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時報記者 陳龍飛 朱曉娜 武星如）作為一名神經外科專家，趙繼宗一直用實際行動詮釋著“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使命。

從1970年畢業于第四軍醫大學（現空軍醫科大學）至今，趙繼宗已在神經外科領域深耕55年。他是中國神經外科微創技術的開拓者，是“腦心同治”理論的提出者，更是無數患者口中“敢把腦袋交給您”的生命守護者。

在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手術室，80歲的趙繼宗院士仍保持著每周幾臺手術的頻率。“人會老，但救死扶傷的初心不會老。”這句話，正是他55年從醫路的最佳寫照。

初心：兩幕兒時記憶，種下從醫種子

1950年代，一個男孩站在父親的床前，看著一位老中醫將銀針扎透父親的舌頭——這個近乎“冒險”的舉動，竟讓休克的父親血壓回升，得以轉往醫院搶救。“現在想來，這應該是通過強烈刺激來維持病人的血壓，那是我對‘醫生’的第一印象。”趙繼宗院士對記者回憶道。后來父親被送到了醫院，診斷為急性闌尾炎，很快安排了手術，劇烈疼痛也緩解了。那時，當醫生這個念頭已在他心中埋下種子。

在初中時，趙繼宗在新華書店被一個上鎖的書柜吸引。柜中那本精裝的《外科臨床學》，封面燙金的“臨床”二字讓他好奇不已。“售貨員說這是‘醫生才能看的書’，越神秘，我越想知道里面藏著什么。”正是這份好奇，讓趙繼宗在填報大學志愿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四軍醫大學。

1970年畢業后，趙繼宗被分配到鐵道兵三師基層連隊鍛煉。在大興安嶺的隧道里，他和戰士們一起打盾、挖隧道，冬天零下四十多攝氏度的嚴寒中，手和工具凍在一起是家常便飯。這段看似與醫學無關的經歷，卻塑造了他“啃硬骨頭”的性格。

20世紀70年代，趙繼宗（左一）曾在鐵道兵三師鍛煉。受訪者供圖

“挖隧道要精準計算方位，做手術也要精準定位病灶；隧道塌方可怕，腦部手術失誤更可怕。”兩年后，趙繼宗回到醫院，從宣武醫院到天壇醫院，一腳踏入神經外科的“戰場”。

追趕：深耕神經外科領域，半個世紀只做一件事

世界神經外科經歷了經典神經外科、顯微神經外科和微創神經外科三個發展階段。

“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是經典神經外科時期，那時診斷腦部疾病只有兩種設備，血管造影和氣腦造影。”如果說經典神經外科是蹣跚學步的童年，那么顯微神經外科的到來，便是邁向少年的關鍵一步。

“20世紀70年代，在我剛剛穿上白大褂時，發達國家已經廣泛普及顯微神經外科手術，而我國只有少數幾個醫院有這樣的技術實力。”趙繼宗回憶。彼時，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里關于神經科唯一的國外參考資料就是“一本薄薄的、來自俄羅斯的神經外科雜志”。

帶著對新技術的強烈渴望，1989年，趙繼宗作為訪問學者前往美國休斯敦研修。1991年，他用節省下來的經費又前往底特律，向世界著名神經外科專家Ausman教授學習顯微神經外科技術。要通過連續8個小時的顯微手術訓練，還有嚴格的考試才能畢業。

歸國時，趙繼宗的行囊里裝了20多盒珍貴的顯微手術錄像帶，“那時候我每周六都會組織科室醫生一起反復學習這些顯微手術。”趙繼宗向記者如數家珍地展示著幾盒當年的錄像帶，從盒子上泛黃的醫用膠布中隱約可見歲月的痕跡。

21世紀初，微創理念如春日新芽破土而出，神經外科也迎來“風華正茂”的微創外科時代。

趙繼宗敏銳捕捉到這一趨勢，率先在國內建立微創神經外科平臺，將經典神經外科“腦葉范圍手術”，推向“病灶性手術”水平，帶動了國內微創神經外科的發展。

趙繼宗（左一）在顯微鏡下進行神經外科手術。醫院供圖

2003年趙繼宗的“顱內動脈瘤的外科治療及其形成和破裂的基礎研究”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第二完成人）；2005年趙繼宗“腦血管畸形的外科治療及其形成和破裂出血機制的研究”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007年趙繼宗“微創神經外科技術平臺的建立及術中神經功能保護研究”獲中華醫學會科技一等獎；2009年趙繼宗“顱腦手術中腦認知功能保護的微創神經外科學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009年5月，在美國圣地亞哥舉辦的美國神經外科醫師協會神經外科年會上，趙繼宗應邀做了關于高血壓腦出血治療的學術報告。美國神經外科專家Mendelow教授評價說：“趙繼宗教授的報告展示了中國治療高血壓腦出血方面的成就。”

這些成績并沒有讓趙繼宗放慢腳步，又開始了下一場神經科學的探索。

門診中，趙繼宗發現不少來看神經系統疾病的患者還存在心血管的問題。“血管遍布全身，又是一個整體系統，如果病人同時患有腦血管病，還有心血管病，該怎么辦？先治哪個、后治哪個？”

針對這一問題，他大膽探索，提出建立腦心血管性疾病同治的新型學科，倡導“腦心同研，腦心同防，腦心同治，腦心同康，中西醫同用”的“五同”理念。他牽頭成立了腦心同治研究中心，組織神經內外科、心血管內外科、中醫科等多學科專家開展聯合攻關，并在全國38家醫院建立了腦心同治聯盟。越來越多的醫院和醫生正在轉變觀念，致力于此。

傳承：堅守臨床一線，“做醫生的原則是‘責任和規矩’”

2022年，北京天壇醫院為趙繼宗授予“終身成就獎”。在頒授儀式上，趙繼宗向同仁們分享：“我們要放眼未來，勇于接受新觀點、新理念，要敢于變革、勇于創新，絕不能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不思進取。”

2022年，在北京天壇醫院“終身成就獎”頒獎儀式上，趙繼宗發言。北京天壇醫院 圖

如今他依然堅守在臨床一線，每周堅持兩個半天的門診，其余時間則安排手術或者查房。

他一直緊緊跟隨著神經科學領域的前沿。進入21世紀，傳統的大腦皮質功能“定位論”已逐漸被“大腦回路”這一新概念取代。2023年2月他發表論文提出“網絡神經外科”（Network neurosurgery）理念。“基于腦網絡的神經調控、腦機接口以及現代神經外科復合手術室技術平臺的應用，為神經外科手術帶來了全新理念與模式變革，標志著網絡神經外科時代的到來。”

趙繼宗辦公室的書架上，密密麻麻擺滿了神經科學的各類專業資料，有當下最新技術的研究論著，也有20世紀我國神經外科領域的基礎教材——那是趙繼宗從舊書市場淘來的，紙張已經泛黃，趙繼宗十分珍惜。

“既要放眼未來的方向，也不能忘記來時的路，不能丟下前人的經驗。”趙繼宗時常告誡年輕醫生，做醫生的原則是“責任”和“規矩”，“醫生一刀子，病人一輩子。術前、術中、術后要把該盡的責任都盡到了，還要按規矩做、按指南做。技術方面我們可以有突破，但不能隨心所欲，不能想怎么樣就怎么樣。”

趙繼宗的學生回憶起恩師的教學風格，都是一個字“嚴”，永遠別想蒙混過關。但對于趙繼宗來說，他也日復一日這樣嚴格要求著自己。“身教重于言傳，我自己先做好了，他們也就跟著好了。”趙繼宗說。

2022年9月，趙繼宗院士在門診為患者問診。曹子豪 攝

趙繼宗幾乎每年都會帶領青年醫師奔赴外地開展義診，年逾七旬時還在西藏進行了一臺復雜的腦血管動脈瘤手術。持續數個小時，克服高原反應帶來的不適，趙繼宗說，“我必須做這臺手術，不光是為了救一位患者，手術的方法、技術也要留在當地，讓當地醫生遇病敢治、遇病能治。”

一些師從趙繼宗的學生，也已經成為神經外科領域有所成就的醫生。趙繼宗的藏族學生格桑頓珠，如今已經是西藏自治區第二人民醫院的院長、神經外科學術帶頭人，幫助醫院建立起了神經外科專科，提升了當地的神經系統疾病救治水平。提起格桑，趙繼宗也是滿滿的自豪，“格桑讓我感受到教書育人的另一種意義。”

仁心：珍藏每一份真心，“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夫”

經趙繼宗治療的患者遍布全國各地。今年6月，趙繼宗乘火車前往內蒙古指導手術，鄰座的一男子突然問：“您是趙大夫嗎？幾年前在北京天壇醫院是您給我做的動脈瘤手術，這次是去北京復查，沒想到在這兒能碰到您。”

趙繼宗的書柜里擺著各種各樣的獎狀，而他最珍視的，是患者送來的手工禮物和感謝信。

患者親手給趙繼宗繡的“百福圖”。陳龍飛 攝

一幅稍微褪色的紅底“百福圖”一直被趙繼宗蓋在工作的電腦上。“這個刺繡來自一位患腦動靜脈畸形的姑娘，她一針一線繡好送給我的，我一直放在辦公室里。她的父母和弟弟都有殘疾，我為她做了手術，恢復得很好。”100多個金色福字以不同字體繡制而成，每一針每一線都凝聚著患者對趙繼宗的感激。

還有一個用紅色花朵拼成的心形相框，記錄著“5·12汶川地震”期間一段生死救援的故事。“汶川地震發生后，部分傷員轉運到北京治療，有位80多歲腦外傷患者突發肺部感染。當時十分危急，我立即組織北京幾位專家緊急會診，經過幾天的搶救，病人轉危為安。后來，患者親手做了這個紅心，里面的每一朵小花都是他自己做的，字也是他寫的，搬家多次我一直留著它，還給它換過新的相框。”

雖然光環加身、職務繁多，更被許多患者看作“救命恩人”。然而每每提及這些，他只是笑著說：“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