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褶皺里，小人物的微光往往最能照亮時代的肌理——正如《47路巴士》所講述的，那些在泥濘中抱團的手掌，終將推著命運駛向明亮的站臺。

西班牙電影里的悲情和絮絮叨叨，有時候，只是一種苦難命運的響亮回顧。阿莫多瓦并不完全是張揚的代名詞，他的馬德里的嘈雜，與凝視一樣深沉。西班牙電影一旦涉及到加泰羅尼亞，總有一種文化意義的色彩辨識度，它的多元，如烈日下的光斑與陰影，自成敘事的豐富譜系。

今年戈雅獎最佳電影《47路巴士》就是這樣一部屬于加泰羅尼亞的電影，它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它秉持著對當代歷史的復雜性的尊重，或者說，如英國學者雷蒙德·卡爾的著作《西班牙史：歐洲的例外》所闡述的，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的例外。

當一部電影跨度有二十多年之長，籠罩在空氣里的色彩，也從灰蒙蒙轉向明亮。《47路巴士》，是一部從鄉村到城市的移民史，也是一首關于邊緣人群的純樸民謠。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來自西班牙南部的埃斯特雷馬杜拉和安達盧西亞的農民，為了逃離戰后的饑餓和貧困，來到馬德里、加泰羅尼亞這些工業化程度高的地區，尋求更體面的生路。電影就圍繞著巴塞羅那西北部的貧民窟——托雷巴羅（又稱男爵塔）展開。

最初，他們在托雷巴羅城堡邊搭建簡易房子，當時政策規定，日出前沒有封頂，警察就要來拆除。男主馬諾羅·維塔利做的第一件得民心的事，就是號召大家不要分頭行動，合力搭建一家的簡易房，翌日，他們成功了。

導演馬塞爾·巴雷納喜歡加泰羅尼亞歷史和語言的衍生意義，影片里的費利賓就是用加泰羅尼亞語挑釁警察，而慘遭殺身之禍。這場烈火喚醒了老實人、開了20年巴士的司機馬諾羅，另一件觸發他行動的事是他的售票員同事的勇敢辭職。

我特意去找了巴塞羅那的地圖，發現如今的托雷巴羅已經不是城市的最邊緣，地鐵11號線可以到達。但在六七十年前，住這里的人們打水要走兩公里，出門上班，完全沒有公交車到達。《47路巴士》的魅力是恪守了歷史的逼真，同時又傳達了普通人的善良、互助和力量。

如果說外部的戲劇沖突來自于后佛朗哥時代的官僚和民眾的矛盾，那么馬諾羅·維塔利的正義感在生活的重壓下的沉陷，是內部家庭關系戲劇沖突的源頭。這是一部在奔向主題的過程中保持勻速的佳片，細節像成功的史詩里栩栩如生的人物，穿透宿命也穿透生活日常。

馬諾羅·維塔利重新贏得太太奧羅拉的愛與理解，是他在尋找父親留給他的手表時，回憶起父親死于佛朗哥執政時期的長槍黨的動人場景，太太緊緊抱住了窗前的馬諾羅。

《47路巴士》是一部小人物的抗爭史，馬諾羅開著他的巴士，改變了托雷巴羅的命運。人的高大，是沉默與沉寂中的絕響。

馬諾羅對女兒說，不知道家鄉赫爾特山谷現在是什么模樣，西班牙南部的赫爾特山谷是如今櫻花開得極其美麗的地方；女兒最后在舞臺上唱到：“如果風能抹去我所歌唱的，那也沒有關系。”人類的進步，就在于內心永遠藏有一首期待不凡的曲子。

《47路巴士》和《她的臥底生涯》是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的可以押韻的兩部西班牙新片，一部關于加泰羅尼亞，一部關于巴斯克。相比之下，《47路巴士》更勝一籌，因為它交叉著歷史和生命頌歌，因為它讓人回味。

人不只是感動的群體，他們的思索從不停止。

作者：孫孟晉

圖片：網絡圖

編輯：錢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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