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香港彌敦道的夜色里，陳濟棠突然問身邊人：‘如果當年我不挖那座墳，會不會是另一條路？’”同行的舊部沒吭聲，只把茶盞放回桌面，微微搖頭。

三年前，他還是廣州城里呼風喚雨的“南天王”，坐擁兩省稅糧、空軍、海軍，連南京方面都得先遞個眼色；三年后，卻在九龍租界的旅舍里躲避記者。權勢崩塌的速度，讓他反應不過來，而他把這一切歸咎于那座被他視為龍脈的墳。

廣東陳氏原本是高州小商戶，家境談不上顯赫。父親早逝，母親信奉堪輿星象，逢年過節必請術士入宅。耳濡目染，兄弟幾人對風水說辭從不質疑。五哥陳維周更是自學堪輿，一度靠給人“點穴”補貼家用。在軍閥混戰、時局恍惚的年代，“信”與“不信”往往只差一聲炮響，他們寧愿信。

1934年，粵桂邊境暗流洶涌，蔣介石對廣東的耐心漸失。陳濟棠想另辟蹊徑，既要固守地盤，又想一躍成為“共主”。就在這一年，陳維周聽人提起洪秀全故里的“活龍口”，斷言那是一塊“真龍穴”。洪氏后人守著祖墳卻家道中落，可見只是“穴眼”被壓高，埋得不準。只要降十尺，得穴者可成帝王。

陳濟棠被這番說辭燒得心癢。他熟讀洪秀全軼事，深知太平天國雖敗，卻攪動了半個清朝江山。若能借到這股“龍氣”，自己“北上問鼎”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于是派人攜厚禮赴花縣，與洪氏旁支商談遷墳。洪家祖上雖敗，但仍守著祠產，不肯松口。軟的不行便上硬的，地方當局多次“關照”，終令洪氏妥協。坊間傳聞，陳家僅補償銀元就逾三十萬，足夠當地百余戶人家過上一輩子。

墳墓降高那天，陳濟棠親臨現場。山旮旯里炮仗齊鳴，紙馬成行，風水先生按羅盤指點，挖土精準到寸。陳氏父母的靈柩連夜遷入，封土后掛起紅綢，陳濟棠在香案前三叩九拜，握拳喃喃：“自此龍脈歸我。”

氣氛被渲染得神秘又莊重，可現實并不給面子。1935年起，中央軍頻繁南調，蔣介石多次電邀陳濟棠赴南京“共商國是”，實則削藩。陳濟棠猶豫不前，仍沉迷術士推演。兄長連夜排盤，得出“丙子年犯太歲，1936年天象有變，蔣氏氣數已盡”的結論。陳濟棠大喜，當即決定握兵自重，不奉重慶軍令。

翌年春，國民政府西移武漢籌備對日作戰，陳卻高舉“先安內后攘外”口號，成立“抗日救國軍”，史稱“兩廣事變”。表面上打抗日旗號，實際意在割據。出兵之前，他再去抽簽，得“機不可失”四字，暗自竊喜，認為天道助我。

可“機”對面是深淵。南京一紙密令，空軍司令黃光銳攜48架飛機北飛投蔣，兩廣制空權瞬間易手。緊跟著是金融封鎖，海運截斷，地方商團轉而支持中央。不到三個月，粵軍糧餉告罄，內部嘩變連連。陳濟棠無奈，將指揮權交給余漢謀，自己借“考察南洋”名義離境，九月悄然登陸香港。

有人說，是蔣介石手段高；也有人調侃，“活龍口”并非真穴。可最直白的聲音來自陳的舊部——“司令，您要真想稱王，不如多屯彈藥，何必盯著人家祖墳？”陳濟棠嘴上不服，心里卻道不出苦澀。

更為諷刺的是，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果然險些喪命。但調停成功后，中央地位反而更穩。兄長當年那句“蔣先生斷難過1936”仿佛讖語成空，“真龍天子”最終還是南京那位。陳濟棠倒像提前透支了運氣，等不到天象逆轉。

將視線稍微拉遠，同一時期的軍政要員里，迷信并不稀奇。李宗仁因一次算卦得“鵬程萬里”，唐生智見蔣墜馬便自認時來運轉，結果一敗涂地。這些故事被后人當作茶余談資，卻真實地左右過生死決策。動蕩年代，科學教育有限，槍聲蓋過理性，人們抓住任何能帶來確定感的東西，哪怕只是卜筮。

陳濟棠常被拿來與劉永福、洪秀全并論，同樣掌握南方財富、兵馬與海疆，卻沒有站到最后。原因當然很多：戰略誤判、團體派系、世界局勢……然而，輕信江湖術士，舍本逐末，的確加速了崩盤。

香港冬夜濕涼。霓虹燈下，陳濟棠輕撫茶蓋，嘆了口氣。昔日手握十萬雄兵的“南天王”，此刻只剩一句自嘲：“還是那墳坑埋了我。”風從窗口灌進來，他不由縮了縮脖子。房間里無人接話，只有檀香煙霧緩緩上升，像是把當年的野心一點點卷走。不得不說，這或許才是真正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