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世界上第一個得艾滋病的人”,很多人會聯想到一個名字——蓋爾坦·杜加。
這位加拿大航空乘務員曾被冠以“零號病人”的稱號,甚至一度被誤認為是北美艾滋病疫情的源頭。
然而,真相遠比這個標簽復雜得多....
美國突現怪病
1981年,美國各大醫院的醫生們碰到了一個讓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現象。
在紐約、洛杉磯、舊金山這些大城市,陸續有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因為嚴重的肺炎住院治療。
這些病人,得的是一種叫"卡氏肺囊蟲肺炎"的罕見病。
正常情況下,這種病平時只有那些免疫力特別差的人才會得,比如癌癥病人或者器官移植后吃抗排異藥的。
但這次生病的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剛開始就是咳嗽、發燒,后來連呼吸都困難。醫生們用了各種抗生素都不管用,病情越來越重。
更奇怪的是,有些人身上還長出了紫黑色的斑塊,醫學上叫"卡波西肉瘤",這也是平時很少見的病。
醫生們覺得不對勁,這肯定不是普通的肺炎,但又說不清到底是什么。
到了6月5日,美國疾控中心(CDC)發了一份報告,正式記錄了5個這樣的病例。
報告里說,這5個病人都是男同性戀,住在洛杉磯,都得了這種罕見的肺炎。CDC提醒全國的醫生注意,要是遇到類似的病例要及時上報。
就在這時,一個名叫蓋爾坦·杜加的加拿大空乘進入了研究人員的視野。
零號病人的由來
杜加是個英俊帥氣,性格開朗的同性戀者,在加拿大航空公司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他經常往返于紐約、洛杉磯、舊金山這些大城市。這些地方正好是當時美國同性戀文化最活躍的地區。
當時正值歐美性解放運動的高潮時期,同性戀群體對性病的認識還很有限,安全套的使用也不普遍。
杜加后來回憶說,從1972年開始有性生活以來,他的性伴侶超過2500人,平均每年都有幾百個。
在當時那個年代,雖然同性戀比較廣泛,但像杜加這樣跨區域、人數又如此人多的還是比較罕見的。
然而,很快他的“報應”就來了。
1980年,杜加發現自己身上長出了奇怪的紫黑色斑塊。
去醫院檢查后,醫生診斷他得了卡波西肉瘤,這是一種后來被證實與艾滋病有關的皮膚癌。
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是什么病,杜加只能到處求醫問藥。
美國疾控中心(CDC)在調查這種神秘疾病的傳播途徑時發現,很多早期患者都跟杜加有過直接或間接的性接觸。
因為杜加是加拿大人,研究人員就把他標記為"患者O",意思是"加州以外的病例"。
沒想到的是,在記錄過程中,字母"O"被誤寫成了數字"0",于是“0號病人”的標簽就這么陰差陽錯地貼在了他身上。
1987年,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出版了一本名為《世紀的哭泣》的書,詳細記錄了艾滋病在美國的早期傳播史。
在書中,他直接把杜加塑造成艾滋病在北美的“超級傳播者”,甚至被暗示是故意傳染病毒給別人的“惡魔”。
媒體迅速抓住這個說法大肆炒作,杜加的名字一夜之間臭名昭著,成了全美唾罵的“全民公敵”。
但問題是,杜加真的該背這口鍋嗎?
被冤枉的背鍋俠
后來的科學研究證明,他完全是被冤枉的。
艾滋病毒(HIV)并不是人類憑空制造出來的,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非洲的黑猩猩和猴子。
這些動物攜帶一種叫“猴免疫缺陷病毒”(SIV)的病原體,在人類捕獵、屠宰或食用野味的過程中,病毒跨物種傳播到人身上,逐漸演變成HIV。
20世紀初,隨著歐洲殖民擴張和人口流動,病毒悄悄擴散到世界各地。
到了1960年代,HIV就已經傳入美國,比杜加活躍的時間早得多。
2016年,科學家利用現代基因測序技術,對杜加生前保存的血液樣本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他體內的病毒株和當時美國流行的毒株沒什么特別之處,只是一個普通的感染者,絕非所謂的“零號病人”。
更關鍵的是,研究顯示,HIV早在1970年左右就從加勒比海地區傳入紐約,1975年就已經蔓延到舊金山,而杜加直到1980年才確診患病,時間線上根本對不上。
換句話說,杜加感染艾滋病的時候,病毒早就在美國傳播了至少十年,他根本不可能是源頭。
1984年3月,杜加因艾滋病引發的腎衰竭去世,年僅31歲。
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會被后世如此污名化,更想不到30年后科學會還他清白。
如今我們知道,艾滋病從來不是某個群體的“專屬病”,它通過血液、性行為和母嬰傳播影響全人類。
截至2022年,全球仍有3840萬HIV感染者,每年約63萬人死于相關疾病。
在國內,艾滋病的情況也不容小覷。現在大家對艾滋病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想法也挺多。
有些網友覺得,應該把艾滋病患者的信息公開,這樣能讓大家心里有數,避免不小心受到傷害。還有網友認為,要嚴厲打擊同性戀,覺得艾滋病和同性戀關系大。
甚至有人稱國內把艾滋病叫作“黃潔夫病”,是歷史的罪人。
黃潔夫曾是中國衛生部的副部長,在 2007 年的時候,他宣布了一個消息,說中國打算修改《出入境管理條例》,要取消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入境限制。
當時,全世界對待艾滋病的態度正在轉變。
醫學界早就證明,日常接觸根本不會傳染艾滋病,限制感染者入境純粹是徒勞。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早就取消了相關禁令。
黃潔夫宣布這個決定時,特別強調這是"國際通行做法",還說限制措施"既不能保護公眾健康,又助長社會歧視"。
這話從醫學角度看沒毛病,但老百姓不買賬。
普通老百姓最擔心的是萬一放開限制,外國艾滋病患者大量涌入怎么辦?雖然知道握手、吃飯不會傳染,但心里那個膈應勁兒過不去。
更有人質問:"為什么非要跟著外國走?"當時網絡還不發達,很多中老年人獲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一聽"取消限制"就慌了神,覺得這是"放病毒進門"。
黃潔夫作為官員,自然有他的考慮,科學道理也沒錯,但問題是他沒把話說到老百姓心坎里。政策突然一變,很多人接受不了,結果他就背上了罵名。
說到底,不管政策怎么變,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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