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博士過剩”話題近日沖上熱搜。長期以來，博士是人們心中“最有學問的人”的代名詞，如今卻面臨畢業后難以找到合適科研工作的窘境，而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后，最終可能要去和碩士甚至本科畢業生競爭就業崗位。在這種背景下，還要不要選擇讀博呢？

【問題一】

現在的學生希望讀博嗎？

未來是否讀博還不確定

大四學生 連祥宇

剛剛拿到碩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的我，已經開始糾結是否讀博。因為身邊的老師都勸我，如果能繼續深造就不要著急就業。對于這種建議，我很認同，但又覺得這條路有很多不確定性。

讀博不是說讀就能讀的，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考慮。比如，有些同學認為自己并沒有進行學術研究的天分或能力，讀博可能難以達到畢業標準，會讓自己十分痛苦。也有些同學認為，如果博士畢業后不能進入科研領域，還需要和碩士甚至本科生競爭工作崗位，還不如提前進入職場努力打拼，或許更具性價比。而且，申博、讀博也未必能一帆風順。部分高校博士生申請競爭激烈，如果申博失敗，又沒有為求職做好準備，在碩士畢業后容易“無路可走”；讀博期間，學生收入較低，會給家庭帶來負擔；部分高校博士生畢業標準高、年限長，容易面臨延畢問題，導致博士畢業生年齡過大，影響求職。

近年來，很多博士畢業后并沒有從事高校教研工作。例如文學專業的博士，有很多在畢業后選擇公務員崗位等。而隨著研究生擴招，很多人讀博并非真正希望搞科研，而是把讀博看成了提升就業競爭的手段。

所以，對我來說，如果在碩士階段發現自己能夠適應科研任務，并且有合適的機會能繼續攻讀博士研究生，我可能會繼續學習、提升自己。否則，我會放棄讀博。

繼續做學術研究不適合我

研二學生 趙雨萌

兩年碩士學習經歷，讓我對是否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有了清晰的認知——我決定不讀博。這個選擇并非一時沖動，而是基于對自身能力、職業規劃和現實情況的綜合考量。

從個人能力和興趣來看，學術研究并不是最適合我的道路。兩年里，繁重的文獻閱讀、持續的學業壓力以及對研究能力的高要求，讓我深刻認識到自己并不擅長且不夠熱愛科研工作。我沒有足夠的信心用四五年時間去攻克那些艱深的學術難題，相比之下，我更向往工作中可能獲得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學術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而我更期待一種獲得即時反饋的工作狀態。

從就業現實角度考慮，讀博對我來說性價比并不高。作為數學專業的研究生，我的職業目標是成為一名教師。碩士學歷已經足夠勝任中學教師的工作，即使選擇小學教師崗位也有不少機會。而讀博需要投入大量時間成本，畢業后對于教師職業發展的提升卻十分有限。與其花費數年時間獲得一個可能不會帶來明顯優勢的學位，不如盡早進入職場積累實際教學經驗。

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讓我果斷放下了讀博的念頭。其實人生本就沒有絕對的對錯選擇，重要的是找到那條與自身契合的路。

時代需要更多“知識創造者”

博一學生 尉芷源

在我看來，“博士過剩”這一現象應被理解為一種信號——揭示了傳統博士培養模式與社會多元化需求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裂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博士學位的價值在衰減。恰恰相反，在這個知識驅動的時代，真正稀缺的是能深入探究問題本質、為復雜挑戰提供創新解決方案的“知識創造者”。

以會計學為例，其核心并非簡單的會計分錄，那些財務報表上的數據背后，是企業的戰略抉擇、宏觀調控的深遠影響以及經濟社會的運行邏輯。我選擇讀博，正是渴望超越數據搬運這一淺顯的理解模式，在微觀數據與宏觀制度間架設理解的橋梁，成為那個努力“破譯賬簿密碼”的人。

這一選擇源于一段清晰的自我認知過程。碩士期間，在導師的引領下初涉科研，這時的我才發現需要熟練掌握數據分析工具，穿透數字表象，去解讀其背后蘊含的行為動機和經濟規律。正是這份源于探索本身的樂趣，讓讀博的念頭在我心中悄然生根。于我而言，最終使我下定決心的，是內心深處對學術探究的熱情，與對長遠職業發展可能性的理性評估，兩者交織，我決定成為首經貿會計學院的一名博士生。

真實的博士“修煉”過程，宛如一場磨礪心智的長跑。記得為了一個關鍵論證的嚴謹性，我與導師反復修改文稿多達10余次。當模糊的猜想經過層層驗證和反復雕琢后逐漸清晰，當散亂的數據經過精心設計、不斷實驗最終揭示出隱藏的規律，那一刻豁然開朗的頓悟，足以照亮探索道路上的疲憊。

研究歷史帶給我前行的動力和勇氣

博二學生 解冬珵

對我而言，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不僅要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與檔案，也曾被親朋好友質疑。不過，能加入歷史研究的隊伍，我感到十分有幸。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歷史研究不過是在“陳年舊事”中“尋章摘句”，但實際上，歷史研究并不只是關乎過去，更關乎我們的當下與未來。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和理解并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由我們過去的一切見聞與思考所構筑起來的。研究歷史，可以在人類以往的所見所聞所想中探索萬事萬物的聯系與發展邏輯，從而推動思想的革新，這便是歷史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所在。所以，雖然歷史學的學習與研究之路充滿著艱辛與挑戰，但其中的成就感與獲得感也給我帶來了前行的動力與勇氣。

【問題二】

國內讀博有哪些途徑？

多種升學路徑通向博士研究生

北京郵電大學宣傳部 舒文瓊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國民教育的最高層次，是我國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博士研究生教育制度自上世紀80年代正式確立并啟動招生以來，經過多年改革和實踐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條特色化高水平自主培養道路。進入新時代，我國已累計培養高水平博士研究生超百萬人，為支撐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經過歷次改革，逐步形成了包括“申請-考核”制、碩博連讀和直接攻博等途徑在內的招考體系，為高水平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打造了樣板。

“申請-考核”制是當前主流的博士招生方式，以“資格審核+綜合考核”替代傳統統考，打破了學歷背景與報考形式限制，已被多數“雙一流”高校廣泛采用。“申請-考核”制博士有全日制、非全日制兩種學習形式，學制4年，由學生提出申請，提交相關材料，審核通過后面試錄取。學術型和專業型學位均可采用“申請-考核”制的錄取方式。其中，學術型博士以推動學科理論創新為核心目標，面向高校、科研機構培養學術骨干，申請人需具備高水平學術成果和突出科研經歷，提交的研究計劃需具有前瞻性和學術價值，培養過程突出學術性、交叉性和研究性。專業型博士強調特定領域專業實踐，更加注重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包含教育學博士、臨床醫學博士、工程碩博、校企聯合培養等專項計劃招生。專業型博士的選拔側重行業經驗與實踐成果，培養環節與產業需求深度融合，通過校企聯合攻關、臨床病例研究、定向培養等模式，打破學術研究與實際應用的壁壘，補齊特定領域人才短板，助力產業發展和轉型升級。

碩博連讀與直接攻博（直博），是貫通化培養的新樣板。該路徑通過長學制實現培養過程一體貫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兩種方式均采用“自主申請+綜合考查”形式，注重對學生科研潛質的跟蹤化培養。碩博連讀面向已入學本校的在學碩士擇優選拔，要求學生已完成規定課程學習且成績優秀，具有較強創新精神和科研能力。考核通過后，可直接轉入博士階段學習，學制4年。碩博連讀保障了學術研究的連續性，學生在穩定的導師團隊支持下，在同一領域長期扎根研究，能夠顯著提升學術科研的系統性和深度。直接攻博面向優秀應屆本科生，通過推薦免試直接錄取為博士生，學制5年。申請者要求獲得保研資格，并具有突出的學術科研潛質（如競賽獲獎、論文發表等），直博縮短了培養周期，讓學生更早進入博士階段的系統訓練，適合基礎學科及交叉前沿領域。

【問題三】

博士畢業后就業情況怎么樣？

復雜多元的就業圖景有待突圍

北京化工大學黨委學工部副部長 鄒海燕

近幾年，博士畢業生人數不斷增加，但就業市場卻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態勢。熱門領域高薪搶人，傳統賽道內卷加劇。有人化身“聘用通知收割機”，有人成為“博士后”，進入高校事業編，還有人因延畢、年齡焦慮或行業適配性不足而壓力重重。博士就業市場呈現出復雜而多元的圖景。

博士培養數量激增，學術崗位“僧多粥少”。教育部數據顯示，全國博士招生人數從2017年的8.39萬人增加至2024年的17.11萬人，7年內增加了1倍。這一擴張速度與2017年三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密切相關。2023年新增大量博士學位授權點，加之教育部明確2025年大幅增招在職博士，未來幾年博士擴招態勢仍將持續。學術崗位競爭日益白熱化，有限的編制與職位難以容納不斷涌入的博士群體。這反映了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結構性的矛盾。與其簡單批判“資源浪費”，不如主動擁抱多元賽道。

鍛造“硬核”能力，博士仍是稀缺資源。在能切實解決產業關鍵問題的領域，博士人才始終是稀缺的戰略力量。面對就業格局之變，讀博的核心價值正被重新審視。202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動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指明方向：面向國家與企業所需，重在培育工程技術領域的高層次應用型領軍人才。華為“天才少年”計劃以百萬年薪吸納頂尖博士，其研發團隊中博士占比超30%，成為突破芯片與操作系統“卡脖子”技術的核心引擎。這揭示出一個關鍵邏輯：博士的“含金量”取決于其知識轉化能力與市場需求的契合度。2025年AI領域招聘“一枝獨秀”，崗位機會與薪資“乘風而起”，正是能力精準對接產業需求的鮮活例證。

打破“唯學術”路徑依賴，方能釋放高知人才的創新動能。實踐中，產學研深度融合正成為破局關鍵。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對接科技領軍企業，圍繞“網絡空間安全”等專項聯合培養博士；西安交通大學依托西部科技創新港，將國家與企業攻關需求融入博士生能力培養。教育部也積極推動高校將企業“卡脖子”技術轉化為博士研究課題。與此同時，高校紛紛調整課程體系，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引入企業專家參與授課、指導學生科研項目。地方政府求賢若渴，比如在“2025博士沈陽行”中，沈陽620家單位提供了9223個崗位，博士落戶可獲至少7萬元購房補貼及連續三年每月2500元人才補貼，不僅緩解了博士的生活壓力，更將人才精準導向產業前線。

“過剩”現象并非博士價值的貶損，就業率更不是價值的唯一衡量標準。唯有主動匯入產業創新的洪流，打破傳統就業路徑的僵化依賴，博士們才能真正成為破解社會復雜難題的思維利器與創新引擎。

【分析與思考】

“博士過剩”可能是個偽命題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張爽

無論從我國還是從全球范圍來看，博士都是當前學位制度體系中最高層次的學位，在社會公眾心目中通常是“最有學問的人”的代表，博士培養制度自身的變遷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知識生產模式演變的邏輯。

現代博士生制度的雛形可追溯至歐洲的中世紀大學。12世紀，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首創博士學位（Doctor），其本質是教師從業資格認證，獲得博士頭銜意味著被允許加入教師行會（Universitas），擁有“在任何地方教學的權利”。現代博士生制度的真正確立始于19世紀初的德國大學改革，1809年，威廉·馮·洪堡在普魯士教育改革中創立柏林大學，提出“教學與研究相統一”的原則，將科學探索確立為博士培養的核心使命，使博士學位從“教師執業資格”轉型為“研究能力認證”。

198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正式確立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體系，標志著我國高層次人才培養進入制度化軌道。1982年至1983年，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大學等8家單位完成了首批18名博士的學位授予。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博士生教育進入規模快速擴張期，國家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共同推動了這一進程。進入21世紀以來，授予博士學位的學科布局逐步向應用導向傾斜，專業博士學位從無到有再到快速發展，比如1997年臨床醫學博士首設，至2018年工程、教育、獸醫等6類專業博士招生規模達10386人，占博士生總數比例從1998年的2.9%升至2019年的9.88%，而且從2020年起，專業博士學位持續大力擴招，這一變化呼應了產業升級對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的需求。

從博士生培養的歷程不難看出，知識生產模式在轉變。當下，知識集群、創新網絡等驅動的大學—產業—政府—社會“四重螺旋”創新生態系統，要求高層次人才培養體系超越大學單一場景、超越單純的學術邏輯或應用導向，驅動知識創新的來源、場景、鏈條需要更為廣泛。從這個角度來看，“產業博士”的呼吁并非空想，“博士過剩”有可能是個偽命題，因為我們所判斷的博士培養狀況不僅是一個數量問題，更是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如果仍然將博士培養定位于幾百年前服務象牙塔里的教職和學術研究，那么對照現有大學、科研機構崗位需求來看，確實存在供大于求的情況；但如果從知識生產模式深層次轉型的背景來看，現在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傳統人才培養模式與知識生產的特征不匹配的情況，博士培養的主體、程序、標準等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在看起來“過剩”的外衣下，很有可能相當一部分重要的科技產業、行業領域仍然亟須交叉學科共育、產學研用新載體聯動培養的人才。經濟社會發展亟須的高層次人才到底該如何培養，仍然處于探索中。

當然，“產業博士”也好，其他博士也罷，名稱只是一個稱謂，更關鍵的是這一類型在培養過程中如何實現多主體參與、多流程重構、多維度評價的模式轉型。舉例來說，部分學科科技企業對核心問題的判斷、知識創新過程的感知甚至比大學還敏銳，有實力迅速組織團隊攻關，那么是否可以試點把一些學科的博士培養放在這樣的場景中？再以評價改革為例，即使是學術博士，如果僅把“為發表而發表”作為首要目標，一味選擇“短平快”的課題，忽略了學習做研究，那么即使有論文數量的繁榮，也很難帶來實質性的創新。而專業博士、產業博士，更面臨替代評價標準的科學性與可操作性不足，不同學科、不同類型學位的知識生產周期與成果形態差異顯著，評價改革還未能充分兼顧。

因此，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建立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相互支撐、帶動學科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機制，特別需要高校建設、優化系統多元的分類培養模式，制度化推進與產業行業合作，聯動更廣泛的卓越群體深度參與培養，積極推進評價改革，這樣才能更充分地發揮高等教育的龍頭作用，加快推進教育強國建設。

（北京日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