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我黨逐步從最初的“逼蔣抗日”轉變為“聯蔣抗日”，在“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下，周恩來、葉劍英等一行人奔赴西安、南京展開會談，由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西安事變不僅打開了中國抗日新局面，也讓位于陜北的紅軍主力得到喘息的機會，被國民黨軍反復圍剿的困境得以緩解，實在是一樁可遇不可求的幸事。

然而，從事件屬性來看，西安事變有著很強的偶然性，假如事變沒有發生，我黨以及紅軍主力的命運又將何去何從呢？

所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個問題的答案，徐向前晚年有過透露，也因此牽出了更多看似相互獨立卻與西安事變關系緊密的史實，為后人呈現了更加全面、真實的抗戰畫卷。

1935年，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被蔣介石調到陜西“剿共”，我黨開始通過多種途徑與其接觸，向他們宣傳抗日主張，傳達抗日的必要性，還積極協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逐步贏得了東北軍官兵的信任。

張學良及楊虎城就是在與紅軍的頻繁秘密接觸中，逐漸認識到我黨抗日主張的正確性，也看到了紅軍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開始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產生懷疑，逐漸產生了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想法，這樣的思想的轉變為西安事變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如前面的古語所言，我黨在堅決抗日、抵抗國民黨軍圍剿的同時，從未放棄過爭取同盟、找尋自強抗爭的新路徑。

說到這，很多人會想到命途多舛的西路軍，這是其一，還有一個尚未啟動的計劃，也就是晚年徐帥提到的黨中央保留的一招“殺手锏”，即“第二次長征計劃”。

當年，位于陜北的中央紅軍不足萬人，就在1935年冬天，軍備物資連將士們的冬裝都無法保證，彭德懷因此找到毛主席，我黨領導人已然認識到非戰斗減員的威脅，就更別提國民黨軍的步步緊逼，“第二次長征計劃”呼之欲出。

計劃核心是將紅軍主力分兵兩路展開突圍，分南北兩路向東發展，以利于支援綏遠抗戰，或者向東南轉移做戰略迂回，由此穿插到晉西地區，通過“化整為零”的方式保存有生力量并伺機重新創建根據地。

為了確保計劃的可行性，我軍暗中展開充分準備。

一方面，全軍加強了軍事訓練，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另一方面，派出偵察隊伍提前勘察了多條可能的突圍路線，并在沿途設立了秘密聯絡點。

與此同時，我軍還與地方武裝和民眾建立了聯系，為突圍行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至于西路軍的使命，也可以看作是此次計劃的一部分，由徐向前、陳昌浩部組成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創建根據地，爭取通過新疆取得與蘇聯的聯系，獲取蘇聯的軍事援助。

由此可見，我黨帶領下的紅軍采用的軍事戰略是十分全面的，甚至想到了接通蘇聯，提高我黨的軍事政治實力和影響力，此舉同樣有助于達到強大自我、逼蔣抗日的目標。

可還沒等計劃全面實施，西安事變的爆發打亂了國民黨軍的戰略部署，我軍的戰略行動也做出了相應調整，其中也包括孤軍奮戰的西路軍奉命東歸。

所以說，“第二次長征計劃”沒能實施，還有西路軍的損失慘重，最重要的原因都與西安事變發生有關，這也是如今的后人在縱橫、縱深回顧史實意識到的問題。

此外，在《毛澤東年譜》的記載中，毛主席是在1936年11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強調“中共中央必須改變行動方向”，黨中央于2日后正式做出了“紅軍主力向南行動”的決議，碰巧的是，這一切都因西安事變的爆發戛然而止。

了解了這些史實就會發現，與其說西安事變是我黨及紅軍的幸運，不如說毛主席帶領下的我黨及我軍真的不可戰勝，一腔愛國熱血下的未雨綢繆、殫精竭慮、運籌帷幄才是決勝的根本。

因為想要帶領羸弱的中國救亡圖存，我黨及我軍迸發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哪怕西安事變沒有發生，我黨還是會通過“第二次長征計劃”等方式，繼續尋找抗戰新路徑，無論多么艱難，哪怕抗戰進程會因此無限延長，中華兒女還是會迎來勝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