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里，出現了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的身影，這是他連任之后的首次對外訪問，也是他外交地圖上敲定的第一個“重鎮”。

此刻的大堂內暖意洋洋、禮儀周到，而遠在幾千公里外的新加坡金融區，卻依然在經歷著新一輪對全球資本流向的焦慮與掙扎。

因此，即便在會談中，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一個又一個領域被逐項列入日程，黃循財的處境也并不輕松。

如今的新加坡正站在一條越來越窄的“鋼索”上，眼前是全球經濟碎片化的風險，身后則是自身資源、市場和人口的先天桎梏。

小國生存，從來都不是哲學問題，而是現實博弈中的殘酷抉擇，此刻在人民大會堂展開的這場國事訪問，便是新加坡對這場經濟“生死戰”的又一次權衡，更是一次不容失誤的下注。

畢竟，新加坡已經沒有回頭路了，擺在眼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要么發達，要么死……

先天不足

新加坡，這個東南亞的彈丸小國，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要面對一場關乎國家存亡的“生死戰”。

新加坡國土面積僅為728.6平方公里，自然資源極度匱乏，人均淡水資源每年僅為211立方米，位居全球倒數第二，其60%的供水甚至都必須仰仗鄰國馬來西亞。

在這樣的先天劣勢下，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模式自始至終都被迫圍繞著一個極端務實的目標，那就是——生存。

在獨立之初，新加坡經濟高度依賴轉口貿易，占比超過80%，這種模式極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2001年的時候，全球電子市場波動就直接導致新加坡外貿跌幅高達9.4%。

而除了資源約束，新加坡還面臨著嚴峻的人口結構危機，自1960年起，短短數十年間，新加坡的生育率就從4.93一度跌至1.20，勞動力的自然增長陷入停滯甚至萎縮。

勞動力人口的持續萎縮，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挑戰。

為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放寬移民政策，從2001年到2009年，新加坡的凈移民人數就高達80萬人。

然而，這種政策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新加坡時刻都要在平衡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權益沖突的抉擇中絞盡腦汁，避免引發社會矛盾。

這些先天“遺憾”單拎一個出來，對國家的發展都堪稱危機，但新加坡可倒好，直接來了個“滿憾全席”，這也就意味著，新加坡的經濟“危在旦夕”了……

后繼乏力

作為高度開放的經濟體，新加坡的經濟對外依存度更是長期保持在GDP的320%以上，這種極高的對外依存度，使得新加坡對全球經濟的波動極其敏感。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就從8%驟降至1.5%，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又使其遭受著要么沒錢，要么有錢也流動不起來的雙重金融打擊。

有研究數據顯示，新加坡經濟對全球貿易波動的敏感系數是東盟平均水平的2.3倍，其經濟脆弱性可見一斑。

面對上述挑戰，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持續推動經濟轉型，從勞動密集型出口逐步升級到資本技術密集型，再到知識經濟。

雖然政府已經主導了五次經濟轉型，使生物醫藥、精密工程等知識密集型產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隨著全球競爭的加劇，其轉型成本也在持續攀升。

生物醫藥等戰略產業的研發強度從2000年的2.1%提升至2013年的3.4%，教育支出占財政預算的比例也已經超過國防開支，這反而進一步壓縮了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空間。

可這還沒完，當經濟挑戰不斷累積形成疊加效應后，新加坡的企業運營成本直接干到了年均上漲4.2%的水平，而此時生產力增速卻只有1.8%。

面對這種規模的危機，新加坡政府也是被逼到了絕境，以至于不得不“曲線救國”，通過在2005年搞博彩、2008年辦F1賽事，企圖通過非常規手段創造新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

可這種嘗試注定是徒勞的，畢竟，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困境，并非單一因素導致。

在眾多“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塑造出了新加坡“要么發達，要么死”的經濟局“生死局”，而這種極端困境，更是一度將新加坡推向了美國的“懷抱”……

借美求生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舞臺上，新加坡的外交策略常常被外界解讀為“親美遠中”。

李光耀就曾提出“毒蝦理論”，即通過與大國建立多重利益捆綁來確保生存空間，這便是新加坡外交哲學的核心思想。

新加坡由華人占主體的民族構成，卻被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個穆斯林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國家所環繞，這便讓其在歷史上一直遭受東南亞國家的敵視，由此形成了安全焦慮。

新加坡的地緣和生存環境決定了，他無法單憑自身力量對抗周邊潛在的威脅，而必須依附于掌握海權的強國，于是，尋求外部大國的庇護就成了必然選擇。

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且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其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和影響力，為新加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

允許美軍使用樟宜海軍基地，年均百余艘美艦停靠，并參與多國聯合軍演，這些都強化了美國在新加坡乃至整個馬六甲海峽地區的軍事存在，從而對周邊國家形成了戰略威懾。

此外，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史，更是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技術和資本深度綁定。

1965年獨立時，新加坡制造業僅占GDP的19.4%，為了產業升級，新加坡積極承接美國電子產業轉移，到2000年，電子業已占制造業的48%，成為全球重要的硬盤驅動器生產基地。

這種產業依附性使得新加坡必須持續保持與西方技術體系的對接，這也是為何在進入21世紀后，新加坡政府要投入60億新元發展生物醫藥等由美國主導的高科技產業。

對西方先進技術和產業鏈的深度融入，更是構成了新加坡經濟命脈與西方資本深度綁定的格局。

從1980年到2000年，美資在新加坡外國直接投資中的比重超過60%，這種經濟安全驅動的戰略選擇，客觀上倒逼新加坡維護與西方體系的緊密關系。

最為關鍵的是，作為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新加坡對原油的日加工能力高達130萬桶，但其90%的原油卻都依賴中東進口。

這就意味著，新加坡的能源安全完全系于美國主導的海上安全通道，馬六甲海峽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運輸通道之一，其穩定與否更是直接關系到新加坡的生命線。

因此，在2015年，新加坡與美國簽署了《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就是為了進一步強化軍事合作，以確保其關鍵能源通道的暢通和安全。

不過，這種深度綁定也帶來了戰略上的局限性，美國單邊主義政策就曾對新加坡的經濟造成沖擊，導致其2019年的GDP增速降至十年最低。

或許也是這個原因，讓新加坡明白了“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的樸素道理，其經濟韌性與發展空間，未必只有美國一條出路……

協中制衡

盡管深度綁定西方經濟和安全體系，新加坡“親美”的標簽是擺脫不掉了，但新加坡是否同時“遠中”，卻還有待商榷，畢竟，此次6月24日的訪華就是一個“近中”的例子。

雖然自2004年國家人口委員會成立后，新加坡開始系統推進“去華人化”政策，通過放寬移民法規將華人比例從77%稀釋至74%，弱化了新加坡與中國的文化紐帶。

可為了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新加坡也曾搞出過“雙翅膀戰略”這種經濟對沖的發展戰略。

在此種思想指導下，新加坡既在1994年啟動了蘇州工業園項目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又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機制綁定美日市場。

除此之外，中國更是已經連續9年蟬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伙伴，新加坡也長期保持中國最大外資來源國地位，這種經濟現實更是證明新加坡“遠中”了，但也沒完全“遠”。

說到底，新加坡的外交本質是“經濟多邊主義”與“安全現實主義”的精密平衡，它始終堅持“不選邊站”原則。

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外交政策的“親美”表象更多源于安全領域的特殊需求，而非系統性疏遠中國。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提升，新加坡更強調“經濟多極化”，2020年成為首個簽署中國主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東盟國家，這便是其務實外交的明證。

正因如此，新加坡對美國“印太戰略”采取的也是“認可多過保留”的務實態度。

它既借助美國強化安全合作，又通過多邊機制維護自身自主性，這種認知策略的形成，受國際格局“東升西降”、中美競爭加劇以及自身小國脆弱性三重因素驅動。

在這樣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國家策略，更是會讓新加坡在維護東盟中心地位與應對大國博弈間尋求更多的動態平衡……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親美遠中”的戰略，也是其“生存優先”國家哲學的延續。

李光耀曾悲觀地認為：“新加坡100年后是否還會存在，我不能確定”，而從現實來看，這句話也并非危言聳聽。

一個資源為零、腹背受敵的小國，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不復，它能走到今天，全靠對生存底線的高度敬畏，畢竟，發展之前，他要先活下去……

參考文獻

[1]《“大國均勢”下新加坡對美國關系的發展》[D]陳萍

[2]《“印太經濟框架”下新加坡戰略地位研究》[J]趙儒南

[3]《冷戰后美國的新加坡戰略分析(1990-2010)》[D]郭曉端

[4]《冷戰后美國在新加坡外交中的作用》[J]陳麗芬

[5]《冷戰后新加坡與美國軍事合作研究》[D]朱唯瀚

[6]《美國對華競爭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發展解析》[J]王傳劍、劉曉健

[7]《美國對新加坡伙伴關系政策探析（2005—2019）》[D]邊敏嘉

[8]《透視新加坡對美國外交》[J]魏煒

[9]《新加坡外向型經濟全球化進程(1965～2010)》[M]郭建軍

[10]《新加坡的軍事現代化及其地緣安全戰略》[J]張建新

[11]《新加坡經濟增長面臨挑戰》[N]蔡本田

[12]《新加坡實現經濟目標挑戰大》[N]蔡本田

[13]《解讀新加坡》[M]楊建偉

[14]《列國志-新加坡》[M]畢世鴻

[15]《新加坡經濟社會地理》[M]衷海燕、鐘一鳴

[16]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TdSY2EoJ/?spm_id_from=333.1387.homepage.video_card.click&vd_source=394e12b75180803253084608cc4a2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