在邊界前沿和敏感地區升級空軍基地、加強基建等。然而，印軍事投資很大程度上僅旨在擴大對華傳遞軍事信息，希望其放棄挑釁印。

當前，隨著中國戰略與軍事崛起、美國內政治動蕩，印基于平衡的威懾策略面臨挑戰。中國恐將不再關注印方呼吁節制的做法，因為印威懾力及其與外部大國結盟的杠桿作用正在減弱，而中國的軍事勢力正在增長。印在制造業實力、軍事升級領域的發展軌跡和增長速度不足以滿足調整平衡的需求。

為此，印需要的不是調整現行政策，而是從根本上反思。印可以選擇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試圖與中國達成基于尊重印核心利益的諒解，但這一策略風險極高，因為中國仍警惕印潛在力量并將利用印弱點。例如，2024年10月兩國關系解凍，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印損失，短期內加強國際政治靈活性，也穩定了邊境局勢。然而，自2025年起，中國對印實施技術封鎖、出口管制，表明印在2024年僅是“喘口氣”。因此，印應放棄中國“經濟疲軟”“過度擴張”“需要與印保持穩定關系”的陳詞濫調，更加關注如何提高本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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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何佳蔚

本期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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