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曾幾何時，美國航母群的出現被視為一種“行動信號”：只要一艘航母出現在某地，往往代表五角大樓有意大動作，或至少能在外交談判桌上增加幾分籌碼。但當“卡爾·文森”號航母在中東多部署兩個月后悄然離場時，美軍給出的信息卻更像是力不從心的“補位”，而非自信從容的戰備輪換。

從西太平洋臨時轉向紅海再退入印度洋，“卡爾·文森”的行動軌跡不僅暴露出美軍現役航母調配的窘迫，也揭示了當下美國在中東戰略部署中的現實退讓：面對胡塞武裝日復一日的騷擾式打擊，美軍寧愿派驅逐艦“看門”，也不愿再讓西海岸的主力航母冒險深入紅海，原因？恐怕不是因為軍事打擊不必要，而是打不起、賭不起、贏不起。

“卡爾·文森”本來是2024年10月就離開母港圣迭戈，按計劃部署至印太執行任務的。然而，隨著“杜魯門”號3月撤離地中海，美國海軍發現自己居然“無人可用”，只能硬生生將已部署時間近半年的“卡爾·文森”從西太直接甩到中東“頂崗”。這背后并不只是調動調度的問題，而是美軍全球部署吃緊的又一體現。

自2023年底紅海局勢全面惡化以來，美軍開始在該海域維持“準戰斗狀態”，以回應胡塞武裝對國際航運通道的持續襲擊。然而仔細回顧過去幾個月的實際行動會發現，無論是“西奧多·羅斯福”號還是“亞伯拉罕·林肯”號，它們的活動范圍幾乎都避開了胡塞直接攻擊區域。如今，連“尼米茲”號這一服役逾半世紀、最后一次部署的老將，也仍然駐守阿拉伯海，而不是深入紅海。從戰術選擇來看，這種“外圈防御”幾乎等于默認胡塞在紅海的海上游擊戰已經難以直接壓制。

雖然五角大樓不讓航母“冒險”出現在胡塞打擊區，但卻在6月24日出動“卡爾·文森”號參與了針對伊朗核設施的“重錘行動”，其艦載的EA-18G電子戰機為突擊隊提供支援掩護。這說明，美軍依然有行動意志，但其用兵邏輯日趨“遠程打擊化”與“風險切割化”：必須打，但不許傷；要威懾，但不能耗。而這種矛盾邏輯造成的結果，就是美軍航母愈發呈現出“虛擬存在”：在場，卻不戰；部署，卻不動。

目前取代“卡爾·文森”號的，是剛從諾福克離港的“福特”號航母戰斗群，按部署劃分其首站仍屬歐洲司令部，而非中東戰區。這無疑再度暴露美國中東部署的重心“南移”：驅逐艦可以守，航母得走。這種調配顯然不是戰略主動選擇，而是戰術上的“精打細算”甚至“被動退讓”。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近期在紅海的軍力維持主要靠兩艘驅逐艦——“福雷斯特·謝爾曼”號與“特魯克斯頓”號。這種由“區域防空艦艇”臨時接棒“海上基地”的安排，放在以往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尤其是考慮到“謝爾曼”與“特魯克斯頓”都并非最新一代艦艇，其在大規模電子干擾與導彈集群打擊下的抗壓能力遠不如航母編隊，說明美國此時此地對“硬碰硬”的準備程度已大打折扣。

美國在地中海的彈道導彈攔截部署也同步“瘦身”——從此前最多5艘的阿利·伯克級艦艇縮減到如今僅剩“阿利·伯克”號首艦一艘。這種“斷層式收縮”并非意味著威脅降低，而是明擺著：資源不夠了。特別是在歐洲戰場對抗俄軍、亞太圍堵中國的雙線壓力下，美軍顯然已經在評估哪里可以“壓縮”、哪里必須“撐住”，而中東，很顯然已經不是它愿意繼續硬撐的那條戰線。

美軍這種不愿再冒險派航母深入紅海的行為，表面看是戰術層面的調整，實際上卻極具戰略含義。因為在傳統意義上，“航母打擊群”的存在就是為了應對不對稱威脅，尤其是在空軍無法常駐的戰區提供穩定打擊力量與快速應變平臺。而今美國寧可讓航母繞道避戰，說明它不僅對胡塞武裝缺乏有效情報支持，更對這類“低烈度高代價”的沖突深感疲憊。

這也恰好揭示了當前美軍海軍戰略的困局：一方面不斷強化印太戰備，以防范所謂“中俄挑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被動維系中東霸權，避免紅海航線徹底失控；加之航母艦隊本身存在老化、維修、人員配置不足等現實問題——當多艘主力航母被迫延長部署期限達270多天時，美軍海軍內部早已積怨深重。對五角大樓來說，“缺口”已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正如某位退役將領所言：“今日之美軍航母戰斗群，既是戰略圖騰，也是現實負擔。”卡爾·文森的撤離，是一次戰術的結束，更是一次戰力的示警。未來的美軍，恐怕不得不在全球三大戰區中，做出更加痛苦的割舍——中東，也許只是第一個被“輕裝”對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