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貼在社會學家吳景超身上最主要的標簽，莫過于“前瞻”一詞。這種八九十年之后姍姍來遲的知音感，也反映出吳氏思想與民國之間的錯位。塑造這種前瞻或錯位之感的，多為吳景超關于“工業化”“都市社會學”“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結合”等宏觀經濟方面的論述。這些僅為吳氏所留文本的一部分，其余文本尚待進一步發掘。

新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呂文浩編選的《歷史意識與世界視野：吳景超談史論世》一書，收錄了吳景超較少為人所關注的論述，并為之撰寫長篇導讀。這一整理工作不僅使吳氏的形象更為豐滿，亦讓我們意識到他思想的同時代性。在那個知識人身份認同與行為取向發生重大變化的“過渡時代”，與不少人一樣，吳景超的心態徘徊于學人與士人之間，始終心系現實的政治與社會。本書則為勾勒他在“過渡時代”的人生軌跡提供了很好的史料基礎。

撰文｜薛克勝

《歷史意識與世界視野》

作者：吳景超

編者：呂文浩

版本：學苑出版社 2025年4月

實證主義的信徒

誠如羅志田先生所論，伴隨著傳統經典指引作用的瓦解，如何界定“學問”以及怎樣治學，均成了需要重新厘清的問題?；蛟从诖耍苓^西式學術訓練的讀書人，往往不大滿意傳統的治學方法。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景超即是一例。1935年，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徑直指出，之前的中國學者為傳承觀念所支配，“只重視學派的來源，而忽視研究的方法”，結果導致許多有價值的學問泯滅無存。

具體到社會學研究而言，吳景超認為社會的問題錯綜復雜，各方面相互聯系，所以學者不可拘泥于一法，而應根據問題性質擇取方法。但無論如何，首先要有一種不存偏見的客觀態度，“只問事實的有無、因果的關系，并不判斷它的好壞”。其次應采取科學的態度和方法，言必有據，立論必有所本。可見，吳氏研究社會學，追求一種排斥價值介入、以事實為本的實證主義。

吳景超（1901年-1968年），安徽歙縣人，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先后執教于金陵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與聞一多、羅隆基一同被譽為“清華三才子”。圖為吳景超（后排中）及其夫人龔業雅（前排右）與親友合影。

除基本的治學態度以外，吳景超還總結了社會學者常用的幾種研究方法：歷史法、人類學法、統計法、個案法以及抽樣法。前兩者用以研究過去的社會現象，后三者則用以研究現實社會。吳氏本人則以使用歷史法和統計法而著稱。這一特點亦鮮明地體現于本書之中。囿于學力，下文僅以舉例方式稍加展示吳景超歷史研究的風格。

吳景超研究歷史的出發點總是理解當下乃至展望未來。正如他所言：考察歷史的“研究所得，常?？梢詭椭覀兞私饽壳暗膯栴}，有時還可以幫助我們制定將來的政策”。即使是正文無一語提及現實的《兩漢多妻的家庭》（1931年4月）和《兩漢寡婦再嫁之俗》（1932年4月19日）兩篇文章，也頗具現實關懷。前者總結了“多妻”對于家庭社會的七種惡劣影響，后者則發現漢代社會并不鼓勵女子守節，進而強調國人的貞操道德觀并非一成不變。這兩篇文章討論的雖是漢代，呼應的卻是新文化運動以來新式知識人所倡導的女性解放言論。上述兩篇文章固有史料根據，但其選題方向，實與吳景超自己所秉持的價值觀有關。他在本書第二編《中國社會中的幾個問題》（1927年1月）一文中，曾明確表達過自己的態度：“一妻多妾”制傷害女子人格，應當修改。這其實是將評判婚姻的標準，由傳統的家族嗣續變為現代的個人幸福。指出此點并非苛責前賢，而是試圖說明，即使標榜客觀、科學的社會問題研究，其選題和論證方向也難以完全避免研究者價值觀的無形指引。

以學導政的嘗試

學者方慧容在《社會、經濟與政治之間：早期社會學者的徘徊和探索》一書中指出，“科學主義”是吳氏最重要的思想底色之一。吳景超主張，無論企業經營，抑或治國理政，只要相關負責人能在科學理念和專家人才的指引或幫助下，不斷改進具體實踐層面的舉措，使之合理化、科學化，便能收獲成效。總之，方慧容總結認為，吳景超身上保留了儒家偏重人事的思考特征，試圖通過完善相關人員的品格和知識，促進政治與經濟建設。若參照中國儒家“成德”的政治傳統，吳氏似乎認為，內化科學思維、踐行科學方法已成為知識人甚至某些從政人員不可或缺的現代德性。

《社會、經濟與政治之間：早期社會學者的徘徊和探索》

作者：方慧容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2年8月

在吳景超看來，作為合格的現代國家治理者，“現代的眼光”不可或缺。其專著《社會組織》“政府”一章下，專列“政府與科學”一節，主張“政府應當把科學看作必需品，看作一切行政的前驅”，強調行政需以研究為基礎制定計劃。他認為“科學與政治像這樣打成一片之后，政治才有昌明的可能，社會才有進步的希望”?？梢?，吳景超尤為強調現代社會需延續“政學相濟”的傳統治理經驗。1931年他撰寫《大家來做南京的研究》一文，呼吁南京市政府社會局職員從事研究事業，“把南京社會各方面的情形，一步步地研究下去，把他們的結果報告出來”。而在吳氏所規劃的農政局人事中，應至少有三個知識人，分別從事鄉村社會調查、農事試驗場成果推廣和鄉村組織化工作。

不過，上述意見大多停留于呼吁層面。與之不同的是，吳景超本人的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到了以學導政。收錄在本書中關于“耕者有其田”理論與統制經濟和戰后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行總”）救災實踐的相關討論，便清晰體現他如何從科學的角度指導或評價政府施政。

其中，有的意見是在世界范圍內尋找實現國民政府所主張“耕者有其田”的方案。對此，呂文浩已在導言中有所梳理，此處不再贅述。有的意見則是直接影響了施政實踐，比如戰后作為行總顧問，吳氏前往湖南衡陽考察救災情況后對如何提高效率提出建議。雖然行總湖南分署所派遣的工作隊較少貪污行為，但人數過少，無法起到急賑作用。因此他建議仍由地方原來的政府組織（鄉鎮保長等自治機構成員）發放面粉，而工作隊則負監督、抽查、檢舉之責。該建議被相關主事者采納。

書生本色及其政學實踐的困境

1935年12月，蔣介石改組負責實權的行政院并兼任院長后，招攬翁文灝等人加入政府。他們在國際交涉和財政金融方面，依靠專業知識為蔣出謀劃策，形成著名的“政學系”。他們雖有政府正式任職，但其角色定位多近于吳景超《論幕僚制》一文中的幕僚或智囊團，“根據研究結果”影響長官決策。至1947年離開政局重返清華校園，吳氏共有11年從政經驗。

在從政期間，對吳景超刺激最大的事件之一為“平價大案”，其后來棄政還學便與此密切相關。1930年末物價持續高漲，蔣介石以物價高漲不平，官員辦事不力、營私舞弊為由，要求“軍統”徹查包括農本局在內的政府平價機關的賬目。隨后，農本局工作人員被戴笠逮捕，該局負責人何廉及其直屬上司經濟部長翁文灝亦遭牽連。結果，何廉的職務與農本局本身均被撤銷。

在當事人何廉看來，此事直指政治根本。若行政工作有差錯理應撤換他個人，但一并裁撤機構說明了蔣介石“并不真正懂得為經濟建設建立主要機構的重要性”。

根據吳景超清華時期的學生，經濟部同事李樹青的回憶，以及今人的相關研究，“平價大案”背后其實是蔣介石親信孔祥熙等人與從政學人領袖翁文灝兩派之間的斗爭。國民政府內部根深蒂固的派系斗爭亦影響到吳景超的考核評價。與學人較為集中的經濟部的贊揚不同，“中統”成員潘浙在1940—1941年考績報告中稱，吳氏“行政經驗與處理事務能力均差，為政學系有力分子”。上述案例反映出在制度建設未上軌道之前，試圖加入政府以專業知識影響政府的學人，難免卷入人事斗爭，并常因政治基礎薄弱而處于不利局面。

吳景超1947年作品《劫后災黎》內頁。

不止行政實踐易受現實政治糾紛裹挾，即使是吳景超以實證主義認知社會現實的方式，亦引發了時局劇變下某些激進青年的不滿。1947年6月，一位署名“域槐”的青年在吳晗主編的地下刊物《自由文叢》上發表了《吳景超教授回到北京以后》。該文認為吳氏雖熱心于社會調查和研究，但“總不免帶著一些傳統文人和濃厚的經院風氣。始終只是以觀察人的身份去觀察實際的問題”。如此則易被政府宣傳所欺騙，難以真正了解社會現實。這一批評固然有其政治立場，但確實也有一定道理。在處理政府敏感或利害牽涉較廣的現實議題時，注重實證的學術研究易受相關材料留存或公開不足，乃至材料失真的消極影響。

近代中國是個從政治到文化發生諸多巨變的“過渡時代”。吳景超以書生本色，穿梭于政學之間，不懈探索解決中國問題之道，展示了他在“過渡時代”的努力和抉擇。不同于大多數在野知識人，吳氏身為政學系一員，對于改良社會和建設國家還是發揮了一些直接的實際作用。不過在國民政府眼中，從政學人往往只被視為一種暫時滿足現實需求的工具。而他們立足于理論和長遠的言論則多被束之高閣。但若以長時段視角審視吳景超，其最主要的遺產仍在于對中國近代轉型，提出的周詳而獨到的學者洞見。

撰文/薛克勝

編輯/羅東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