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是陜北紅軍主要創始人之一，抗戰時期他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重用，被任命為陜甘寧邊區區委書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員，負責保護黨中央的安全。解放戰爭時期他被調往東北，先后擔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兼政委、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他被推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4年，他因預謀奪權失敗而自殺。

毛主席和高崗在一起

與劉志丹等人一道創建陜北紅軍

高崗（1905~1954），原名高崇德，陜西橫山縣人。他出身貧寒，小時候放過羊、打過柴，也上過學，20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他受黨組織派遣，到馮玉祥的部隊所開辦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這個學校的校長是史可軒（共產黨員），劉志丹、鄧小平都在這個學校任教官。

大革命時期，高崗和劉志丹等共產黨人，都直接參與領導了陜西農民運動，使陜西各縣、區、村農民協會迅速建立起來。至1927年6月，全省成立縣農民協會50個，村農協3828個，會員41萬，農民自衛武裝人員在10萬以上。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高崗離開了中山軍事學校調到省委工作。他在軍校學習的時間雖然很短，但他為以后的軍旅生涯奠定了基礎。1928年4月，高崗參與了謝子長、劉志丹等人發動的陜西渭華起義，并與謝、劉一起開始創建陜北革命根據地。

1932年2月，陜甘游擊隊在三甲塬細嘴子廣場成立，謝子長任陜甘游擊隊總指揮，閻紅彥任第一大隊隊長，吳岱峰任第二大隊隊長，高崗任第二大隊政委。在謝子長領導下，陜甘游擊隊取得一次又一次戰斗的勝利。但不久，“左”傾路線代表杜衡來到了這支部隊，并取得這支部隊的領導權。此后，這支部隊在他的領導下連打敗仗。

這年7月，杜衡在西安被捕叛變，隨后，他帶領特務到處捕捉地下黨，使陜西革命受到不小的損失。有一次，高崗去西安秘密參加一次中共陜西省委會議，不料，會場被杜衡偵知，他帶領敵人包圍了會場。高崗發現敵人圍上來后，就立即掏出手槍邊向敵人射擊，邊向外沖，幾名敵人被打倒后，其他敵人不敢靠前，他趁機沖出包圍圈，脫離險境。隨后，國民政府下發通緝令：能生擒高崗者，懸賞五千大洋。能斬獲首級者，懸賞三千大洋。

1932年8月，中共陜甘邊特委決定，成立陜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任命王泰吉（原國民黨第十七路軍騎兵團團長，不久前起義）為總指揮，高崗為政委。此后，王泰吉與高崗等人率領部隊轉戰陜甘，多次取得戰斗的勝利。1933年11月，陜北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在蓮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參謀長。不久，部隊南下，途中，王泰吉外出去一國民黨部隊策反，路上被一舊部認出被捕，后英勇就義。

隨后，劉志丹和高崗率領這支部隊繼續開展游擊戰爭，并成功粉碎敵人第一次對陜甘邊的“圍剿”。不久，謝子長將陜北各游擊隊組建成紅二十七軍，為把陜甘和陜北兩塊根據地連接起來，謝子長率紅二十七軍南下南梁，與劉志丹、高崗領導的部隊會合。

1934年7月28日，在南梁閻家洼子召開了陜北、陜甘邊黨政軍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謝子長宣讀了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給紅二十六軍的兩封指示信。信中無端地指責紅二十六軍和陜甘邊特委劉志丹和高崗等人，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梢山主義”等五項錯誤。最后，高崗被撤銷了政委職務，派他去上海臨時中央局受訓。四十二師政委由謝子長兼任。但不久高崗又返回部隊。

1935年2 月，陜北各支紅軍合并，統一組成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西北紅軍，謝子長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高崗擔任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不久，謝子長在反圍剿中身負重傷后犧牲，劉志丹接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隨后，劉志丹與高崗一起指揮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進行第二次反“圍剿”，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長、靖邊、保安等六座縣城，共殲滅敵正規軍五千余人，民團三千余人。使陜甘、陜北兩塊根據地完全連成一片，根據地面積擴大到二十余縣。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多人，游擊隊擴大到4000余人。而此時高崗也成了陜北紅軍中的二號人物。

1935年的7月，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紅二十五軍經過長途跋涉到達陜北，并與西北紅軍會師。兩軍會師后決定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

在接下來的勞山戰役中，身為政治部主任的高崗并沒有留在指揮部，而是來到七十八師的前沿陣地。當我軍發起最后的沖擊時，高崗甩掉了上衣，揮舞著手槍，赤臂與戰士們一道向敵人沖去。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談論的高崗“赤臂戰勞山”。激戰6個小時，終將敵110師3700多人全殲，師長何立中被打死。

不久，中央極左路線代表在陜北根據地展開大規模“肅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一批陜北紅軍根據地的創建者都被關押起來，并準備處決。這時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后，立即派王首道等人趕到關押地點，要求他們“刀下留人”。 不久，毛澤東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人平了反，恢復了工作。對于這件事，高崗一直不忘。他經常說，是毛主席救了我的一條命。如果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我和劉志丹的命了。

在陜北為毛澤東和黨中央保駕護航

毛澤東很快會見了劉志丹、高崗等被無辜關押的同志，他們一個個熱淚盈眶，感激地說：“我們真高興！黨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們，救了陜北革命根據地啊！”而毛澤東則說：“應該感謝你們！是你們創造了這塊根據地，保存了這塊根據地，才使黨中央和紅軍長征有了落腳點，是我們回到了家嘛！”

毛澤東通過了解和與高崗相處一段時間后，就以中央的名義親自提拔高崗擔任中共陜北省委書記、陜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他欣賞高崗年輕有為，辦事干練，雷厲風行。當然，高崗對毛澤東的救命之恩更是心存感激。因此，他常背著盒子槍，帶著保安巡邏隊，親自檢查可疑人員，為建立和鞏固陜甘寧邊區做了大量的工作。

高崗給人的印象是外表文雅，平易近人、粗中有細、極善言談，很有煽動力。但他還有作風強悍的一面，這有一個例子可證明。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不久，就發表了《致哥老會宣言》，目的是搞統一戰線。一時間，各地哥老會組織聞風響應，競相投奔，使紅軍聲威大震。但哥老會的人員成分復雜，雖然大多數是貧苦農民，但也有一部分是地痞流氓。例如其中有一個叫李大辮子的哥老會頭目，他在國民黨特務金錢的引誘下準備叛亂。

高崗在延安得到消息后，就立即率領一支保安隊來到了哥老會招待所。在座談會上，高崗問大家對共產黨的政策、做法有什么意見，李大辮子馬上站起來，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企圖蠱惑人心。高崗大怒，但他不露聲色，假裝贊許，乘其不備，從地上撿起一磚猛擊，李大辮子當場腦漿迸裂死亡。其他個別追隨者一看都驚呆了，他們見李大辮子已死，只好跪地求饒。就這樣，高崗用這種特殊方式平息了一場叛亂。

有一次，中央書記處開會時，毛澤東微笑著指著高崗說：“我們到陜北，人生地不熟，高崗同志為中央機關的安全出了大力，將來在保安樹碑時，要給高崗同志樹一塊最高最大的碑。”

抗日戰爭爆發后，八路軍的三個師都出陜奔赴前線抗日。毛澤東任命高崗為中共陜甘寧邊區書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員，來保衛黨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高崗組建了邊區保安隊，邊區保安隊由原陜北紅軍和游擊隊編成，共五千余人，直屬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指揮。

這支保安隊實際上是一支精銳之師，高崗率領這支精銳之師，一方面抵擋外來的敵偽、頑的直接進攻。另一方面又要時刻保持警惕，肅清混入邊區的特務和叛徒。他經常親臨保安一線，認真組織展開各項斗爭，在抗日烽火中始終保住陜甘寧邊區的平安。

毛澤東曾幾次和高崗開玩笑說：“你是我的保鏢。有了你這個保鏢，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在延安所搞的多次運動中，高崗都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例如，1943年4月，中央決定成立一個反內奸斗爭的專門委員會，成員有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劉少奇任主任。高崗在“反內奸斗爭”中還是比較注意方式的，他指出：“反特斗爭要堅決采取群眾反奸路線與公開合法斗爭方式，要穩定多數、打擊少數。已經逮捕審訊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釋放，少數必須槍斃的也暫不槍斃。”

當康生推行的“審干”、“搶救”等極左的政治運動進入白熱化時，高崗主動向毛澤東匯報了實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塊戰斗過來的，怎么能同特務聯系上？”由于高崗等人的如實匯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搶救運動”很快就停了下來，從而減少了損失。

在抗日戰爭后期，高崗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1945年又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了中央核心領導層。實際上，中央機關在延安的后幾年，毛澤東已把整個陜北后方都交給高崗來管了，可見毛澤東對他是多么器重。

1952年高崗和妻子李立群的一張罕見的照片

為解放東北付出了巨大努力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為爭占東北，都往東北派出了大量的軍政人員。其中，高崗也被中央派往東北，先后被任命為東北局副書記、北滿軍區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等職，地位僅次于林彪。

高崗在東北主要是主持后方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北滿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如火如茶地開展起來。同時，北滿軍區還大力發展武裝，擴充兵員。到1946年底，北滿根據地共補充兵員三萬多人，使許多原先在前線遭受重大損失的師團迅速補充起來。

特別是從1947年7月到1948年11月，為適應大規模進攻作戰的需要，高崗先后組訓了164個團，37萬人的后備役兵源，源源不斷的補充到野戰軍中，這對擴大我東北軍隊起了關鍵作用，對此，林彪十分贊賞。高崗也重視教育改造國民黨軍隊的俘虜兵，當這些俘虜兵思想轉變后，即補入我正規部隊。

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林彪任司令員兼政委，高崗任副司令員。不久（9月），軍委又決定：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正式分開，林彪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高崗為東北軍區司令員。林彪移師遼西前線，專務作戰。而繁雜的大量的地區性、事務性工作都交給高崗去做。

此時，我東北人民解放軍已發展到一百多萬人，其中七十萬兵力由林彪率領準備和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即開展遼沈戰役。三十萬兵力由東北軍區高崗領導，下轄十三個軍分區，他們的任務主要是配合野戰軍前線作戰、負責東北野戰軍后勤保障、守衛根據地、發展人民武裝力量、組建東北各級地方政權，等等。

遼沈戰役結束后，林彪率大軍入關，留下來的高崗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這時，高崗真正成了“東北王”了。

1949年10月，高崗又被選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不久，當他吞吞吐吐向毛澤東提出回北京工作時，毛澤東說：“哎呀不行，你現在把守東北邊關，那里還需要你。現在，美帝國主義正在朝鮮搞動作，一旦爆發戰爭，你這個大司令還得重振雄威呢！別人在東北，我不放心。”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高崗坐鎮東北，他為協助彭德懷的前方作戰做了大量工作。用彭德懷的話說：抗美援朝一開始，我們是兵精糧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崗）主持練的。糧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學智）共同搞的。戰爭相持期間，兩個麻子保證了志愿軍的武器、彈藥、糧食、車輛、醫藥等供應，是抗美援朝勝利的兩大功臣。如果論功行賞發勛章的話，大后方的應該給高崗，前方的應該給洪學智。這是對高崗的真實評價。

高崗在主政東北期間，還狠抓工、農業生產。東北地區的工業經過三年多的恢復，在1952年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超出歷史上最高水平。而農業生產也發展得非常快，也很快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農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很快都得到解決。

高崗在用人方面經常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搞論資排輩。”東北解放后，干部人才缺乏，他采納了陳云、張聞天的建議，從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招來不少知識分子和大專院校的畢業生，經過培訓充實到干部隊伍中或其它行業中。他還非常尊重并信用那些因黨內斗爭而坐了“冷板凳”的老資格同志，例如張聞天淡出中央核心領導層后被派往東北，高崗對他很尊重，稱他是“翰林”，認為張聞天有學問、有能力，在制訂很多重大方針、政策時都請張聞天過目或起草。

建國后因爭權身敗名裂

為加強中央領導力量，在1952年7月以后，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調進北京擔任中央領導職務。這次進京的有高崗、鄧小平、饒漱石、鄧子恢和習仲勛五人，當時稱“五馬進京”。其中，高崗除了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外，又被委任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國家計委不屬于政務院管轄，直接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領導。因而有“經濟內閣”之稱。

盡管高崗的地位、權勢顯赫，但他并不滿足。他認為，在全黨內，除毛澤東外，他的功勞是最大的，應排在第二位，應在劉少奇和周恩來之上。而事實上，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權勢都比他大，因而，他不甘心，總想找機會扳倒這兩人。

高崗到北京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份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這份材料上說，1932年到1936年，安子文、薄一波等60余名共產黨員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北平草嵐子監獄），1936年，這些人大多數刑期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讓出獄。說履行一個手續實際上就是寫一個悔過書（或稱“反共啟事”）。這些同志寧肯繼續坐牢，也不想寫這個悔過書。后劉少奇指示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盡快出獄，為黨工作。

高崗找人把這份材料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立即將這份材料退回。因為這件事當時劉少奇已請示過毛主席和張聞天，是得到中央同意的。

高崗總認為，安子文與薄一波是劉少奇圈子里的人。1953年9月，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在聽到中央要加強領導機構后，自己擬了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這個名單他先交給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饒漱石又交給了高崗。高崗看過名單后，認為里面大有文章。因為在二十多個政治局委員中，他認為屬于劉少奇圈圈中的人就占七個，屬于周恩來圈圈中的人占了六七個，兩者加起來已超過了半數。

饒漱石說，“我覺得應該把這個名單有意識地捅出去，我斷言，很多人看到這個名單后都會大發雷霆，跟劉、薄、安干起來。軍隊的同志，比如林彪、羅瑞卿等人都會因榜上無名而反對他們。”

高崗贊同饒漱石的看法，說：“把這名單捅出去，能把名單上沒有的人團結起來，以對付劉少奇、安子文。”

這件事毛主席知道后，不讓擴大，也沒有多追究，只讓安子文作個檢討，給個警告處分完事。高崗沒有達到追究“后臺”的目的。

在緊接的財經會議上，高崗再向劉少奇發難，試圖通過“批薄射劉”的活動，搞倒劉少奇。但沒有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活動失敗。

對于高崗當時的奪權活動，鄧小平后來有過描述：“當時，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這么搞。那時東北是自已，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云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云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斗爭還要肯定。”

高崗一系列的奪權分裂活動，最終激怒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1954年2月，中央召開座談會先對他進行揭發批判，并令他寫出檢討，然后又將他隔離審查。1954年8月17日，他服安眠藥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