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爆發。

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認為，現代世界起源于“雙元革命”——英國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前者讓人類的經濟形態發生了巨變，而后者給人類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巨大的顛覆。

從西方到東方，英國工業革命對現代文明的意義反復被訴說，但似乎也沒有爭議，但很多人對法國大革命的印象，不是停留在歷史教科書，就是8年前，因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高層推薦所引發的對“改良與激進賽跑”這一命題的大討論。

我們知道，人類的秩序，由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構成，物質是人類秩序的底層約束條件，而精神則為人類秩序給出了意義和方向。誕生了很多重要概念和觀念的法國大革命，就長遠而言，對人類歷史的影響，要比工業革命更為深遠——雖然，很多影響是負面的。

凡大歷史，必然引發人類深刻的追問與反思——無論古今中外，無數思想家為大革命寫下了浩如煙海的著作，這讓普通人一時望而生畏，難以著手。

而詞匯，或者概念，往往是比文獻更為響亮的證言。

“人民主權”“民主”“人人平等”“民族國家”“總動員”“左派”“右派”“意識形態”等如今被我們掛在嘴邊的詞匯，都誕生于法國大革命。

每一個關鍵詞，其背后不僅伴隨著相應思想的誕生，更成為我們理解、反思法國大革命深遠影響的重要地標。

▌人民主權：重新定義政治秩序

提起法國大革命，總是伴隨著濃重的血腥味。血腥的大革命，不僅將舊制度的統治者送上了斷頭臺，還讓成千上萬的革命者、無辜者身首異處，它用腥風血雨的殘酷直接摧毀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國。

然而，如果法國大革命僅僅是一場暴力的輪回，那就又是一個“官逼民反”的老套故事，也就難以被稱之為“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大”，不是因為它摧毀了一個專制的波旁王朝，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而在于它打開了一種前無古人的、嶄新的政治秩序。

1789年8月26日，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人權宣言》頒布。這份數千字文件的全新意義，聚焦于一個詞匯，那就是“人民主權”。

“人民主權”的對立面是“君權神授”，大革命不僅僅是要用暴力推翻波旁王朝，還要撼動所有皇權專制的合法性根基——用“人民”取代“神仙”，更要取代“皇帝”，作為國家內部最高權力的來源。它也就此重新定義了什么才是正義的政治秩序。

不過，常常被忽略的一點是，這份文件名為《人權宣言》，而非《法國人權宣言》，可見，它的雄心，不單單要解放波旁王朝治下的民眾，而是全人類——這就不僅僅是法國的革命了，而是全人類的革命。這一雄心，與拿破侖征戰歐洲有關，與希特勒發動二戰有關，也與其他解放全人類的政治實踐有關。

▌民主：絕對的“政治正確”

法國大革命引發的第一個結果，就是追求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的崛起。

“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盡管它廣為流傳，但總被等同于中國歷史語境里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在大革命之前，歐洲社會也講究平等，不過，那是上帝之下的眾生平等，但在眾生之中，國王與國王平等，貴族與貴族平等，平民與平民平等，平民階層處于最底層，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被壓迫，在文化上也被輕賤。很顯然，這是一種拒絕階層流動，社會分層的平等。

大革命爆發后，受啟蒙思想的影響，“人民主權論”認為，每一個人不應該受到貴族血統、基督教教會的束縛，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而非皇帝一姓之私產，誰要是限制人民的自由，誰就不正義，誰要是認為比人民高貴，誰就是邪惡的。

法國大革命用“國民公會決定一切”取代了“朕即國家”。用政治哲學的話語說，就是人民主權取代了絕對主義國家。

于是，沉睡千年的民主制度復活了。在此之前，由于古雅典的民主實踐演變為純粹的“多數人的暴政”，民主在西方一直都是邪惡的化身。英國思想家密爾就斥之為：“以對付野蠻人而言，專制就是合法的。”

但大革命后，民主制度成為了絕對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應該由全體人民通過投票，表達公共意志，制定憲法，人民將決定如何進行自我統治。

此后，為避免古希臘的悲劇，現代政治文明利用“法治”和“代議制”來防范“多數人的暴政”，民主制度也成為現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民主的理念當然美好，但是，自由高于民主，共和先于民主，否則，便會釋放出潘多拉魔盒中最可怕的魔鬼——民粹主義，而這也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

是的，民粹主義粉墨登場了，它誕生于法國大革命，命名于俄國，典型特征是“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相結合，二者互為倚靠，沒有知識分子的理論指導，就只剩下純粹的平民暴動，而沒有平民的參與，便只剩下書桌前臆想中的烏托邦。

此后，民粹主義愈演愈烈，它越過法蘭西的國界，蔓延至德意志、俄羅斯、東亞，瘋狂拷打著全世界。如今，民粹主義借技術加持，其破壞力呈幾何級數增長，已然成為現代政治文明最嚴重的威脅之一。

▌現代民族國家：“人民主權論”的孿生兄弟

法國大革命引發的第二個結果，就是“人民主權論”的同胞兄弟——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

盡管“人人平等”與“民主政治”成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但現實中的人總是千差萬別，而民主政治卻有一個隱含前提，那就是每一張選票是等價的，這就要求每個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同樣”的。

而這個“同樣”需要一個標準，才能把自己人識別出來。于是，不同的地區開始講述不同的故事，以創造共同的身份認同——現代民族國家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

例如，法國革命者宣稱，無論血統、信仰、出身，只要認可《人權宣言》這一部政治契約的人，都構成法蘭西民族的一分子。法國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主義。

而在鄰近的德意志地區，渴望能有一個強大國家的費希特、黑格爾等哲學家，憑空建構出一個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的“日耳曼民族”，并論證出這個偉大民族必須把德意志地區統一起來，并通過傳播著名的《格林童話》讓這個故事不斷深入人心。

最終，一個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日耳曼民族”，一個“有待統一的德意志”，這樣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德國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義。

所以，說1871年德意志的統一拜法國大革命所賜并不為過。沒有民族國家這一共同體的概念，沒有拿破侖用鐵騎締造的強大法國這一外部壓力，德意志的統一能否發生，可能就是個未知數！

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誕生，讓舊世界迅速土崩瓦解，構建出了全新的政治秩序，造成了難以想象的后果：

·通過不同的故事，本民族的人群被識別出來了，緊接著就要劃分本民族的生存空間，爭奪最重要的生存資源——領土。

據統計，法國大革命以來，各國之間的矛盾呈幾何級數增長，戰爭間隔的時間越來越短，破壞性越來越大。終于，1914年，為實現“德意志民族的偉大復興”,德意志第二帝國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誕生于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其敘事極為封閉，個人是否從屬于這個民族，與他的信仰、血統、出身高度相關，逐漸演變為血緣民族主義，20世紀，血緣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惡性發展為極端種族主義，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納粹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黨衛軍制造了無數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今天，世界呈現出兩種完全沖突的敘事：一邊是普遍價值在不斷消弭國界，一邊是民族問題，種族問題，制度問題在重鑄新的國界。

▌全民總動員：戰爭的新邏輯

法國大革命引發的第三個結果，就是徹底改變了人類戰爭的邏輯。

法國大革命之前，戰爭的邏輯是貴族戰爭。而貴族戰爭無論從戰爭的目標設定上，還是從戰爭的資源動員能力上，都是比較有限的。

——就戰爭目標而言，貴族的目標通常是利益平衡，由于貴族的正當性是血統，而血統并不通過戰爭來定義，即使殺死了一方的貴族，也不能合法地占領對方的領地。如此，戰爭的動機就大大減弱了。

——就戰爭動員能力而言，貴族的戰爭資源，主要來自領地，而歐洲三分之之一的土地是屬于羅馬天主教會的，這就限制了貴族戰爭的規模。

法國大革命爆發后，貴族戰爭的邏輯被徹底終結了。

由于“人民主權論”催生了現代民族國家，所有國民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那么能夠被動員起來參戰的人，就是全體國民，戰爭從“貴族戰爭”演化為“全民戰爭”。

由于“國家”的主人是“人民”，那么“國家”的名義、“人民”的名義便是不容置疑的。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政府可以正當地沒收貴族、教會、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法國的財政汲取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強。以此奠定了龐大軍隊的財政基礎。

廣泛的動員能力，超強的財政汲取能力，極端暴力的民族主義思想，三者的結合，就是全新的戰爭邏輯，國家機器動輒成為戰爭動員的機器。它讓全人類在20世紀滑向了巨大災難的深淵——

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戰爭是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這是正常的邏輯。但是兩次世界大戰中，邏輯被顛倒了，戰爭和政治都應服從于民族生存，但戰爭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體現，因此政治應為戰爭服務，所有的一切都要為戰爭服務。

——所有男人都要上戰場，婦女和孩子要去生產炮彈，私產隨時被征用，所有企業要義務投入軍工生產。

——由于戰爭成了全民族的戰爭，戰爭蛻變為了一種“正義的殘酷”，軍人和平民的差異也被模糊掉了，游擊戰爭興起了，軍隊開始無差別地殺死所有人，這種邏輯延續至今，巴以沖突、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莫不如是。

▌意識形態：物質的沖突要錢，觀念的沖突要命

法國大革命引發的第四個結果，也是最重要的結果，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斗爭”。

1791年，法國立憲會議上，主張革命、激進的議員占據了議會左邊的席位，而主張倒退、保守的占據了右邊的席位。

這就是今天廣為人們所熟知的“左右之爭”與“意識形態”的起源。當然，這里的左和右，和中國語境中的左和右，又有所不同。

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歐洲，人們對正義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原則性的，普遍的共識，那就是上帝。大革命之后的歐洲，上帝死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秩序開啟了。

對于未來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普遍的共識消失了，各種思潮孕育而生，而每種思潮都認為自己是正義的，文明的。

于是，瘋狂的撕裂開始了，緊接著就是殘酷的斗爭。

人類歷史中，沖突是永遠存在的，但是如何解決沖突，是否存在共識，就會引發截然不同的走向。

如果對正義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共識，那么彼此就沒有原則性的沖突，要解決的主要是現實的利益沖突，討價還價就是主要手段；但是如果沒有共識，那就是觀念層面的原則沖突，就會變成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

利益沖突是一種有限沖突，只要達成利益上的平衡，沖突也就結束了；而觀念沖突是一種無限沖突，觀念很難改變，只有把持有不同觀念的對方從肉體上消滅掉，沖突才能結束。

一言以蔽之，利益沖突要錢，觀念沖突要命。

▋思想史之鏡：一切歷史，本質上都是觀念的歷史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霍布斯鮑姆所說的“雙元革命”，不禁會發出這樣的疑問：英國并非沒有與法國相似的矛盾與沖突，為什么“大革命”是發生在法國而不是英國？法國也并非沒有與英國相似的工業與技術基礎，為什么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發生這一切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么？

科技水平、經濟模式以及兩國不同的國情與民情，固然是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個：觀念不同。是兩國人民不同的思想，讓他們選擇了不同的沖突解決方式，從而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歷史。

可以說人類的歷史，本質上就是觀念的歷史、思想的歷史。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大蕭條、社會大動蕩、文明大倒退，幾乎都緣于錯誤思想的流毒。對于個人而言，也正是思想在根本上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

面對時代的潮流，有人選擇無視和順從，但也總有少數人向歷史深處借力，將視野構建在一個更超越的思想系統之上，從而獲得全局思考的見識，在涌動的時代潮流中，做個不疾不徐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