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王金虎

【法眼觀·聚焦食品安全法治保護②】

手機一鍵下單，美味的外賣半小時就能端上飯桌；直播間點心飲料等琳瑯滿目、物美價廉，動動手指就能到手……隨著平臺經濟發展，食品新業態興起，極大方便了人們的生活。與此同時，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食品被“搬”到線上的同時，食品安全問題也同步被“搬”到了線上：無堂食餐館后廚臟亂差，平臺訂單卻依舊火爆；食材雖過期，但仍繼續使用；直播間承諾無公害，到手后發現貨不對板，等等。

食品新業態由于其經營模式靈活、跨區域屬性強、數據更新快等特點，一些違法違規行為趨于隱蔽化、網絡化，由于潛在風險游離于監管之外，使得食品安全風險因素更加復雜。食品安全問題不容小覷，關乎人民群眾健康、安全，要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對食品新業態新模式進行嚴格監管必不可少。

讓外賣吃得更安心

如今，外賣服務已經走進千家萬戶，“外賣經濟”體量龐大。數據顯示，我國網上外賣用戶規模已達5.45億人，市場規模約1.2萬億元，平均每天花在外賣上的消費近33億元。在不少城市，無堂食外賣模式由于低成本、靈活性強的特點，在平臺上迅速普及。

菜是現炒的嗎？后廚干凈嗎？廚師操作規范嗎？看似“物美”與“價廉”能夠兼得，但現實中卻并不樂觀。無堂食外賣店鋪經營門檻低，規模小、經營地址和人員變動頻繁，因具有虛擬性、隱蔽性等特征，容易帶來食品安全風險。

“雖然外賣平臺上顯示一些商家的營業場所干凈且整潔，但實際上可能是不堪入目的家庭作坊，‘摸著粘手，踩著粘腳’。有的濫用添加劑，有的食材可能已經過期甚至發霉。”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陽光消費大數據研究院執行院長陳音江指出，同時，消費者拿到的很可能是提前做好的速食菜肴包，由上游廠家集中制作，外賣商家集中采購，售賣時只需稍微加熱。此外，由于審核不嚴，商家花幾十元或百余元從網上購買假健康證的問題也時有發生。

這些信息，消費者很難獲取。而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性往往使消費者陷入被動，發現問題時也多是損害事實發生之后，很難做到事前預防。不少消費者調侃，有時候點外賣就像是在“開盲盒”，甚至直呼：“那些被曝光的食品安全問題令人震驚，越來越不敢點外賣了。”

有專家表示，這一方面是商家信息“不透明”，消費者知情權沒有得到很好保障；另一方面是監管的缺失，某種程度上讓外賣行業陷入“信任危機”。

為切實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加強食品安全監督，近年來，各地在積極推動外賣平臺接入商戶實時加工操作視頻，力求讓消費者吃得更安心。比如廣東省廣州市推進“明廚亮灶”建設、重慶市出臺《無堂食外賣經營服務規范》團體標準，這些做法為外賣行業規范經營提供了一種借鑒。

但是，也有專家表達了擔憂，由于缺少統一的法律法規明確要求，外賣商戶建成“互聯網+明廚亮灶”的覆蓋率不是很高，切實有效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并不容易，因此有必要通過國家立法加以推動。

關于平臺責任，市場監管總局出臺的《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明確網絡餐飲平臺要保證入網商戶許可信息真實。但是，在陳音江看來，盡管監管和處罰力度不斷加強，外賣平臺上的套證或假證經營行為并未得到徹底遏制，商家“陰陽地址”“多店一證”“僵尸復活”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比如，有的商家靠套用別人的餐飲證照違規經營；有的商家以連鎖經營總店或美食城為依托，一張總店餐飲服務許可證被多個分店共同使用等，這些都易引發食品安全風險。”陳音江表示，雖然外賣平臺對商家負有監管義務，但商家入駐量與消費者使用率關系到平臺利益的實現，其更愿意把擴大規模和追求銷售量作為運營的最終目標，以追求實現更多利益。

陳音江建議，一是應進一步壓實平臺主體責任，做好入駐商家準入審核工作，嚴把入駐商戶準入關，把一些違法違規、證照不齊或存在其他安全隱患的商家擋在網外。二是監管部門要切實履行監管職責，線上線下聯動，雙管齊下，嚴厲打擊發現的網絡餐飲違法行為。三是從立法上繼續推進餐飲服務經營者開展“明廚亮灶”活動，同時建立完善信用評價體系，推廣在平臺上公示失信商家的信息，將信用記錄與營業執照信息和個人身份信息相關聯，杜絕不良商家換“馬甲”經營。

誰來為直播間里的食品安全負責

日前，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25直播電商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2024年直播電商GMV（商品交易總額）超4.5萬億元，占網絡零售額近三分之一。直播電商行業的突飛猛進，新業態新模式為食品消費帶來新的可能。

“家人們，純天然醬牛肉，不含防腐劑，滿100元立減20元，活動僅限今晚，買到就是賺到……”“線下店鋪一箱近千元的酒，直播間下單只需兩位數”……直播間類似話術，人們并不陌生。但是，買到真的就是“賺到”嗎？

此前，就有不少知名主播因涉嫌虛假宣傳等問題“翻車”。如東北雨姐售賣不含紅薯的紅薯粉、小楊哥帶貨“香港美誠月餅”翻車，以及被網民熱議的槽頭肉制作梅菜扣肉預制菜等。引發人們對直播間里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機。

這些事件經輿論發酵后，平臺介入、主播道歉，甚至主播先行賠付消費者損失。但是就直播間網購而言，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比如往往直播方并非售賣方，售賣的店鋪又不是生產方，一旦出現問題，消費者可能找不到責任方。

現實中，網絡主播往往擁有較大的流量，通過直播帶貨抽成可以將流量變現。但這也存在著風險，網絡主播可能對其直播間銷售的商品尤其是食品等了解并不多。一些不法商家對網絡主播許以較大利益，網絡主播為了高額傭金鋌而走險帶貨坑害消費者，在直播間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甚至有毒有害的食品產品，進而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

“一些頭部網絡主播有自己的選品團隊，且有相當的選品標準，在帶貨食品等商品時，消費者出于對主播的信任而選擇在其直播間消費，通常能避免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實現‘雙贏’。”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薛軍表示，與此同時，有些主播由于沒有選品團隊，或者選品團隊風險把控能力不足，這就容易淪為一些不法商家“圍獵”對象。

根據食品安全法，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生產者、經營者要求損害賠償。直播帶貨的主播是不是經營者呢？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網絡與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輝表示，根據電子商務法，如果主播直接參與商品銷售，如自建供應鏈、私下交易等，構成電子商務經營者，對其銷售的商品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此外，直播帶貨主播也可能要承擔廣告的相關責任。周輝表示，根據《互聯網廣告管理辦法》，網絡主播通過直播帶貨，構成商業廣告的，應當依法承擔廣告主的責任和義務。在主播自主帶貨模式中，主播既是廣告主，也是電子商務經營的主體，其扮演多重角色，意味著也要承擔多重責任，比如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情節嚴重的還要承擔刑事責任。

此外，薛軍認為，食品安全是“舌尖上的安全”，直播帶貨應對食品等商品設置一定門檻，避免一些不法商家與無底線主播聯手坑害消費者。雖然法律上明確了帶貨主播的相關責任和義務，但仍應完善立法，明確將食品安全風險把控前移，比如明確嚴控選品準入機制，查驗食品生產經營者的許可證、檢測報告、商標注冊等資質文件，確保合法合規?；平臺也應強化監管，暢通偽劣產品投訴維權渠道，同時加強對相關廣告行為的審查力度，打擊虛假宣傳。

守護好家門口的“菜籃子”

“今天下單，明天提貨”“蔬菜新鮮，品類多樣，價格實惠，比超市便宜”“提供送貨上門服務”……近年來，社區團購進入人們的生活，給市民帶來了諸多便利和實惠。

社區團購是一種基于社區場景的新型零售模式，借助微信群、小程序等線上社交平臺，通過“團長”組織社區居民集中拼單，平臺根據訂單集中采購、配送至社區指定地點，再由居民自提或送貨上門的消費模式，主要銷售生鮮食品等高頻消費品。

所謂“團長”，就是“中間商”，負責將有共同購物需求的居民聚集起來，然后與供應商協商價格、選擇商品，并最終促成交易。

但同時，社區團購存在的一些不規范經營現象也引發不少人吐槽：團購的菜品不新鮮、收到的水果是爛的、雞腿沒標生產日期，以及售后服務形同虛設等，這些現象也引發人們產生如何守好家門口的“菜籃子”的擔憂。

北京林業大學法學系副教授楊帆認為，“團長”資質是社區團購食品安全鏈條中的重要一環，其是否能從源頭、過程到售后全方位降低安全風險，關系到消費者能否買到合格商品。

“團購平臺上，部分‘團長’由于把關不嚴，其對接的一些供應商可能缺乏合法經營資質，食材可能來自未備案的小作坊、散戶，存在生產環境臟亂、加工運輸流程不規范等問題。”楊帆指出，如蔬菜、肉類等生鮮類產品，可能存在農藥、獸藥、重金屬超標等情況；預包裝食品可能是臨期或過期產品重新包裝后售賣的；不同貨品運輸、存儲過程中混裝產生污染、變質等，這些行為和現象極易引發食品安全問題。

“此外，一些社區團購食品缺乏清晰的溯源信息，一旦發生食品安全問題，難以快速追蹤源頭并采取補救措施。并且，平臺與商家、團長之間責任劃分模糊，食品出現問題后，消費者往往面臨舉證和索賠困難。”楊帆說。

要守護好家門口的“菜籃子”，楊帆認為，一是從立法層面加強對社區團購的規范化管理，強化平臺監管責任，嚴格對供應商資質進行核查，禁止無資質商家入駐，如食品生產經營許可證、檢驗檢疫證明等；二是強化“團長”資質管理，可探索推行“團長”備案制度，將“團長”身份、提貨點地址、貯存條件等信息進行備案，增強透明度、規范性；三是對生鮮、冷鏈等高風險品類實行“一品一碼”溯源，不符合標準的商品立即下架；四是監管部門將社區團購納入重點抽檢范圍，利用大數據追蹤異常訂單，提前預警風險，實現常態化監管巡查，等等。

楊帆也提醒，消費者通過社區團購方式消費時，應注意證據留存，以備維權之需。比如，下單時截圖保存訂單詳情、商品描述及售后承諾，收貨時全程錄像記錄商品外觀、生產日期、保質期等，尤其對生鮮、冷鏈食品需重點拍攝包裝完整性和冰袋狀態，同時留存與團長、平臺客服的聊天記錄，形成“交易—商品—溝通”的完整證據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