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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新糧食政策的最后一個步驟，是將糧食分配到各部隊作為官兵主食。

然而，由于一方面軍隊本身的指揮系統處于混亂，而另一方面軍隊又主張要比平民百姓更優先獲得糧食，兩者都大大地增加了糧食分配的困難度。

1、“吃空餉”的真相

部隊長官“吃空缺”其實有多重企圖。比如說一個師按照編制是一萬士兵，但是實際上只有三千士兵，部隊長“虛報”的七千士兵的薪金和口糧就落入長官口袋。

再比如說，1944年四川合川縣先后被三個軍級部隊過境，第98軍實際士兵6000人，第27軍10000人，第14軍4300人，但是他們向后勤部軍糧局申請軍糧，都是以每軍20000人計算。再根據軍需署長報告，某個集團軍依編制應該有5萬個士兵，但是缺額達3-4萬人，而它一方面要求軍政部補充兵員，另一方面卻要求按照編制全額發放軍餉軍糧，絲毫不顧本身立場的前后矛盾。

至于全國部隊究竟“空缺”數額多大，即使最高當局也無法確知，但是大趨勢可能是其嚴重性與日俱增，而且后方部隊“空缺”程度超過前方。

至于虛報所得的糧食，則由部隊長轉手出賣給市場，或是折算價格賣還給原來繳納田賦的農民，或甚至從事更復雜的投機倒把活動，把糧食囤積在霸占的倉庫，等到市場價格上漲時再拋售牟取高利，或更甚至運到占領區賣給日偽軍民。

正是因為吃空缺是一個隱秘行為，所以它雖然普遍存在，卻難以得知具體真相。難怪蔣介石在1943年就把軍隊缺額估計在內，而決定軍糧的配額必須控制在450萬士兵限度之內。但是實際人數可能遠遠低于這個數字。

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是1944年陳誠奉命收拾“豫湘桂會戰”后第一戰區的殘局時，他下令把戰區原本以170萬人吃軍糧的計算方法，予以削減至少70萬人，而且警告部屬“不可以慷民眾之慨”。如果把第一戰區現象視為全國縮影，則全國軍糧的虛報（吃空缺），浪費，和盜賣大約也在40%上下。

如果把全國征糧總數減少這40%幅度，則廣大農民維持抗戰的糧食供應應屬毫無困難。到了1944年底，陳誠主掌軍政部提出報告稱，當時全國兵餉是按照530萬人標準發放，但是估計實額不過300萬人。換言之，吃空缺已經超過40%的驚人數字！

全國的“幽靈兵”已經接近實際戰斗兵總數，更何況許多戰斗兵還不能打仗？而與此同時，雖然中央發放的士兵副食費標準是每個士兵450元（月），但是許多部隊照舊只發190元，余額都落入官長私囊。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大小軍隊長官普遍吃空缺的大環境下，極少案例是部隊長把因虛報而多得的口糧用來改善士兵伙食的。相反地，更多部隊長官驅使士兵自謀出路。若有地方實在無法交出糧食，則可以用現金支付，其數量當然由軍隊決定，又不開收據，直接進入長官口袋。

既然許多部隊長掌握軍隊的目的，原本就不是為了提高戰力去和日本人拼斗，而只是借此在中國境內占地求生，則士兵的健康和訓練當然不是優先考慮，余糧也當然成為長官的私人經濟利益。徐永昌報告最壞情況可能是四川，該省軍人吃空缺而持有大量糧食，交由代理人囤積居奇。

再以售得的高價私設銀行錢莊、買賣煙土、囤積煤炭和其他搶手商品，形成一個龐大的地下經濟體制，完全脫離重慶政府的戰時政策范圍。而在四川這個農產豐饒省份糧價居然上漲，徐永昌認為不是因為缺糧，而是有勢力者囤積操控所致，因為軍隊將領們都懂得一個簡單道理，那就是實物比法幣更能保值。

為此他寫道，“軍閥比土匪擾民和漢奸賣國，還要加狠幾倍。”如此這般的大后方根據地，真是不知如何進行抗日？

2、“吃老百姓”的花樣

也正因為士兵們依然生活在饑餓狀態，所以他們也只好用自己的手法和手中武器去壓榨老百姓交出更多糧食。部隊食米經常不足，副食更是無法支付，造成士兵營養不良，成為普遍現象。

依據軍令部資料，一般部隊士兵在營房內三分之一人數運糧打柴，三分之一體弱多病不能出勤，三分之一看守陣地。根本沒有剩余精力從事訓練。造成一個團的戰斗兵只有六，七百人而已。

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對這個現象做了一個精辟的觀察，那就是：

部隊上級官長的財源是“吃空缺”，而下級官兵的生活則是“吃老百姓”。這就造成一個二次征糧的現象。

換言之，第一次是政府依法規征糧，第二次（甚至多次）是軍隊直接奪取糧食，而農民被不斷宰割。部隊經常在毫無法律依據情況下，擅自從糧倉取糧，甚至直接從村莊中挨家挨戶搶奪任何他們能搶到的糧食。這種行徑可能比日軍秋收搶糧更為兇狠和駕輕就熟。

1942年山西省的騎一軍就曾經為了到農村搶糧而槍殺3名村長，引起地方人士憤怒，串通日軍進攻騎兵，俘虜了二千余士兵。

在有些地區，縣長甚至鼓勵軍隊直接向百姓索糧，因為這樣就免去了縣政府征糧、運輸、貯藏等繁瑣工作。湖北省糧政局局長就曾經抱怨，各地在政府征購之后，軍隊又接二連三勒索，政府當然完全知道情形，但是無法加以管束。當然還有一個更離譜的現象，就是軍隊直接指派或是縱容士兵住進農家，強索農家供應三餐，造成一個扭曲的“軍民一家親”怪相。

綜上所言，僅僅是繳交田賦一項，農村生產者就要承受四種不同人的剝削，他們分別是：

（1）本地舊政府官員和社會權豪；（2）兵站負責人；（3）鄰近駐防部隊官長；（4） 一般士兵。

但是以上所述只是第一層的田賦而已，它們都是政府法令范圍內在執行過程上發生的層層弊端。但是還有法令允許范圍之外，假借田賦之名而衍生的弊端則同樣嚴重。

這些情況在第五戰區內發生的實例資料最為豐富。一般情況是糧政局發糧票給軍糧局，該局發給戰區兵站，兵站發給部隊授權它們憑票就地采購。

而當該戰區濫發購糧證（糧票）給各個部隊時，有些部隊長官就會等到農作物收獲時期，先用糧票賤價購買糧食囤積，等政府征實征購后市場糧食供應緊俏時，再以高價賣出。

當軍隊收集的軍糧堆積如山時，有隨機高價賣出者，也有暫時囤積待善價而沽之者，也有向淪陷區附近的偽軍以高價兜售者。

一個更離譜的案例，是駐扎該戰區的第29集團軍，當它接到移防命令時，卻因為囤積糧食太多無法隨軍運走，又無法在短期內找到買主，以致竟然要求上級長官收回成命，取消移防。

難怪軍法總監嘆息，“有此等軍隊，人民真毫無生路矣”。某些部隊長官借此累積巨額資產，以致從農業轉入商界，將該戰區廣大的鄂北皖南地區的各種大商業都奪取到軍隊手中，使民間商人無法與之競爭。湖北地方人民除了繳納田賦外，還要承擔各種法制以外的軍糧雜捐，負擔沉重。縣政府又公購余糧，各家派米，不問有無，以致米價飛漲。農村谷種斷絕，餓死多人，富家也不免。

3、吃軍餉的人

軍隊士兵副食費，依規定是包括在軍政部發給部隊長官經費之中，但是因為數目龐大，自然成為長官貪污的重大誘惑。

因此軍隊中下級官兵的自救之道就是就地攤派，向地方需索柴，米，油，鹽，菜。這樣可能造成采買人員強買、殺價、不給錢等等，造成軍民不斷沖突。

副食品都是在單位的駐地購買，更是弊端重重。但是上級官長也趁機參加這個采購行列，榨取更多物品。

根據湖北省財政廳向中央政府報告，駐扎在湖北省境內的軍隊長官們，經常大量向地方政府攤派湖北著名的珍貴特產，如銀耳和猴頭菇，供他們享用，或者變賣納入私囊。當然，軍隊向駐扎地方要求派草和派伕更是司空見慣。此外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大項，就是軍馬的糧食供應。

不論軍隊是否備有馬匹也一律征派馬糧。即便是軍部、師部辦公室早已配有機動車而無馬匹，仍然大模大樣地向地方索取馬糧。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光化縣只是二等縣規模，但是每個月負擔馬糧卻高達20萬元。

在此還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正規部隊之外，還有眾多在軍政部編制外而來路不明的武裝勢力，自稱為“某某邊區司令部”或“某某游擊隊”，實力規模大小各異甚至秘而不宣，依然搜刮地方而求生存。

依據湖北省隨縣縣長1942年報告稱，該縣除了經常性駐軍有5個師級番號單位之外，還有5-6個來路不明但是肯定缺乏法律依據的團體，由于槍桿子在手，依然強迫縣政府每個月提供軍糧50萬市斤。

另外一個類似例子是廣東省。在余漢謀控制區內，只要他聽說地方上有人拉起一支隊伍，不管其來歷或是人槍數字如何，立即授予游擊隊名義。但是這些游擊隊的成立并不是在進擊日軍，而在是自謀生存、自由活動、和魚肉鄉民。

余漢謀所擔心的是，如果他不授予游擊隊名義予以羈縻，則這些武力團體就可能會被日本人收編，成為他的威脅者。這類游擊隊部分是自衛團，部分是土匪，內部組織散漫無章，往往只有十多個人，官多于兵、兵多于搶。但是只要掛上一塊抗日招牌，就可以保護鴉片煙和賭博，勒索老百姓，和其他種種不法行為。

有趣的是，張發奎雖然身為第四戰區司令官，又是廣東省軍人余漢謀的頂頭上司，但是在接到民間大量投訴余漢謀包庇徇私時，卻只能在私下唉聲嘆氣而無力加以禁止。這種怪象在戰時中國遍地皆是。就本質而言，這些地方性雜亂武裝團體雖然規模弱小，其實它們的內部組織與生存之道，和大型地方實力派并無二致，是后者的縮影。

4、逼收軍糧帶來的民不聊生

軍隊之所以能夠奪取民間糧食的最主要原因是手中有槍。

這個槍雖然沒有能耐和日軍對仗廝殺，但是用以壓榨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則綽綽有余。而最赤裸裸的說法，則莫過于第五戰區的兵站總監。他說，“（只要）有槍（就）不怕無糧”。

換言之，征收不到糧食就可以用槍去搶奪，以致陳誠氣憤到咒罵，“此種軍閥官僚辦法實不能以理諱也。”

更有甚者，還有軍官口出狂言稱，如果老百姓沒有糧，則可以以錢代替，如果沒有錢則可以沒收他們的農地。依據當時各方面信息的形容，駐扎湖北的部隊挨家挨戶搜查糧食，竭其所有一粒不留。同時搶奪其他財物，等于是大規模洗劫。當它們征購軍糧時，盡量搜刮，不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定價格，隨意出價，甚至不給價。即使地方發生嚴重災荒，軍隊也無動于衷，最高優先仍然是搜刮足夠的糧食。

一個例子仍然是湖北隨縣，1943年收成只有往年的五成，但是卻按照七成計算來征實征購。這已經是增加負擔，但是暴軍惡吏的額外需索依然層出不窮。值得注意的是，當民眾因為旱災嚴重而派代表到重慶陳情時，他們的要求不是希望中央政府發放大批款項賬濟，而只是卑微地希望在短期內免除配備軍糧，和禁止軍隊就地搜刮，讓災民有時間自我療傷復蘇。但是當地軍隊完全不予理睬。

1942年第五戰區發生一個重大事件。29軍在湖北省襄陽地區到處搶糧，毆打區鄉保長，奪取地方政府所征的實物，導致人民外逃、自殺。該軍在襄陽還殺死保長3人，導致逃避者600余戶。與此同時第67軍也到處搶劫。荊門縣已經交出軍糧5500大包，人民只能以麥苗和樹皮充饑。第38師則每日搜刮，有兩個縣交出的軍糧早已超過定額，而駐軍依然煎迫不停。多名鄉鎮長因為交不出糧而被捕。這一切都是由軍隊直接動手，無需通過地方政府，后者甚至也成為脅迫對象。隨縣在經過兩年饑荒之后，人民早已流離失所，但是依然被迫交出軍糧117,000擔。

類似如此的駐軍強取豪奪行為的結果，是造成廣大農村人民民不聊生。1942年湖北省旱災，發生多起食人肉事件。

重慶政府雖然極力救濟，但是餓死者每天達到七八百人。1943年湖北省旱災嚴重，春荒遍地。但是軍隊迫索軍糧毫不放松，人民大量餓死。代理省主席朱懷冰發出哀鳴，“小百姓餓斃流亡，而軍隊官吏仍追求無厭”。

民眾水深火熱，縣府權力有限，老百姓以野菜充饑，逃荒者每日多人，請求上級政府協助。隨縣縣政府發電稱，“本縣頻年歉收，供應浩繁，去年蓄藏已盡，入春饑民爭食草根樹皮，餓殍自盡者到處皆有。”

鄂北和鄂中20余縣也是災情慘重，人民死亡和流離失所者遍地皆是。何成濬是全國軍法總監，他以上報道的真實性來自全國各地上報軍法處理的案件。

陳誠對此也提供了他自己的佐證。第五戰區長官李宗仁對于鄂北征派大量糧食的依據是，1939年以前湖北省歷來交出糧食豐富。但是他避而不談的是，1937-1939年湖北全省糧食的確大豐收，但是從1940年開始不但連年歉收，而且襄河產糧地區又陷入敵手。

更何況由于大量軍政機構設立和無端浪費（當然包括貪污），軍隊軍糧的要求反而增加。陳誠報告鄂北征糧慘狀時，也提到“人民有賣牛買谷繳軍糧者，并有（食）麥苗草葉者”。

值得注意的是，重慶糧食部部長卻不敢得罪戰區司令官，只好報稱戰區糧食發生問題，其責任完全是湖北省不能盡責，氣得省主席陳誠大罵，“此種不顧人民死活，只知發國難財之官僚，負如此之重責，革命乎？反革命乎？”

5、屠殺百姓的案例

說到底，軍隊長官們的貪得無厭和漠視人民死活才是糧荒的根源，而李宗仁所領導的第五戰區則提供了最凄慘的實證。

在饑荒和日軍雙重壓迫之下，軍隊直接干預地方政府征糧政策的暴虐行為，只能引起人民鋌而走險，聚眾滋事，成為反對勢力。果不其然，征糧搶糧成為地方動亂的一大導因。土匪借此惹事，規模很大。在湖北省和許多其他省份都成為嚴重問題。

但是從1942-43年開始出現一個趨勢，那就是民變和土匪與地方政治敗壞有顯著而密切關聯。特別在糧政和役政施行之后，它們一方面是抗戰命脈，另一方面又影響千家萬戶的生計。當軍隊長官和地方官吏壓榨欺騙老百姓超過一定限度時，就會激起民憤。1943年四川省辦理糧政和役政弊病太大，有幾個縣份數千民眾暴動，焚燒政府，破壞設備，和土匪集結一處。情形非常危險。

1944年情況更是嚴重，在日軍凌厲攻勢（一號作戰）下，許多部隊鼠竄逃生，然而搜刮的殘忍程度也隨之急劇上升。

就以第五戰區為例，軍令部高級參謀3月底報告，桂系軍隊在禮山縣洗劫一空，殺害老百姓，捕拿地方人士六七十人后勒索贖金，地方損失約五六千萬元。該高級參謀本想將實況向重慶政府舉報，但是鑒于“廣西軍隊無論到何處，行為均與此相同，委座（指蔣介石）慮投鼠忌器，向無法處理之，即呈請究辦，恐仍難得一結果也。”

到了8-9月間，湖北省大部分地區“駐軍與地方政府事事不能合作，苛捐雜稅，又多于牛毛，人民竭其膏血，未足以供應，往往鋌而走險。”因此土匪和異黨勢力顯著增長。

不久之后湖北省隨縣爆發民變，導因是某個邊區游擊隊勒索、搶奪、奸污殘殺過分，民眾鋌而走險，軍隊就大開殺戒，擊殺數萬民眾。在處理隨縣民變案件時，軍法總監部擔心李宗仁長官會企圖淡化掩蓋，又擔心軍隊會反咬一口，指控民眾受共產黨指使而企圖湮滅他們的屠殺罪行。

所以該部決定呈報蔣介石，請求先把肇事軍隊調離隨縣，然后進行調查。同時也特別致電李宗仁要求依法處理。果不其然，該軍隊回文指控民眾是受共產黨指使，因此他們的鎮壓手段合理合法。而事實上隨縣民變原因是當地軍隊征伕、征糧、征副食費、勒索物品、污辱婦女，最終激起民變，農民反抗者達三萬人。

李宗仁擔心軍隊打不過民眾，竟然調動4個師前往屠殺民眾、焚燒村莊，然后向中央報告平息民變。這個事變明明是軍隊殘暴行為壓迫民眾，卻說成是民眾暴亂。明明是死傷慘重，卻說成是死傷不大。

而蔣介石根據自己的情報來源，在日記中記載到，“鄂北民眾以軍隊征發無度，軍官眷屬奴役人民，以致民眾暴動，被枉殺二、三萬人，情勢險極矣。”

但是鄂北是桂系霸據的地盤，因此也不敢追究。何成濬不禁嘆息，軍隊不用于作戰，而用于屠殺民眾。真是國家一大恥辱。

最后，糧食政策推行順利與否，和戰爭走勢必然有密切關系。

如果戰爭形勢有利于中方，那么重慶政府掌握的生產區也會隨之擴大。但事實上，重慶政府所能控制的土地面積卻不斷減少。湖南、河南、江西、浙江等產糧省份的土地，一直有相當一部分被日軍占領。更何況大約從1940年當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時，日軍開始采取新策略，那就是在收割季節突襲鄰近前線的產糧省份，目的就是搶奪糧食或切斷重慶政府的糧食供應。

其結果是，當國軍部隊不敢或無力對抗日軍侵略因而失去正常補給時，它們便益發不擇手段地搶奪農民手中糧食。1942-1943年，河南便發生了此類事，湯恩伯的軍隊受日軍壓迫而不得不退至豫西時，向農民征收的賦稅有時高達產糧的30%至50%。

依照常理而言，重慶政府征糧政策推行的順利程度，應該隨戰爭走勢而定，戰爭走勢順利時，表示重慶政府控制的地區增大，而糧食生產的基數也增加，征糧政策自然就應該推行更為順暢。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卻還有一個不隨戰爭走勢，而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執行征糧的人群，而他們最主要的參與者是軍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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