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工業大學一紙“擬開除學籍處分公告”，將學生李欣蒔推向輿論風暴的中心，這絕非一起簡單的校規執行事件。其核心在于，它撕裂了私域與公域的邊界，暴露了高校治理在社會心理學困境中的掙扎，以及在傳統道德觀念、法律倫理與個體權利之間，那道搖搖欲墜的平衡線。

事件的引爆點，回溯至2024年12月。烏克蘭退役電競選手Zeus在私人粉絲群中，公然發布了與中國女大學生李欣蒔的親密視頻。這段本應私密的影像，如同潘多拉的盒子，瞬間釋放出網絡狂潮。七個月后，2025年7月，大連工業大學學生工作部的一紙公告，以“不當行為造成惡劣負面影響”為由，依據《大連工業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第十九條第六款——“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的，視情節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擬對李欣蒔處以開除學籍的頂格處罰，并赫然公布其全名。這不僅僅是校規的機械執行，更是一場由網絡輿論裹挾、高校權力越界、個體隱私被踐踏的現代“公審”。

校方對“不當行為”的界定，首先暴露出其在私德問題上的模糊與越界。將個人私密交往與“有損國格、校譽”掛鉤，其邏輯鏈條脆弱得不堪一擊，缺乏清晰的法律界限。上海海華永泰律師事務所的楊莉莉律師一針見血地指出，校方援引《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條第六款作為開除學籍的依據，存在明顯的法律援引錯誤。該條款明確規定的是適用于學生“退學”的情形，而非具有懲戒性質的“開除學籍”。

開除學籍應依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二條，且需行為“嚴重影響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場所管理秩序”。李欣蒔的私人行為，發生在校外，且其“惡劣影響”主要源于視頻的非法傳播，而非其行為本身直接擾亂了校園秩序。將傳播者的責任轉嫁給受害者，這本身就是一種荒謬的邏輯錯位。

更甚者，在擬處分階段即公開學生全名，對李欣蒔的未來造成了不可逆的“社會性死亡”。根據《民法典》第1032條，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受法律嚴格保護。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的何延律師明確指出，學校此舉涉嫌嚴重侵犯學生隱私權，缺乏公告的必要性與合法性。

這種未經脫敏處理的實名曝光，不僅背離了教育的育人本質，反而帶有強烈的污名化效應，將一個年輕人的前途釘在了互聯網的恥辱柱上。教育機構的職責是引導學生成長，而非充當道德警察，更不應在未定論前，以犧牲個體隱私為代價來平息輿論。

此事件中，社會心理學中的“黑羊效應”清晰顯現。李欣蒔，作為私人視頻泄露的受害者，卻因校方的擬處分公告和網絡輿論的道德審判，成為群體攻擊的焦點，承受了學業中斷與社會性污名的雙重代價，她無疑是那只無辜的“黑羊”。大連工業大學校方，依據模糊校規，并公開李欣蒔全名，擬對其進行開除學籍的頂格處分，扮演了直接的“屠夫”角色。其決策背后，隱含著對外部輿論壓力的屈從與對“維護校譽”的急切，試圖通過犧牲個體來平息眾怒。

而公眾輿論，特別是那些推波助瀾者與沉默旁觀者，則構成了“白羊”群體。部分網絡輿論在事件發酵過程中，積極參與道德審判，對李欣蒔進行蕩婦羞辱和污名化攻擊，成為“小屠夫”式的助推者。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看客”心態，助長了非理性攻擊的蔓延。

法學教授羅翔曾言：“隱私權是文明社會的底線，它的喪失意味著人格尊嚴的消亡。”然而，令人憤慨的是，作為視頻拍攝和傳播者的烏克蘭選手Zeus，至今未受任何法律追責，而作為受害者的中國女生卻承受了開除學籍和網絡暴力的雙重打擊，這種懲戒的不對稱性與輿論的性別偏見，暴露無遺。

此事件也深刻揭示了高校治理在社會心理壓力下的被動與滯后。面對洶涌的輿情，校方選擇公開處分并披露學生全名，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回應公眾的道德期待和壓力，試圖通過“頂格處罰”來維護所謂的“校譽”。知名媒體人胡錫進也公開表達了對開除學籍決定的反對，呼吁學校改變。然而，這種基于外部壓力而非內生法治精神的治理方式，不僅未能平息爭議，反而引發了更多關于程序正義、隱私保護和教育倫理的深層討論。

正如《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四條明確強調，學校給予學生處分，應當“堅持教育與懲戒相結合，與學生違法、違紀行為的性質和過錯的嚴重程度相適應”，并做到“證據充分、依據明確、定性準確、程序正當、處分適當”。顯然，大連工業大學的此次處理，在多個維度上都未能達標。

李欣蒔事件是一面刺眼的鏡子，映照出當前社會在面對個體私德與公共領域沖突時的復雜心態與治理困境。維護個體尊嚴，捍衛法律邊界，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底線。高校治理應回歸教育本位，以法治為基石，以人文關懷為導向，而非讓“私德”成為“公審”的祭品。

我們呼喚一個更理性、更包容的社會，一個能真正保護每個公民隱私與尊嚴的法治環境，讓教育回歸其本質，而非成為道德審判的延伸。畢竟，當高校都開始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并屈從于網絡暴力的非理性審判時，我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一個學生的學籍，而是整個社會對法治與人性的基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