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你們要記住，科學需要誠實。”在清華物理樓的走廊里，葉企孫拍了拍幾位新生的肩膀，聲音疲憊卻依舊堅定。那一年，他已經60歲，卻仍在為實驗課程的每一個數據親自把關。誰能想到，僅僅過了五年，這位被譽為“中國現代物理奠基人”的老人，會被擋在同一座大門之外。

要理解這場命運的急轉彎，得把目光拉回1898年。彼時的上海外灘車水馬龍，葉家的燈火卻常常徹夜不熄。父親以家學鴻儒自居，要求兒子以西學為梯俯瞰天下。11歲的葉企孫拿著《算術新編》邊走邊背，街口賣糖人的小販都覺得他怪。13歲，他第一次踏進清華學堂的紅磚院落，心里暗暗發誓：“一定要把書讀到最好。”

辛亥風云驟起，年輕的葉企孫隨母親輾轉杭州、寧波。沒有正式課堂，他用毛筆抄錄《幾何原本》自學，到1913年重返清華時，已是校內屈指可數的“自修達人”。他與同窗梅貽琦、吳有訓組建“科學社”，白天上課，夜里把煤油燈倒置在燒瓶下做“小型光譜實驗”。校園傳言：“北院有三個瘋子，睡覺都在談電子自旋。”

1918年，本科畢業的獎學金如期而至。首選耶魯、斯坦福紛紛拋來橄欖枝，葉企孫最終選擇了哈佛——理由簡單，“那里的物理實驗室可做高壓研究”。在哈佛，他遇見高壓物理先驅布里奇曼，并用兩年時間測得普朗克常數的新數值。那項成果后來寫進歐美教科書，可他寄回上海的信里只字未提榮耀，信頭反復出現的，是“若能早日歸國，協助大學建設，乃人生快事”。

1922年初春，他拒絕了美國常駐科研合同，帶著裝滿手稿的皮箱回到北平。清華剛成立物理系，經費少、儀器舊，他索性親自繪圖，跑到琉璃廠訂做玻璃器皿。兩年內，力學、光學、電磁學三門中文教材出版，定價只夠印刷成本。學生回憶：“葉先生改講義不分晝夜，連標點都斟酌，書里一處錯號都會臉紅。”

從19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他幾乎包攬了物理系的核心課程，同時又是評議會主席、學術委員會成員。繁重行政在肩，他堅持給大一新生開《普通物理》。錢三強說：“第一次聽報告，先生告訴我們‘科學即人格’。”李政道寫信給母親：“若能追隨葉先生，勝過在海外任何名校。”統計數據顯示，1945年前，他已培養出30余位后來的兩院院士。

然而，風向從1951年開始微微生變。那一年，葉企孫為老學生熊大縝寫了一封證明信，強調對方在抗戰期間曾協助修復雷達設備。沒料到數月后，熊被指控為“潛伏特務”，葉企孫順勢被列入“嫌疑名單”。起初，學校內部還有人私下安慰他“幾天就能解釋清楚”，可形勢越拖越緊，檔案室里關于“葉企孫與境外科研機構往來頻繁”的匿名材料越積越厚。

1952年底的一場深夜審訊，讓這位學者第一次顯出蒼老。警衛質疑：“你為何長期與海外保持通信？”葉企孫抿著嘴，只說一句：“學術無國界，但我有祖國。”這句話沒有打動對方，他被隔離審查，課也停了。校園里流傳的風聲多而雜，“葉先生背后有電報機”“他拒絕交代問題”。有人勸他寫“反思報告”自保，他搖頭：“事實不容涂改。”

1961年冬，調查以“材料不足”草草終結，他獲準回家。可他已再無法踏進自己創建的物理樓。門衛不認識這位佝僂的老人，粗聲吆喝：“沒證件不能進！”路過的青年老師愣住片刻，轉身快步離開。葉企孫站了幾分鐘，輕聲自語：“我本想看看實驗臺。”那天北風割臉，他只好把圍巾往上拉，沿著荷清路慢慢走遠。

被剝奪教學權的日子里，他整理舊論文、校勘譯稿，想把20世紀初的學術史寫成通俗讀本，卻常常寫到一半停筆。朋友探望，見他兩鬢皆白，問：“后悔嗎？”他淡淡回一句：“愿未盡，身先衰。”1977年1月13日凌晨，葉企孫因肺部感染離世。臨終前，他抓著護士的手反復念：“清華的課，別耽擱了。”

十年后，國家相關部門復查舊案，確認當年的指控“完全失實”。呂正操將軍在批示里寫道：“葉企孫對中國科學教育貢獻巨大，應恢復名譽。”1987年，平反決定下達，可老人已長眠地下。1995年，清華師生自籌經費為他立起半身銅像，卻因各種顧慮，被安放在校史館后側一隅。參觀者不多，荒草常常沒過基座。

不得不說，79位院士的背影里站著同一個瘦削的身影：葉企孫。若無他的嚴謹治學與“不計回報”的師者擔當，中國物理的坐標軸恐怕要往后挪多年。也正因如此，那一句遲到的“對不起”，不僅屬于清華，更屬于整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