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耕 譯者：周睿

后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出現的“陰盛陽衰”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討論話題。當代中國的“男性特質危機”以20世紀80年代的“尋找男子漢”的文化風潮為絕佳例證。在1979年以后的文學圖景中，中國男性一度被失望地刻畫成軟弱、幼稚、自私、無能的形象，而真正的男子氣概只有在“蘭博、高倉健和西北黃土漢子（如電影《紅高粱》中的鄉民）”身上才能找到。按鐘雪萍（Xueping Zhong）的說法，對弱化的男性身份的焦慮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陽剛化的現代男性的追尋，同時也和“共產黨想象話語中的集體陽剛身份”重合。對中國男性素質的關注亦與對中國人“民族性格”的本質主義批評遙相呼應，像孫隆基（Sun Lung-kee）就斷言，中國男性的“去勢化”是一種普遍現象。中國男性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上表現出雌柔化傾向。孫隆基還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把中國男性描述成“未斷奶”。

顯而易見，對中國男性的批判是以西方主流的男性建構概念為普適標準的內化為基礎的。與西方陽剛男性神話對比，中國男性按照西方標準被貼上陰柔女氣的標簽。因此，“奶油小生”的形象就成了當代中國“痿男”的虛弱化身，同時也象征和證明了中國文化傳統中“陽剛之氣”的缺失。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知識階層出于民族主義情懷對自身文化歷史的“陽剛化”重塑，恰與將中國男性塑造成陰柔女氣、怪誕邪惡的“他者”的東方主義建構“不謀而合”，而這兩種話語都忽略了“典范化男性氣概”的支配屬性。

如前所述，男性氣概的建構是歷史性和意識形態性的，在權力爭斗的場域里發揮作用。認為中國男性在男子氣概上遜于西方男性的刻板印象乃是殖民話語的產物，據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所說，“西方和東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霸權關系，之所以說東方被‘東方化’，不僅是因為它是被……認定為‘東方的’，而且因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說，被馴化成——‘東方的’”。因此，女性化的中國男性不過是出于西方想象的策略式建構。殖民話語普遍使用男性特質 /女性特質的二分法來指稱殖民者/被殖民者的關系，例如，羅伯特 ·揚（Robert Young）就注意到英國在其殖民地建構男性特質的殖民者形象的話語策略：

隨著帝國在 18世紀的擴張，英國發展出的一種特殊基督新教模式化的陽剛氣概越發清晰可辨，其被視為英國政治和社會經濟統治的基礎。伴隨著殖民征服的推進與暴力，這種父權制的支配優勢地位，是在一種同樣日益受限的“宗主國與殖民地”對于女性與女性特質的意識形態之上運作的……帝國文化在19世紀也借由各種種族理論來推而廣之，這些種族理論把歐洲人描繪成具有男性特質的種族，非歐洲人則是具有女性特質的種族，對男性特質的崇拜風靡一時、占盡優勢。

利拉·甘地（Leela Gandhi）也從后殖民主義的角度討論了英國對印度男性的蔑視。英國人對印度劣質男人的殖民主義建構支持“沒有硬漢的印度是可被殖民的”的意識形態。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在他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書中總結說，對白人殖民者而言，被殖民的黑人是真正的“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性別話語已與種族及民族話語交橫綢繆、糾纏難辨。殖民主義的男性特質崇拜是一種政治話語，它將殖民者刻畫成“超級陽剛”（hyper-masculine）的男人形象，把被殖民者描摹成雌柔化的形象。阿希斯 ·南地（Ashis Nandy）將此策略描述為“性別和政治宰制支配的殖民本質同構邏輯（homology）”。男性/男性特質之于女性/女性特質的毋庸置疑、“與生俱來”的支配地位被挪用到西方人對非西方人的強取豪奪的合法化說辭上。因此，男性特質象征權力，西方世界通過支配性的男性氣概話語體系保持對“古怪”東方頤指氣使的優越感，這種占有優勢的西方男性特質話語已經基本內化在后殖民語境之中。哀嘆本國文化中陽剛之氣喪失殆盡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國民性”的批判就是一個頗具啟發的事例。

面對日漸激烈的西方化和全球化的現實，重新審視自我文化遺產對中國來說已迫在眉睫。在后殖民主義語境下重新闡釋中國的性別話語應該說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不僅能讓人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而且也能從跨文化的角度對男性氣概進行更深刻的解讀，例如雷金慶就發現前現代的中國男性氣概的概念“使得比當代西方文化更為多樣化的男性建構成為可能”：

因此，不能說和（西方的）“正常”標準相比，中國男人就是女性化的、缺少“陽剛之氣”的，也不能將這種中西文化的差距簡單地歸因于中國文化中陰柔的、孩子式的（更容易被壓迫）女性建構的主導地位。中國的男性建構是在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簡單地將它同西方比較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此外，當前所謂中國男人“無能”的觀念同時也是 20世紀末“新東方主義”（Neo-Orientalism）的產物：金錢代表權力，而沒有經濟能力的男性就是“（性）無能”。在以西方為“標準”的思維框架中，所有“東方的”東西都是“劣等的”，充其量也不過是“帶有異域色彩的”獵奇對象。我們不難理解，“文”和“武”作為男性自我的建構標準，是完全存在于這種框架之外的。近代以來，定義、描述和命名完全成了西方的文化特權，但這種情況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兩百年以前就不是這樣，誰又知道一百年以后是不是這樣呢。

本書希望呈現的男性特質，迥異于西方現代普遍模式，為此，首先要做的是厘清在殖民主義和西方化侵入前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性別話語特征。其中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沒有占據西方性別話語核心位置的男人/女人、男性特質/女性特質、異性戀/同性戀的二元對立。白露（Tani Barlow）就這一點提出了一種假說，即前現代的中國人的性別特質似乎并不只是男 /女兩種對立的選擇：

性別化——將經驗、對象和主體賦予男性身份或女性身份的社會與文本策略——在中國現代性中的地位可能與之前帝制時期截然不同。我并不是說過去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性別性屬就比現在的中國人更為混淆，只是說在資本主義文化和殖民主義侵入之前的前現代時期（歐亞皆同），人們的生理條件特征對他們的性別——這里可以說是社會性別——并不能黑白立判。

白露另撰他文指出，傳統中國不存在一個通用的女性類別，而只有“女”“婦”“母”的具體指稱。

受權刊發，選自《文弱書生：前現代中國的男性氣概》，宋耕 著，周睿 譯，上海書店出版社 | 也人 2025年6月。

可以說，當代的男女二元分類和“現代”性別話語不過是近百年從西方挪用過來的。白露認為性和性別（生理性別 /社會性別）的“再發明（ re-invention）”是自 20世紀初以來中國文化現代化和西方化的環節之一：

中國的主體建構在過去百年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F代中國以自身“傳統”的重塑抗衡資本主義世界的多元“傳統”。知識階層，特別是作家，是這一改造大計的直接參與者。文人接過“國際性”經驗化真理的武器——諸如階級、種族、性別、現代性、科學客觀性等——洋為中用地把西方現代主義的宏大敘事變成非西方文明現代性的有機部分?，F代性的某些方面與半殖民主義的斡旋妥協，改變了諸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這類與個性私密相關的概念。

一般而言，一系列充斥著“暴力”等級關系的二元對立是西方文化的顯著特點，其中，男 /女的二元性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是諸多社會關系和身份認同的根本源頭。性別是一個人出生以后重要的社會身份，重要到若無該項參照標準我們將無從界定自身。

然而在中文場域中，不僅儒家經典和官修史書里的人物基本上是無性別的，而且許多通俗小說與戲曲中的英雄在一定程度也被去性別化了。換言之，他們被著力刻畫成德厚流光、高風亮節的一面，卻從未表現為物質性、性別化的男性身體。正如郝大維（David L. Hall）和安樂哲（Roger T. Ames）所述，這反映了女性被完全排除在這一表意系統之外：

在中國，盡性“完人”內涵充盈，人類的各種特質性情在他們身上達到完美和諧。性別區分為男為女，輕易地將女性排斥于人性的實現過程之外，其結果是男性支配地位的形成。因此，男性可以“雌雄同體”的雙性化特征自由地追求自我人格的實現。

與本書研究相關的中國式表征的另一特點是心/身二元對立的缺失。這里自我的概念可借用郝大維的說法叫“無軀體的自我（ bodiless self）”，物質化的身體在敘事中是缺席的。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主要以陰/陽二分法來界定，但“陰/陽”的指涉面要比“男/女”更為寬泛。在儒家文化中，尤其是漢代之后，儒家被尊為官方意識形態，陰陽常用以闡釋權力等級中的不同地位?！瓣庩枴笔歉叨日位母拍?，所指的是決定人的社會關系，甚至內在意識的政治文化中不同的主體地位。在帝制中國的政治結構中，陰和陽并非固定不變的，而是具有流動性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前現代中國的性別話語是基于權力關系而非基于性別差異，性別和政治權力往往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在這種性別建構的話語中，“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是在等級秩序中建構出來的空間，并且必須從儒家化的政治角度予以解讀。在多數的中國傳統文學敘事中，性與性別常常是缺席的。這就使得它們在“才子佳人”題材中的呈現特別值得注意和分析，也是本書選擇“才子”作為研究前現代中國性別起點的理由。

在雷金慶研究男性特質的先驅力作中，作者嘗試運用“文武”二元體系為范式來讓中國男性特質概念化。他注意到在前現代中國，“人們對理想男性的期望是文武雙全”。雖然“無論是‘文’還是‘武’都是可圈可點的男子氣魄”，但大多數歷史時期“文”優于“武”，并認為“文武”范式“構成了所有關于中國男性特質討論的核心”，并與古代中國的權力關系密切相關：

歷朝各代、信仰不同宗派教義的人君魁首都在努力展現他們允文允武的雙向實力。也就是說，所有壯志凌云的男性都要努力向“文武雙全”靠攏，而真正能兼備二者的就成了偉人。稍遜一籌的男性或只可舉其一端，無法兼顧；但即便如此，有這樣的成就也能賦予他們男性特質光環以及在某一領域的宰制權，無論是多么的不足稱道、不過爾爾。

毋庸置疑，“文武”范式在中國男性特質的討論中具有重要意義，能帶給我們很多啟發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男子氣概的多元本性；但是如果說“文武”范式是用來闡釋中國男性特質包羅萬象可能性的萬能鑰匙，那就未免有簡化論之嫌。比如，雷金慶曾指出：“‘文’‘武’是男人專有的公共空間領域。 ”本文將在第四章詳述“文”和“武”都是公共領域的素養和成就，它們在官方話語體系中界定了男性特質的標準；然而，“文武”的二元體系卻不適用于如性的私人領域，雷金慶在其著作中主要以《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故事演繹“文 /武”男性特質，這兩部小說都側重描寫中國古代的政治舞臺和公共生活層面。

其次，把前現代中國男性特質的話語建構分成“文”“武”兩類，可能會把問題過于簡化，還需要考慮文類和意識形態層次等因素。“文”或“武”都不是鐵板一塊的概念，例如同“性”相關的方面，“文”類既有風流倜儻的才子形象，也有束身自好的君子形象。在不同的表現形式中，文人對待性和女人的態度是大相徑庭的，這一點本書第四章將展開論述。因此將孔子和張生置于同一類型下來討論會顯得有點奇怪，特別是將他們都作為“性化的男性”來考察。同理，在“武”類中，不僅有像張飛、李逵這樣從來不會被女人看上的五大三粗的糙漢，也不乏像關羽、燕青這樣讓女性心蕩神迷但能自我把持的劍眉星目的俊男。因此，單憑“文武”二元體系并不能充分詮釋在愛和性的表現中不同類型的男性特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性別關系取決于權力和類型。

再次，雷金慶提出以“文武”范式取代“陰陽”二元對立，認為“陰陽學說對性別差異的表現是無法完全闡釋的”，“摒棄陰陽學說顯得至關緊要，因為陰陽生生不息內在互動的潛力，會對認知性別的特異性產生障礙”。因為“陰陽”二元論不能很好地把男性特質概念化，所以雷金慶（在書中）“會單獨考慮那些充當男性定位坐標點的一般類別”。換言之，“陰陽”二元論因不適用于不可通約的兩種性別而不能不被束之高閣。在此，西方性別范式仍是判斷和比較東方話語的可行準則，正如前文所提，中國古代性別話語的最為典型的特征是不存在男女二元對立，這不意味著作為性別分界的“男 /女”在傳統中國形同虛設，而是這一組二元論在中國性別的思想體系中不能跟“陰陽”等量齊觀。“陰 /陽”在文化表意系統中的功能等同于西方的“男性特質 /女性特質”二分法，然而吊詭的是，在前現代中國的性屬是“陰 /陽”，但與此同時，含義涉及更廣深、更多元的象征語域的“陰 /陽”又不是“男 /女”。由此可見，西方意義上的“男性特質 /女性特質”二元論的缺失，使得作為文化建構的 masculinity或 femininity二詞在漢語中找不到對應的準確表達。包蘇珊（ Susan Brownnell）和華志堅（ Jeffrey Wasserstrom）極富洞見地指出中國文化中社會角色遠比生理性別重要：

西方傾向于把男性 /女性視為一種根深蒂固、始終如一的對立概念。這可能使學界誤以為女性 /男性的分野是所有文化象征系統中的核心組織原則，但在中國可能并非如此?！谥袊?，性別符號往往是等而下之的，更重要的是原則來自道德和社會生活?！c其說生理性別是中國傳統宇宙論中不可化簡的兩極，倒不如說性是交織于其他更為基本概念的網格中的一環。生理性別只是決定一個人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的諸多要素（如親屬關系、代際體系、年輩階層等）之一而已。

因此，本書認為，“陰 /陽”并不僅限于“男 /女”的性別內涵。它對中國文化中的性別差異的解釋仍然具有難以取代的重要意義，能彰顯古代中國性別認同的流動性和政治化。反觀“文/武”二元體系盡管在公共領域的男性特質建構研究中誠然稱得上是一個重要概念，但本書仍采用“陰/陽”理論為基本范式來解讀基于權力多過基于性別的中國式性別話語。

將“陰陽”方法運用在性別上有助于在后面的章節中更準確細致地解釋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陰柔之氣”。根據儒家化的陰陽學說，“陰”或“陽”都不是生命實體，而是社會和政治權力等級秩序中的一個可浮動交替的位置。一位朝臣在與自己夫人的關系上處在“陽”位，但在朝廷上覲見皇帝之時卻處在“陰”位，由此不難理解中國文學中稟告圣上、前輩、尊者之時采用女性代言體的傳統了。在與皇權的關系上，“士”被話語實踐安置在了陰柔、馴從、恭順的“陰”位。第二章通過?？率降闹R譜系學梳理“文弱書生”從屈原到張生再到中國戲曲中“小生”的文學表現，并為解讀“才子”的陰性化和柔弱性提供概念化的框架體系。

“陰/陽”二元體系亦對解釋文弱書生為理想男性身體的確立不無裨益。身體纖弱跟學識與文雅息息相關。第三章檢視儒家的崇文抑武之傾向，特別是宋代的文化崇拜，探討男性特質如何通過文本性來建構，基于文本性的男性特質如何被社會規范，以及通過士的身體性如何鞏固男性特質等問題，把福柯的“馴柔身體”（docile bodies）理論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引申出更為廣泛的論題，如中國現代性早期發展可能性等。

男性特質權力導向型定義的特點是性維度/女性的缺席，這使“才子佳人”話語中出現的“性”變得饒有趣味。第四章比較才子型和官方話語體系中“君子”的男性特質，二者之間的張力意味著文人類型中私人與公共之間的沖突。或許可以這樣認為，才子是“待實現”的君子，因此，才子話語既體現了儒家士紳階層的男子氣概，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儒家的正統觀念。本章重點討論才子話語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逾矩之余，也留意才子佳人小說中的顛覆性要素為父權秩序收編之舉。

“陰陽”體式還能解釋眾所周知的中國同性情愛傳統。第五章考察才子佳人模式中男性身體的表現，以及古代中國同性情愛和行為之間的關系，追溯同性情愛中陰柔面的男性特質話語修辭在文學和戲曲中的差異類型，研究其作為想象的男性特質模式的支配地位如何形成，并影響小說和戲曲中的男女關系。諸如宋玉、潘安等文化偶像一直被視為異性戀敘事的才子佳人世情文學中男性美的典范，然而，這些歷史人物的“真實”故事卻揭示了這種身體性修辭同性情欲的本源。古代中國對同性行為持有相當寬松的包容態度，因為表達同性相慕只是強化性別等級結構而不會威脅社會秩序?！瓣?陽”是一種權力等級制度，在上位的一方占據陽性/丈夫/性主動的位置，而在下位則是處在陰性/妻子/性被動的一方。這種關系是否涉及（異性）性行為，其實并不那么重要。

政治化的“陰陽”二元體系還可深化對中國男性特質中同性社交本質的理解。本書并不打算巨細靡遺地涉及中國男性特質的方方面面，而只是擇取其中一種類型，即文弱書生/才子。盡管在提及中國古典文學中其他男性特質的模式化形象時也確實給出了簡要介紹，《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與英雄小說中對男性特質的界定就判然有別。雖然才子佳人這種異性戀話語體系表達了對主流敘事（即同性社交和厭女表現的男性文化）的某種抵抗，但它也必須被吸納至主流話語之中，這從《西廂記》中的三角戀關系和鶯鶯被視為同性社交競爭中的戰利品兩點上即可管窺。同性社交渴望的共謀本質及在中國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牽涉層層問題，本書只是拋磚引玉，對這一復雜問題作初步的思考。不過本書認為中國男性特質最為顯著的特點必須置于同性情誼、雌雄同體和同性社交渴望的語境下考察，因此最后一章既可充作全書附錄，也可當作本書漸強的高潮部分來讀。

本文節選自《文弱書生：前現代中國的男性氣概》，原題“對中國男性氣概的后殖民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