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當下所采取的防護措施之前，我們可以簡要地回顧過去采用的各種個人防護方法。歷史帶著我們回到了黑死病流行的時期，當時的醫學專家突然意識到肺鼠疫可以直接通過空氣傳播。這與后來數個世紀里所秉承的觀念相比似乎先進得多，例如在米蘭（1630）、羅馬（1656）等地，當口罩和其他預防工具被使用時，人們除了一些模糊的“瘴氣”（miasma）理論以外，對呼吸道傳染病沒有清晰的概念。

最早描述肺鼠疫預防措施的記錄，可追溯到1348年：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一位醫生在一篇關于瘟疫的論文中告誡人們要當心患者的呼吸，并建議他們在接近患者時用一塊被醋浸濕的紗布遮擋鼻子。奇怪的是，他在天氣溫暖時采用上述方法，在天氣寒冷時，他建議吸入特定的香料。與此同時，阿拉伯人伊布·哈提卜（Ibn Al-Khatib）也在提倡類似的預防措施。1382年蒙彼利埃的醫學教授凱努圖斯主教（Bishop Kanutus）的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醫生和護理者必須與患者保持距離并且將他們的臉朝向窗外”。這位博學的神職人員補充說，他個人會將一塊用醋浸潤過的紗布放到自己的口鼻前面，并承認正是這種預防措施使得他在那段艱難時期里保持健康，沒有如他朋友所擔心的那樣病倒。

在16世紀，針對鼠疫的特殊服裝開始流行，它由一個填充有香料的喙狀面具和一件用皮革或油布制成的衣服組成。在之后的幾年里，面具還裝上了水晶制成的眼鏡。有時醫生會踩高蹺或騎馬去探視病人。因此，施蒂克（Sticker）在收集許多關于使用這種服裝的參考資料后說，亞歷山大港的檢疫官拉多尼醫生（Dr. Lardoni）總是騎馬離家；他和他的馬從頭到腳都被油布遮蔽。雖然有著各種防護措施，拉多尼還是感染了鼠疫并死于1835年。施蒂克也記錄了當時的診療場景，根據那時仍在施行的法國檢疫法規，醫療人員與患者的距離不得小于12米，醫療人員甚至需要使用手持望遠鏡來觀察病人。

圖1-1 16世紀鼠疫防護服

蒙古地區的喇嘛和群眾采用的防護措施令人著迷，他們的做法在某些方面與中世紀歐洲采取的措施十分相似。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幾個世紀前聞名的鼠疫防護服裝在19世紀仍然流行。考慮到這些防護措施是在極其模糊的“傳染”理論的指導下被提出、倡導的，我們不禁要感嘆黑死病流行時期的疫病認識竟更為清醒，并且必須要承認，五個世紀以來，人類在這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步。

據我們所知，鼠疫在維特蘭卡（Vetlianka）暴發時，人們并沒有制作口罩。醫生采用了諸如在手上抹油和噴灑石炭酸溶液的防護措施。或許，因為僅有少數智識者認識到了這場鼠疫的特性，所以醫生在處理肺炎病例時沒有采取防護措施。我們可以斷定，醫護人員的高死亡率主要是因為對鼠疫傳染性的無知。很快，在瘟疫暴發之后，多格爾（Dogel）推薦了一種制作精良的口罩，帕舒京（Pashutin）則利用古塔膠（gutta-percha）設計了一套完整的防疫服裝。多格爾指出內格利（Naegeli）曾建議使用呼吸器（respirator）對付其他的特定傳染病，比如白喉和霍亂。我們復制的兩張插圖再現了兩位俄羅斯醫師推薦的裝備。特別是帕舒京設計的服裝，堪稱具有如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一般的想象力。

圖1-2多格爾面具（1879）

圖1-3帕舒京鼠疫防護服（1879）

目前可見的最早的關于個人預防肺鼠疫措施的現代參考資料載于《德國鼠疫報告》（German Plague Report），該委員會建議在口鼻前綁上濕潤的紗布并在使用后消毒。事實上，這一原則與五個世紀前凱努圖斯主教的建議原則相同。奇妙的是，身為德國委員會成員的施蒂克后來嘲笑了口罩的使用。盡管我們欽佩施蒂克在反對“傳染病主義者”（contagionists）狂熱時的貢獻，但在區分腺鼠疫和肺鼠疫的不同防護措施時，他的確犯了錯誤。

幾乎與德國委員會同時，日本當局頒布了以下條例，推薦使用口罩：

在任何伴有咳嗽和呼吸困難的疑似鼠疫病例中，在檢查或轉移時，患者的面部應當覆蓋一塊布，如用升汞棉效果更佳。一旦懷疑病例的性質，醫護人員應當盡快使用直徑不小于4英寸的平整紗布覆蓋口鼻，紗布應當利用1∶1000的升汞溶液浸泡后擰干；在工作完成前，紗布必須保留在口鼻前。這套方法同樣適用于患者轉移后所有參與房屋消殺的人員。

可以看出這份出色的指令幾乎提到了防護口罩的所有優點，并明智地將所有可疑的呼吸道與肺炎病例包括在內。

在本次瘟疫大流行中，其他更早發布的鼠疫管理法規也提到了口罩的使用，例如比利時的管理條例規定：“護士必須避免俯身靠近他（指患者）的面部，非必要不靠近患者。當他們靠近患者時，應當在口鼻前放置棉毛塞；或者，用細布或薄紗包裹頭部更好”。布魯斯·洛（Bruce Low）補充道：“也建議患者戴上這種類型的輕紗，一種口罩，去保護他們周邊的人免受染疫痰液和唾液的威脅。”這一最后被提及的措施在亞歷山大港被戈奇利希（Gotschlich）所采用。

在本次瘟疫大流行剛開始的幾年里，一些地區的人在疫情暴發之時，就使用了口罩。埃克特（Eckert）觀察了1903年牛莊的疫情后寫道：“為了減少對人員的威脅——這在護理肺鼠疫患者時尤其重要——口罩按照筆者在日本看到的樣式被制備了出來。在眼睛周圍，這些口罩設有一層紗布，后來又用云母片代替。口罩與長袍相連，有助于保護結膜以及鼻腔、口腔和扁桃體的黏膜。”

現在所使用的口罩

從上面的歷史概述中或許可以看出，使用防護口罩抵御鼠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百年以前。在奉天會議上，與會者明確推薦了一種簡化的口罩——1911年中國防疫人員在哈爾濱曾成功使用這種口罩應對疫病。在第一次東北鼠疫期間，人們佩戴了不同類型的口罩，許多口罩都有一個硬質或金屬框架。只有一種類型的口罩，既簡單又便宜，卻有明顯的效果。這種口罩由伍連德推薦，并被廣泛使用。該口罩以兩層紗布包裹一塊6英寸乘4英寸的扁平長方形脫脂棉為基礎結構。將商店供應的普通外科紗布（9英寸寬）剪裁成長條狀，每條長3英尺，即可輕易制成。接下來，每條紗布帶子縱向重疊，以便在中間放上4英寸乘6英寸的平整棉絨，在紗布的兩端各制兩個切口，每個切口長15英寸，從而將墊片延伸成一條三尾紗布繃帶，中間的棉絨覆蓋呼吸道口。一側的上尾帶應當環繞耳朵上方的頭部區域，并與對應的另一側尾帶相系。下尾帶應以相同的方式繞過耳朵下方與另一條下尾帶相系，而中間的尾帶應當穿過頭頂，以固定墊片并防止其從脖頸滑落。這種自制口罩成本每個僅為2.5分。與具有金屬框架的口罩相比，價格上非常有優勢。

圖1-4各式防疫口罩。最下方的口罩由伍連德醫生引介，并在1911年奉天會議中得到推薦

一些改進意見不時提出。

（i）將口罩浸泡在消毒液中。雜酚油（creosote）和石炭酸有灼傷鼻子和面部其他部位的風險，而升汞溶液帶有腐蝕性，會導致皮膚問題、牙齦炎、牙齒脫落等。因此，任何在口罩上大量使用消毒劑的舉措都應受到譴責。此外，口罩的作用機制是純物理性質的，因此完全沒有必要在其中使用消毒劑。

（ii）史旦萊和斯特朗建議在口罩的上部邊緣插入小棉塞填充鼻子兩側的空隙。否則，對于高鼻梁的人來說，留下的空隙可能帶來危險，特別是在受污染的環境中彎腰時。我們的同事苑德懋醫生（Dr. Yuan）可能是因為忽略了這項防護措施而在1921年被傳染。也許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的記錄中，有幾個病例似乎是在彎腰注射血清等時發生的感染。

（iii）無論口罩制作得多好，它最薄弱的地方顯然是在邊緣。當它不合適的時候，就會出現危險的空隙。當然，這種危險在很大程度上可通過仔細調節來避免。

（iv）斯特朗建議在口罩上系上“另一塊紗布，這塊紗布在眼部留出口子，在兩端剪裁出四條尾帶并系在頭頸后面”。在苑醫生去世之后（1921），我們在口罩外部增加了一塊布制防護罩，罩子上有一塊方形絲巾（4英寸乘6英寸）縫在呼吸道口。防護罩上留有兩個眼睛孔，并從佩戴者的頸部塞入工作服內。

（v）我們最新的口罩——1921的疫情暴發以來，我進一步簡化了在奉天使用的防護口罩。以目前的制作方法，兩層紗布包裹0.5英寸厚的棉墊，紗布尺寸為4英寸乘6英寸（20厘米乘30厘米），長度為2英尺6英寸（75厘米至80厘米）。每一端僅有兩條尾帶，一條系在耳朵上方，一條系在耳朵下方。在數以千計的應用場景中，我們發現這種簡易裝置已經足夠了，除了那些與咳嗽患者直接接觸的情況，而這種時候，我們穿戴防護罩（iv），無論防護罩帶不帶有云母片，都可以更好地增加安全性。在每次探訪鼠疫病房之后，都需要更換口罩。警察和其他的輔助人員應當至少一天更換一個新的口罩。

圖1-5棉紗布口罩的佩戴方法

布羅凱（Broquet）在奉天會議上推薦了他在1911年偶爾使用的另一種口罩。這種口罩由包裹整個頭部的帆布罩組成，可以從頸部塞入工作服內，并在前面設有一個大云母窗。布羅凱說這種口罩可以方便地通過沸煮進行消毒。

現在可以提供一些關于口罩一般性作用的實驗證據。據柴山五郎作所說，松王數男“已做了一些實驗，用紗布蒙在感染的患者嘴上，并在另一側放上瓊脂板。這些板子被發現是無菌的，因此，如果病人們可以佩戴口罩遮掩口鼻，就足以保護醫生”。這一實驗結論與斯特朗和他的同事利用靈桿菌（B. prodigiosus）所做的初步實驗相矛盾。

巴伯（Barber）和蒂格（Teague）利用棉紗布和布羅凱的口罩進行了實驗；后者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修改，用厚重的廣東絨（Canton flannel）替代了布凱羅展示的較輕材料；還用賽璐珞片替代了云母片。在利用靈桿菌做出一系列實驗后，他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i）在1910年至1911年冬季東北肺鼠疫流行期間，當在口罩周圍噴灑含菌液滴時，廣泛使用的“奉天口罩”不能阻止靈桿菌進入口鼻。這種口罩由一塊脫脂棉片組成，并用一條多尾紗布繃帶固定在口鼻上。

（ii）利用厚厚的廣東絨制成的防護罩，包裹了整個頭部并在頸部系緊，經受了比“奉天口罩”更嚴格的測試。然而，它并不能完全阻止靈桿菌進入受試者的口鼻。這種口罩在前方有一個窗戶，并不會比“奉天口罩”更不方便或更不舒適。

（iii）這證明了“奉天口罩”的無效不僅僅是因為口罩未能貼合面部結構，而是細菌可能可以直接穿過口罩。因為測試后發現，放在口罩中央的濕棉片含有靈桿菌。

（iv）我們相信，雖然口罩的確阻擋了很多細菌進入口鼻，然而在近期東北肺鼠疫流行期間使用口罩給人以虛假的安全感，這會導致人們承擔不必要的風險。我們相信這些實驗充分證明了這樣的結論：在疫情期間使用口罩并不能提供針對肺鼠疫的絕對保護。

斯特朗在強調這些實驗的重要性時，謹慎地指出，盡管結果如此，但這些棉紗布口罩“至少在實際使用時通常是安全的”，因為很明顯，咳嗽患者噴出的痰液比人工噴灑的液滴大得多也重得多。我們認為，在評估噴灑實驗結果時，一定要將這一點考慮在內。

在1918年流感流行期間，口罩的防護價值也得到了充分研究。正如海澤（Heiser）總結的那樣：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美國所做的大量實驗證明，為了防止常規呼吸道細菌的通過，口鼻前每平方英寸至少要覆蓋325股普通外科紗布。這可以通過八層20×24的紗布［(20＋24）×8=352］或四層40×44的紗布（奶酪布）［（40＋44）×4=336］實現。據說奶酪布或更緊密的編織材料相較更多層的松散編織材料效果更好。

梅森·利特（Mason Leete）噴灑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pyogenes aureus）進行實驗，他建議利用黃油包布代替手術紗布，并應至少使用四層。這位作者認為真正的防護口罩“必須由六到八層薄紗或類似的材料制成，并需要用彈性帶緊緊環繞頭部，以保證氣密性的方式組合起來，并配備氣密的眼罩。非常類似于戰爭中所使用的防毒面具”。然而，他意識到這樣的面罩不會受到歡迎，因此建議使用更簡易的面罩，“它應盡可能大，上至眼睛下方，下至脖子，用松緊帶或膠帶在耳朵上方和脖子周圍緊緊固定，從而盡可能減少‘拐角’感染”。這樣的面罩，在梅森·利特看來，大大減少了感染風險。這位作者提出了警告：“弄濕口罩會顯著增加其滲透性，必須佩戴口罩時，不論時間多久，都必須牢記這一事實。”

在1920—1921年東北鼠疫流行期間，我們針對改良后的紗布口罩進行了一些實驗。我們嘗試對不同層數的口罩進行細菌培養。這些口罩在鼠疫病房中實際佩戴了半個小時至四個小時。但只有一次我們從中培養出了鼠疫桿菌（B pestis），而且是從連續佩戴了三個小時的口罩最外層紗布中培養出來的。通過動物試驗可能會得到更準確的結果，但我們未發現進行動物實驗的可能性。我們停止了實驗，因為在苑德懋醫生去世后，我們增加使用了正面帶有絲綢的防護罩。

我們實驗室的全紹清（Chun）利用裝有金屬框架的紗布口罩進行了實驗，并在口罩上噴灑了乳酸桿菌（B. acidi lactici）乳劑。得到的實驗結果與蒂格和巴伯的一致。

可以看出，實驗結果的確不能證明口罩是可以提供絕對防護的。然而，我們只能重申，不可能總是根據實驗室的結果來采取實際行動。

我們經歷了中國北方發生的三起大型肺鼠疫疫情，實際經驗無疑證明了口罩的作用，要知道，那里具備非常適合疫情傳播的某些條件。我們了解到，1918年山西疫情中，楊懷德（C.W.Young）甚至不惜忽視疫苗的保護作用轉而支持使用口罩。我們認為，兩種方法應該結合使用，發揮各自優點。

在1910—1911年的疫情中，當口罩沒有被經常使用時，特別是在早期階段，衛生人員的死亡率非常高。此外，安全起見，口罩不僅要佩戴，還要正確佩戴。當接近感染者或疑似病人時，必須佩戴口罩；口罩必須符合規格，而不僅僅是幾層紗布；口罩必須調節好，如果是紗布口罩，必須用棉塞塞住鼻子兩側的空隙。另外，紗布口罩應與護目鏡配合使用，以防止結膜感染。

我們建議那些直接與咳嗽病人接觸的人員，應當額外佩戴防護罩，最好是那種帶有云母窗的防護罩，以獲得開闊的視野。但是，在冬季疫情暴發時，穿戴這種貼身又笨重的裝備并不容易。我們佩戴眼鏡的工作人員發現這是最不方便的裝備，因為會有水汽凝結的問題。甚至那些不戴眼鏡的工作人員也因呼吸困難而無法忍受長期穿戴防護罩。盡管在熱帶氣候條件下進行的實驗取得了明顯有利的結果，我們仍不建議長期單獨使用防護罩，哪怕它變得易于穿戴。我們認為，在肺鼠疫流行期間，簡單、便宜的紗布口罩是我們工作時的最佳防護方法。在緊急情況下，數以千計的口罩可以在短時間內被生產出來，而無須過高的成本，這為衛生人員和其他抗疫人員所青睞。

圖1-6帶有云母窗的防護罩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何時使用口罩的問題。

對于與病人近距離接觸的醫務人員、外科醫生助手、陪護來說，口罩是絕對必要的，因此我們建議，每個在鼠疫病房、挨家挨戶檢查以及在隔離營或隔離車廂工作的人都應使用口罩。那些每天對大量密接者進行日常檢查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在冬天的密閉環境中，他們處在相當大的風險之中，因為有一定比例的隔離人員會在某一時刻發病。1921年在山東桑園，我們的俞樹棻醫生（Dr. Yu Shu Shen）在茶歇時被叫去照看一個八歲的孩子，他認為這沒有什么危險，就摘下了他一直戴著的口罩。當他意識到這個孩子正在咳出鼠疫桿菌時，已經太晚了，他當天就被感染，并在六天后死亡。

對于埋尸和消殺人員，我們也建議他們要經常使用口罩，雖然，從理論上說，幾乎沒有什么直接危險，但是總會有一定的風險來自在場的病人或死者的親屬。此外，這樣做也有很大的教育意義，因為它不斷地提醒他們采取防護措施的必要性。醫師應該始終以身作則，不能忽略任何必要的細節。他們合理的行為，將對群眾產生深遠影響。

在工作人員和群眾都不熟悉肺鼠疫的地區，佩戴口罩會顯得很可笑或被認為沒有必要。在1918年山西疫情暴發初期，大同府的經驗是值得牢記的，當地政府和公眾都對抗擊疫情的工作人員在春節穿著古怪的服裝（喪服）表示不滿。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第一次東北疫情暴發時的哈爾濱（1910—1911），當時人們還沒有習慣現代衛生防護措施，但是現在那些日子已經過去，每當面對疫情威脅時，東北居民都會配合防疫人員的工作。

由于存在飛沫感染等風險，在進行尸檢和尸檢穿刺等工作時也應當佩戴口罩。在這種情況下，最好額外佩戴護目鏡，盡管根據我們的經驗，這會讓操作者感到礙事。

在鼠疫流行期間，實驗室中急迫的工作環境不同尋常，我們強烈建議工作人員同時使用口罩和護目鏡。即使在常規情況下，當需要進行吸入性實驗或需要處理大量鼠疫桿菌時，我們認為口罩也不應該被忽視。如果采取了這一簡單的防護措施，前面章節中記錄的一系列實驗室感染或許可以被避免，至少是部分避免。

在過去十五年的所有實驗中，我們已堅持要求實驗室工作人員在從事可能因液體飛濺或灰塵而發生感染的工作時必須佩戴口罩，如打掃籠子和馬廄、清除和火化受感染的動物等。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了口罩的“教育”意義。

對于病人來說，口罩的意義是值得懷疑的。即使口罩可以被普遍采用，戴口罩對鼠疫患者來說也是殘酷的。因為，除了不斷咳嗽和吐痰，肺炎患者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遭受著呼吸困難的痛苦，而醫生有義務緩解他們的痛苦，而不是增加他們的痛苦。此外，當病人被安置在合適的隔離醫院時，沒有必要讓他們長期戴著口罩或包裹紗布而感到窒息，因為他們唯一能接觸到的，是做好了防護的醫護人員。短時間內佩戴口罩可能帶來好處，比如在患者被運輸時。相同的措施可以在注射血清、切開靜脈等時采用，或者——更好的是——可以使用適當的棉布或者更牢固的材料制成遮擋屏障。在我們的新隔離區的治療室內，我們提議設置了帶孔洞的玻璃屏障。進行必要的操作時，患者的手臂可以穿過這個洞。通過這個方式，病人與醫生完全分開，醫生將有充足的空間和光線進行觀察而不必承擔與病人同處一室的風險。

對于那些沒有被安置在單獨隔間里，而是以小團體的形式被安置在公共房間、車廂等處的密接者來說，使用口罩肯定是有利的，應當讓他們在正確的指導下使用紗布口罩。戴口罩的人即使面對周圍人可疑的咳嗽時也能感到安心。然而，強制佩戴口罩是很困難的，讓他們正確佩戴口罩難上加難。德福格爾（De Vogel）正確地指出，在這方面對未受訓練的普通人期望很低。我們在東北的觀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有一段時間，在那里的廣大群眾中，佩戴口罩成了一種風尚。我們記得曾在街上看到一個男人用硬挺的口罩（內有金屬絲框架）僅僅遮住鼻子，而他正在平靜地抽著香煙。有時，口罩還“作為一種御寒措施”被纏繞在脖子上！總體而言，我們相信僅有一類人會因疫情期間口罩的普遍使用而受益，那就是那些以高昂的價格出售各類不合格的永久性“呼吸器”的人。

為了減少被病人感染的風險，一些其他的防護措施得到推薦。我們知道，在以前，醫生要么完全不會靠近病人，要么采取將自己的頭轉過去等措施。1889年，魯（Roux）建議對鼠疫病人的檢查不要超過五分鐘；這個建議在小亞細亞地區得到了遵循。克萊梅沙（Clemesha）主張“應當指示護士在病人咳嗽時站在一旁或其背后”。尼卡諾羅夫（Nikanoroff）建議在探視病人時不要張嘴說話，只用鼻子呼吸！這些防護措施有時可能是有幫助的，但是它們的意義有限，因為這些措施并不總是會被采納。病人應當盡可能被安置在通風或半通風的病房里。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這個問題。

其余措施

我們特別關注了口罩，因為在我們看來，它針對的是肺鼠疫最重要的傳染方式，即通過呼吸道的直接傳播。關于其他的個人防護措施，我們無須多言。這些手段是次要的，與對付其他高傳染性的疾病所采用的方法沒有本質區別。

戴上防護罩還可以保護面部的擦傷和傷口。這讓我們關注到手和其他身體部位所需的防護措施。

在1910—1911東北鼠疫流行期間，方擎和韓濟京描述了保護手、腳和身體的精妙方法。方擎說：

我們規定，面對鼠疫時要穿著完全不同的衣物。這些衣物被保留在消毒室內。我們遵循以下程序：在開始一天的工作前，換上鼠疫套裝，包括靴子和套鞋，佩戴有襯墊的口罩，穿著能包裹頭部的白大褂。一天的工作結束后，大褂、鞋子和套鞋在被噴灑石炭酸消毒液（1:40）之后，運送入第一消毒室，用升汞消毒液浸泡。接下來，漱口，進入第二消毒室內更換其余的衣服。然后泡入含有升汞消毒液（1：3000）的大木盆中，最后用清水洗凈，擦干身體，穿上常服。臟衣服會在夜間使用福爾馬林蒸汽消毒并用熱風烘干，以便第二天早上使用……對我們來說，靴子和套鞋的消毒特別重要，除噴灑石炭酸外，套鞋底部還會在浸泡過石炭酸溶液的墊子上或裝有石灰粉的托盤上摩擦。

方擎沒有提到手套的使用，但手套因冬季的氣候而被廣泛使用。在傅家甸沒有人使用護目鏡，因為形成的水汽會讓人們無法工作。我們沒有觀察到通過眼部感染的案例。

會議的臨時報告推薦利用防滲漏材料制作連體工作服。

以上精妙的防護措施非常好，但它們仍存在一些缺點，因而我們在1920—1921年東北鼠疫流行期間進行了必要的修改。第一，我們放棄了使用升汞液進行常規洗浴，這種洗浴似乎既危險又沒有必要，因為顯然不可能每次探視鼠疫病房后都進行洗浴。魯在談到醫生與病人接觸后進行洗浴這一建議時，認為這會使得醫生成為兩棲動物，也就是說，他們不得不將一半時間花費在水里！第二，我們取消了每次在探視完病房后都要噴灑石炭酸溶液消毒的措施；鑒于我們對含鼠疫桿菌的痰液進行消毒的實驗，這一措施似乎很有問題。第三，我們沒有使用防滲漏材料制作的工作服，因為除了在驗尸房之外，不必要穿著這樣的工作服。

我們在1921年的常規程序可以這樣概述。在進入病房前，脫下日常穿著的外衣，換上一套（專門保存的）舊衣服，戴上布帽，穿上厚厚的中式拖鞋，然后戴上紗布口罩。在開放空間或鼠疫隔離院的專門的房間里完成進一步的穿戴，在這里我們戴上防護罩和護目鏡，然后穿上高防水膠靴和橡膠手套，最后穿上可清洗的工作服，扎緊領口和手腕。工作結束后，我們首先用酒精消毒手套。接下來，用強效的愛灑溶液（1∶200）徹底擦拭靴子；解剖后，我們踏入盛有消毒劑的盆中，借助長柄刷清洗靴子。之后，我們依次脫下防護罩、工作服、手套和靴子。在使用酒精對裸露的手部進行二次消毒后，我們回到主院（非鼠疫區）。在這里，我們將紗布口罩扔到一個特制的容器中，利用百里香酚（thymol）溶液（0.1%）或硼酸（1∶40）清潔嘴巴、洗手、洗臉，換回日常服裝。整個過程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長，因為會有一個經過訓練的助手幫忙穿脫裝備。當工作服等裝備被明顯污染后，比如尸檢后，它們會在第一時間扔入有特殊標識的盆子里消毒。此外，我們會將它們掛在戶外曬太陽，在當天晚上用福爾馬林消毒，第二天再使用。工作人員每天晚上都要洗個熱水澡，或者至少徹底清洗身體的上半部分。

這些措施對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強制性的。助理人員都配備有結實的橡膠或皮革手套，并且在他們的工作性質允許的情況下，我們還為其提供了結實的帆布連指手套。負責尸檢的醫生（我們在工作時總是盡可能輕裝上陣）戴著兩層手套——內層與長袍緊綁在一起，外層則是專門為尸檢準備的長手套。

對于負責消殺和埋尸的團隊成員，防護措施的規定與醫院助理人員相同。他們被警告要盡可能避免觸碰尸體或明顯被污染的物品，并且只使用分發的特定工具。

我們主要依靠酒精作為消毒劑。根據實驗和工作經驗，我們認為，酒精是肺鼠疫疫情中最好的消毒劑。這種消毒劑的成本并不高，因為工業酒精具有相同的作用，而且需要的量很少。酒精的一個潛在缺點是它的易燃性，但在疫情期間，它主要在開放通風的地方使用。

在回顧個人預防肺鼠疫的措施時，我們必須承認上述推薦的方法中沒有一種能確保不會感染。但明智地結合所有可用的方法將產生最令人滿意的結果。

本文摘自《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