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在盒馬鮮生偷奶粉的人，并不只是判決書上的名字。

他們出現在深圳、武漢、廈門、長沙……走進干凈明亮的門店，推著購物車，挑選奶粉、洋酒、紙尿褲這些再普通不過的商品。沒有暴力，沒有喧嘩，動作自然，神情平靜。唯獨在結賬那一步，他們繞過掃碼，悄然離開。

這不是孤立的行為。幾乎每個月都會爆出有人在盒馬鮮生偷東西被抓的新聞，在諸多被盜商品中，奶粉頻繁出現，成為他們之間明確的共通點。它價格不低，體積適中，易于轉賣，也象征著一種“體面生活”的基本配給。我們從奶粉這一入口，試圖理解這群游走于系統邊緣者的處境與選擇。

有人是慣犯，多次踩點、熟練出手，在城市間輾轉行走；也有人只是偶然鋌而走險，被生活的裂縫逼到角落，在某一天做出一次性選擇。他們的身份與動機各異，卻在監控與系統中被歸入同一個模版。

盒馬的自助結賬系統，曾是“新零售”的象征，是中產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而在他們眼中，它是一道罕見的縫隙，一個短暫逃離現實的出口。他們穿越算法與秩序的邊界，像幽靈一般出入系統，不留痕跡，只留下輕微的商品差額。

他們拿走的不只是奶粉，更是對“正常生活”敘事的一次擾動。在這個高度自動化、看似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他們用最隱秘的方式，提醒我們：秩序并不屬于所有人，未來也不曾邀每個人入席。

01

對抗

劉麗琳第一次出現在盒馬鮮生，是在2018年12月22日的深圳福田。

那天是傍晚，她和兩個熟人，一起走進皇庭廣場里的盒馬鮮生超市。她穿得普通，推著購物車，動作流暢自然。她們挑了三罐美贊臣藍臻嬰兒奶粉、兩罐惠氏啟賦嬰兒奶粉，還有兩罐惠氏較大嬰兒奶粉和兩罐幼兒奶粉。除了奶粉，她們還拿了一包幫寶適紙尿褲、一盒護臀膏、一瓶嬰兒沐浴露，還有一個可么多么的硅膠奶瓶。

這些東西都不是為自己準備的，但她已經懷孕。她把它們裝進購物袋里，沒經過收銀臺，直接走了出去。當天偷走的總價值是4024.8元。

這并不是她第一次這么做。事實上，從2018年3月到當年年底，她已經在福建、廣東多個城市的大型商場、母嬰店、超市里反復出手，目標高度一致：奶粉和母嬰用品。她通常不是一個人，身邊總有兩個搭檔，一個叫李瀟瀟，一個叫卓瑤。有時還會出現一個被她稱為“大姐”的人，身份至今不詳。

整個盜竊過程幾乎成了“職業動作”。選點、觀察攝像頭、規劃路線、分工配合，動作干凈利落。她們會先從地形復雜、人流量大的大型超市下手，逐家掃蕩。一次下來，十幾罐奶粉塞滿購物袋，然后轉移下一個目標。

比如，2018年12月8日一天之內，她們連續作案六次，從廈門明發商業廣場的家樂福、世貿商城的孩子王、廈禾路的華潤萬家、萬象城、蔡塘大潤發再到麥德龍，偷走近三十罐各品牌奶粉，總值超過兩萬元。

如果有人質疑她為什么只偷奶粉，她可能會笑一下，說奶粉好賣，容易脫手。事實上，她確實是帶著轉賣的目的行動的。不是為了孩子，不是為了生活，是為了生存。但這只是她人生故事的表層。

2020年5月15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對一起在盒馬鮮生發生的案件進行審理，法院以盜竊罪，一審判處被告人湯某拘役四個月，緩刑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退繳在案的違法所得發還被害單位。

劉麗琳戶籍在湖南耒陽，小學文化，無業。從2014年開始，她的名字頻繁出現在法院的判決書上——深圳、常州、長沙、羅湖，四次因盜竊被判刑。每一次釋放后，她總能迅速“重操舊業”，仿佛從沒離開過那個熟悉的偷竊節奏。

2018年12月25日晚上，她再次出現在深圳寶安的人人樂商場，這次她沒那么幸運。盜竊奶粉時，她和李瀟瀟被當場抓獲，人贓俱獲。二人均于次日后被取保候審。就在一天之后，她又跟隨李瀟瀟、卓瑤去了盒馬鮮生益田店，再次盜竊奶粉，結果同伴當場落網，裝著奶粉和零食的袋子也一并被繳獲，價值共1075.4元。

但她本人卻一直未被正式羈押，直到2019年1月16日，在湖南耒陽，她被當地警方抓獲。到案后，她如實交代了所有盜竊事實：13次作案，涉案奶粉超百罐，總金額超過5萬元。

盒馬，只是她的十三個目標之一。作為“新零售”的代表，盒馬用智能系統、大數據和物流效率構建起商品世界的新形態。但這個體系并未完全將她排除，相反，它在某種程度上吸引了她——因為高價值、高周轉、低人員密度，也因為便利和寬松。

最終法院判她盜竊罪成立，數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五年，罰金五萬九千元。但法院考慮到她系懷孕的婦女且尚有漏罪在審理為由，為將她轉交執行。

她被責令賠償的商家名單上，兩個“盒馬鮮生”排在靠后的位置——但那兩個門店的名字，被精準記下，和那幾罐奶粉一起，封存在法院的卷宗里，成為她多年“工作經歷”的又一行腳注。

這是她的第五次刑期，可能也是最長的一次。在法庭上，她的辯護律師沒有為她爭取無罪，只是請求從輕處罰。她本人也沒有異議，簽字具結，承認一切。這一套程序，她比大多數人都熟悉。

她沒有家，也值得依靠的人，卻為奶粉跑遍大半個南方。沒有人真正知道，她在盜竊之外的生活是什么樣的。或許，每一次拿起一罐奶粉時，她的內心有片刻的猶豫，但也只是片刻而已。像是生活的一次輕微打結，很快又被自己理順。然后繼續走進下一個盒馬，走向她無聲、隱秘的重復人生。

盒馬鮮生不斷升級自助系統、加裝攝像頭、設立防損機制。而像劉麗琳這樣的人，也在不斷優化自己的作案策略。在這個過程中，兩種系統彼此對抗，卻也短暫共存。她不是盒馬的用戶，卻精確知道盒馬賣什么、哪種奶粉最好出手、哪個門店監控較松。

劉麗琳的故事，是盒馬“被闖入”記憶中的一頁。類似的路徑，并不只有她一人走過。那些不在消費畫像中的人，以另一種方式參與了新零售的現實循環。偷奶粉，是他們對“商品世界”的回應——不是擁有，而是掠取；不是進入，而是繞開。

他們與盒馬之間，像是在上演一場沉默的對峙。而這場對峙，遠未結束。

02

縫隙之中

劉麗琳并不是唯一一個在盒馬偷奶粉的人。在她之外，還有更多像她一樣的身影，游走在城市與城市之間，躲藏在攝像頭與結賬系統的縫隙中。

張敏桃就是其中之一。

和劉麗琳一樣，她的目光也精準地鎖定在那些能賣得出去的嬰兒奶粉上；不同的是，她還看中了高價洋酒，她的生活更安靜、更內斂，也更不被人記住。直到某一天，她也被鏡頭捕捉，出現在盒馬的損失報告中。

2018年3月13日傍晚6點，正值下班高峰，深圳寶安區的盒馬鮮生會員店迎來一波涌動人潮。就在此時，張敏桃進入盒馬，隨后，其兩名女性同伙也先后進入超市。起初三人并無明顯交流，直至6點23分左右，張敏桃與兩名同伴開始協同行動，共同拿走貨架上的11罐奶粉：張敏桃拿了5罐，另一名同伴拿了6罐。

6點30分左右，三人在超市內相互配合，有掩護行為。其中一人遞給另一名同伴一個袋子，用于存放奶粉，張敏桃則負責掩護。6點46分，張敏桃又在超市酒水區取走兩瓶酒，同樣放入背包內。

監控畫面記錄下劉麗琳最后一次望向攝像頭，面無表情，動作干脆。超市沒有裝防盜系統，她和同伴帶著總價值5275元的商品，消失在人流中。

張敏桃，1981年生于湖南耒陽，受教育程度為“半文盲”，案發前無固定職業、不常出門，是一個不起眼的人。然而，這一次，她成為一家新零售超市的重點關注對象。

一個月后，2018年4月21日晚上，張敏桃再次走進同一家盒馬鮮生。她或許沒有意識到，超市員工已經開始“蹲點”——為了應對頻發的商品失竊，盒馬內部早已將“奶粉區”和“洋酒區”設為重點監控區域。她被蹲點的員工一眼認出，隨后被當場攔下并報警。

面對警方詢問，張敏桃否認參與盜竊，堅稱案發當日她人在湖南。可惜，證據鏈條已然成形。司法機關調取的店內監控畫面，經逐幀比對與面部識別，確認張敏桃即為3月13日盜竊事件中的涉案人員。兩名超市員工在庭審中也分別作證，指認她為當日行竊的三人之一。

她的反駁未被采信。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最終判定張敏桃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兩千元，責令其退賠被盜商品價值5275元。

2025年4月18日，一男子一個月內在盒馬鮮生盜竊11次，直到被抓了現行，還表示只是忘了掃碼。根據上游新聞從上海普陀警方了解到，目前犯罪嫌疑人張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判決生效后，張敏桃的人生軌跡第一次被明確記錄在司法系統中。此前的她是“模糊”的，無業、無聲、不顯眼；但在一次次悄無聲息的進出盒馬后，她最終成了系統“識別”與“排除”的對象。

張敏桃與盒馬的關系，是一種時代錯位的縮影。她沒有盒馬的會員卡，從未享受數字系統帶來的便利與優惠，也并非被精準營銷吸引進店。她靠的是經驗：哪里貨值高、哪些商品體積小、哪些品牌容易出手。她不是“用戶”，卻比很多用戶更了解盒馬的“商品地圖”。

在新零售設想中，盒馬鮮生是為數字中產設計的空間——掃碼購物、自助結賬、算法分單。人、貨、場的關系，被盡可能抽象為數據流。張敏桃并不屬于這套系統，卻屢次進入其中心，反復試圖從中“拿走”點什么。對她來說，盒馬不是“便利生活”的象征，而是一個有縫隙、有可操作空間的現場。

她的行為方式仍保留著傳統盜竊的痕跡：蹲點、裝包、迅速離開。她或許不是專業小偷，卻在逐漸熟悉流程中找到了某種“策略”。只是這一次，她低估了盒馬系統對“重復進入者”的記憶能力，也高估了匿名化在高度監控環境下的有效性。

六個月刑期不算長，但它劃出了張敏桃與盒馬之間清晰的界限。她不再是那個在商場人流中悄悄穿梭的影子，而成為盒馬門店內一個被內部記錄與排查的“案例編號”。

對于盒馬來說，張敏桃既是一個盜竊者，也是一面鏡子。她提醒這家數字化零售企業：即使所有流程都已算法優化、自助化升級，人仍是變量。尤其是那些不屬于“大數據畫像”的人，他們的動機、路徑與選擇方式，往往并不在系統預測范圍內。

張敏桃的案例也揭示了一個更深的現實：被排除在消費體系之外的人，如何以另一種方式重新“介入”商品世界。她知道五糧液的價格，也知道“藍臻”奶粉的渠道行情，但卻從未以正常消費者的身份擁有它們。這種認知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使她選擇了一條危險的路徑。

03

“邊緣變量”

盒馬鮮生的歷史要追溯到2015年，創始人侯毅帶領著一群“吃貨”在上海啟動一個名為“五道口“項目，立志創造一個新事物。

2016年1月，盒馬鮮生在上海開出第一家門店。它融合了自助收銀、生鮮供應鏈和數據算法，主打“線上下單、線下自提”，被譽為“新零售樣本”。在隨后的數年里，盒馬迅速擴張，進入一線城市的高端商圈，吸引了大量中產家庭和城市白領。截至2025年7月，它已在全國18個省市開設60家門店。

這是一家為未來設計的超市：明亮整潔，陳列井然，顧客拿著手機掃碼、自動稱重、快速結賬。購物不再是瑣碎的家務，更像一場智能化流程演練。但也正是在這樣的場所里，一些“并不在系統算法設定中的人”悄然走了進來。

他們熟悉流程，也看似懂得系統的漏洞。對他們而言，盒馬的自助結賬既是效率工具，也可能是一種“機會”。

2019年夏天，張谷明的生活就這樣改變了。

他生于1992年，湖北棗陽人，初中學歷，在武漢靠送外賣維生。工作之外，他經常出入武漢的盒馬鮮生。那年5月下旬開始，他試圖通過“少刷單”的方式從盒馬門店帶走一些未結賬的商品——目標明確，直指價格高、易轉手的嬰幼兒奶粉。

在兩個月內，他先后在首義、龍嶺、帝斯曼三家門店作案六起，偷走了包括“愛他美卓萃”“佳貝艾特”等品牌奶粉，累計價值達2779.98元。7月30日下午，他又在首義廣場門店偷了兩包韓國產恩芝牌純棉日用衛生巾，價值人民幣17.4元。那一次，他沒能走遠，被現場工作人員當場攔下。

案發后，張谷明如實供述并退還了所有贓款——共計3707元，超過被盜商品的總價。法院最終以盜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三千元。因為主動認罪、退贓，他獲得了從輕處理。

他也是新零售系統中的“邊緣變量”：日常生活緊繃于騎手平臺，工作高強度、低收入，也可能只因一時起意，在無人的監控盲區做出冒險選擇。他熟悉盒馬的動線，了解哪些商品最值錢，也明白系統在哪些環節可被“穿越”——不是專業罪犯，卻成為了新業態風險中的“現實注腳”。

如果說張谷明的軌跡還帶著某種“系統適配”的痕跡，那么趙珍一的出現，更像是一次更久遠、更邊緣的撞擊。

1964年出生的她，來自成都錦江區，初中學歷，無業。2019年8月至10月，她五次進入成都陽光新業的盒馬門店，專偷一種“美贊臣·藍臻”嬰兒奶粉——每罐售價近400元。她一共盜走八罐，金額超三千元。

10月14日，她再次作案，被超市員工當場識破。抓獲時，她手里正拿著剛偷出的奶粉。

趙珍一并非“初犯”。2015年因盜竊獲刑六個月，2017年又因販毒入獄八個月，直至2019年初才剛刑滿釋放。那年，她已經55歲，重回社會后無收入、無社保，日常生活游離在正式社會的邊緣地帶。盒馬門店明亮而干凈，貨架上擺滿精致商品，也擺滿她從未擁有的生活想象。

案件審理中，監控視頻、商品清單、員工證言一應俱全，她坦承所有行為，并表示悔意。最終，法院以盜竊罪判處她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執行，罰金三千元，并要求退賠盒馬經濟損失2379.66元。

這些案件對盒馬來說是運營管理中的一個小切口，但背后卻是某種結構性裂縫的顯影。這家“未來超市”的高效系統擅長計算貨物流動、顧客行為、會員黏性，卻一度對那些被算法忽視的人力有余而力不足——偷奶粉的人，不在系統畫像中，也難以被早期的攝像頭與風控模型識別。

2025年3月，浙江紹興越城區靈芝派出所接到轄區盒馬鮮生員工報警稱，在盤點貨物時發現有大量商品被偷。民警對現場監控進行仔細排查后，發現一名嫌疑人，經過比對研判，并很快抓獲歸案。

也正因此，這類案件總顯得格格不入。超市并未因數額受太大損失，但案件頻發，暴露的是一種更隱秘的張力：技術與制度之間，秩序與失序之間，現代零售空間與邊緣人群之間。

我們無法簡單定義張谷明與趙珍一。他們的行為觸犯了法律，也受到了懲罰。但在他們走進盒馬之前，生活已經有了太多難以回頭的歧路。

盒馬鮮生的設定是面向未來的。但故事中進入盒馬的人物，卻似乎來自另一個現實。他們與盒馬之間，構成了一種幾乎不被察覺的對角關系：一個是城市中產消費的代表，一個是邊緣生活的求生樣本；一個強調技術、效率、算法，另一個則鉆研縫隙、漏洞、盲點。

在商品、算法與效率主導的空間里，誰該被看見，誰注定隱身，這是一個未解的難題。

本文所述故事整理自多個地區人民法院公開發布的裁判文書。為保護相關人員隱私，文中人物姓名已作化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