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lǐng)域主要有晚清民國報刊史與知識分子史；回憶錄、口述史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記憶；左翼文化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等。著有《現(xiàn)代中國的公共輿論： 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為例》（2012）、《與民國相遇》（2017）、《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閱讀史》（2020）等書，并在播客平臺「看理想」主講音頻課程「回憶錄里的二十世紀中國」。

本文為《行走在裂隙當中：知識人與二十世紀中國》（唐小兵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5年6月）后記。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轉(zhuǎn)載須取得授權(quán)。

對談的精神原力

行走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思想裂隙

文 | 唐小兵

阿倫特在闡釋其為何在專業(yè)研究之余寫作《歷史概念》《何為自由》《何為權(quán)威》《教育的危機》等收錄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六篇隨筆時說道：

“它們的唯一目的是獲得如何去思的經(jīng)驗；它們并不包含何為思的對象和握有何種真理的指示，更不意欲重續(xù)傳統(tǒng)斷裂的紅線或發(fā)明什么新奇替代品來填補過去和未來之間的裂隙。真理問題在這些操練中從頭到尾都是懸而未決的；它們唯一關(guān)注的是如何行走在裂隙當中——或許那是真理最終顯現(xiàn)的唯一場所。”

對于我而言，在這十余年的研究和教學之余從事的思想和歷史對談，同樣也是一種思想的操練，更是一種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裂隙中的思想行走。對談是思想的呈現(xiàn)，也是觀念的激活，更是不同代際思想史研究的互動。中國思想史研究從1980年代以來，一直是學院和公共文化空間的熱門領(lǐng)域，且不說李澤厚當年思想史研究三部曲刮起的旋風，從1980年代后期逐漸引入中國的美國思想史研究三位名家余英時、張灝和林毓生的學術(shù)作品，對于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往縱深領(lǐng)域發(fā)展有著巨大的貢獻，而中國本土的王元化先生、楊國強、王汎森、葛兆光、羅志田、許紀霖等一代代學人，更是在思想史這個領(lǐng)域深耕細作。

思想史研究一度溢出歷史學的場域，而吸引了來自中文、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lǐng)域?qū)W者的關(guān)注和介入，形成了眾聲喧嘩的研究盛況，而這些思想史研究的議題、方法和成果，又與當代中國的公共文化空間形成了良性的互動，學術(shù)與思想形成了充分的對流，共同形塑了1990年代以降的中國思想世界。

這種盛況隨著大學學院化、割據(jù)化的加劇，外部力量對于公共文化空間的擠壓，和社交媒體對于嚴肅閱讀和思考的沖擊，而逐漸式微，乃至有日暮途窮之感。與此同時，思想史研究還被指責為過度精英化的思維和立場，其代表性也遭受來自不同陣營的挑戰(zhàn)，而微觀史、日常生活史和新文化史等逐漸吸引了更多公眾的注意。這些年隨著在學術(shù)界和公共領(lǐng)域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思想史研究前輩的先后故去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思想史研究是否還能重新煥發(fā)生命力，成為對于這個話題特別關(guān)注的同仁致思的焦點。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學潮流新舊轉(zhuǎn)轍的過程之中，我開啟了一系列的思想史對談和書評寫作，試圖以一己之微力，做一點承前啟后的學術(shù)工作，成敗與否，在所不論。

中國思想史研究，本來就內(nèi)蘊著巨大的公共性，而如今越來越學院化的寫作，自然是對于這種公共性的遮蔽和閹割。而對談，恰恰就是激活中國思想史研究內(nèi)涵的公共性，讓那些在專業(yè)學者皓首窮經(jīng)的思慮中沉淀的價值觀念，得以用一種親切、自然和坦率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

思想史研究的呈現(xiàn)，不需要畫地為牢為學報體的寫作，或者高頭講章的書寫，也可以成為一種代際之間的學人對談的“活的形式”。回溯歷史，談話或者對談，本來就是求學問道的一種經(jīng)典形式，無論是《論語》所記載的孔子與弟子之間的圍繞儒家文化的經(jīng)典問答所構(gòu)成的思想世界，或者《柏拉圖對話錄》記錄的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等之間的對話，可見從中西文明的源頭來看，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的思想交流，都是其來有自源遠流長。這種思想對談因其具體的情境性、思想的敏感性和呈現(xiàn)方式的鮮活性，尤其是思想的流動性等，而吸引了一代代學人去闡釋其文本內(nèi)在的思想性。

對談，尤其是在知己知彼彼此信任情境下的對談，其實是卸下所有面具和偽裝而向著真理和歷史的無限逼近，是思想之間真誠的碰撞，更是心靈的躍動，也是一種依托于厚實歷史的思想體操。有質(zhì)量的對談無疑是高度生產(chǎn)性的，它甚至能夠?qū)φ務吡曆刹徊斓乃枷朊^(qū)自我呈現(xiàn)出來，也可能將思想者日用而不自知的思維方式和生命底色裸露出來。代際之間的對談，更是會將對話者的學術(shù)視野和生命體驗帶入對話的場域，激活個體的歷史感性。我曾經(jīng)閱讀過托尼·朱特與斯奈德的對談錄《思慮二十世紀》，深深為他這種知識人的廣博、深刻和真誠所觸動，我也曾拜讀過香港學者陳致對余英時先生的訪談《余英時訪談錄》，也為這種對談的廣闊、博雅和深沉所打動。

《思慮二十世紀：托尼·朱特思想自傳》

[英國] 托尼·朱特 / [美] 蒂莫西·斯奈德 / 蒂莫西·斯奈德 著

蘇光恩 譯

中信出版社 2016-2

或許就是因為這些或隱或現(xiàn)的機緣，我從研究生時代就開始著力于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對談，而且主要是跟前輩學人之間的具有明顯代際特質(zhì)的對談。在我心目中，思想史不能是閣樓上的游戲，更不能是學院KPI的指數(shù)，它應該是立足于嚴肅而專業(yè)的研究基礎(chǔ)之上，對于公共文化空間的反哺和提升，思想史研究最應該是踐行王元化先生所言的“有思想的學術(shù)”和“有學術(shù)的思想”，而且，思想史研究不能僅僅是一堆自由飛翔而無法落地的觀念符號，思想史研究的本色在于人——歷史世界中面對全部復雜性去展開其思考和抉擇的個人，也就是哈佛大學史華慈教授所言的，思想史研究應該直面人的未能得到全部破解的生命和思想的復雜性。

這種嚴肅性和真誠性的交錯，所折射的恰恰是余英時先生1973年在新亞書院演講《史學、史家與時代》所闡述的一個觀念：“真正的史學，必須是以人生為中心的，里面跳動著現(xiàn)實的生命。”毫無疑問，對我而言，從事這些思想史的對談，其實就是立足于現(xiàn)實生命的感受，與同樣不會脫離時代的前輩之間的對話。思想史研究，或者說所有的人文學科的研究，都是要依托于人文傳統(tǒng)和研究譜系來展開的，而前輩往往就是一個個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活的化身，之所以對談對象都是前輩，絕非是沽名釣譽，而確實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試圖通過接近、進入這些前輩的思想和學術(shù)核心，來激活和發(fā)掘中國思想史的多元傳統(tǒng)。

惟有守先待后，才能吾道不孤。對話性是對談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征，也是對談區(qū)別于訪談的一個標志。在前輩面前問學求道，我從來沒有把自己放在一個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不對等的位置，而試圖以一種平等的人格來發(fā)問和闡述自我的思想和學術(shù)觀點，因此可見，對談里更多的是接著講、對著講，而不是照著講，換言之，我沒有把自己僅僅設定為前輩學人的聆聽者甚至觀點傳聲筒，而認為自己也是一個對于歷史和思想有著自身理解的青年學人，所以將對談設定為具有天然的平等性和敞開性的對話。我想，這才是長達十余年的時光，思想史的對談會一直或近或遠地吸引我投注心力的根本原因，我在這些思想對談里，感受到的是交流、碰撞和彼此的塑造，而不是單向度的觀點輸出和“卑微的接納”。

換言之，在這些思想對談里，是存在一個所謂主體間性，或者所謂雙重主體性的，這樣才能彰顯思想的生命力和人文的深度。在史學界，像我這樣的致力于思想和學術(shù)對談的并不常見，甚至可謂是與主流學術(shù)界格格不入的異端，這些對談在學術(shù)考評系統(tǒng)里也完全不能被納入工分計算，我就像一個學術(shù)界的“異類”，這個世界很大，我卻只用自己的杯子喝水。不過，回頭來看，這些對談恰恰在我的學術(shù)和思想生命里扮演了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思想是思想者的天職，思想更是一種志業(yè)，從某種意義而言，我是一個問題中人，而非單純的學術(shù)中人。我在《思想作為一種志業(yè)：至暗時刻的知識人省思》指出：“真正的思想者是為了思想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著思想而活的人，這才是以思想為志業(yè)的真正知識人。”

《余時英訪談錄》

陳致 余英時 著

中華書局 2012-3

2024年8月，我應邀參加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的“跨越1949：從革命到建政”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提交了一篇專題論文《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跨越1949年的歷史、經(jīng)驗與省思》，在圓桌討論做引言時，我特別提及唐德剛先生歷史三峽的預言或比喻。在我看來，對于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近代中國，如何走出歷史三峽，才是一個更具有挑戰(zhàn)性和現(xiàn)實性的課題。

當我開始著手整理這部關(guān)于二十世紀中國的對談錄時，我才突然意識到，其實在這十多年的學術(shù)生命里，如何通過跟前輩學人的深度對談，來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走向、經(jīng)驗和教訓，尤其是如何從知識人的視角來審視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政治與歷史變遷，始終是我在教學和研究之余不曾放棄的思想關(guān)切。我通過與前輩學人的對談，其實是在不斷厘清自己的思想脈絡和歷史理解，進而在一個貼近歷史地表而又試圖探測歷史的深層結(jié)構(gòu)的雙重自覺下，不竭地展現(xiàn)對于二十世紀的歷史與思想圖景的深描。在這方面，我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典范文本是美國知識人托尼·朱特的《思慮二十世紀》。這種對歷史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深描，究竟抵達了怎樣的一個境界和層次，激發(fā)出了哪些饒有意義的討論議題，暴露了提問者怎樣的思想短板，也只有敦請本書的讀者和批評者來進行判斷了。

二十世紀中國的開端之一是1905年的廢科舉，這對于近代中國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尤其對于文化與權(quán)力相得益彰的傳統(tǒng)文官體制和文化體系是一個致命的中斷。在廢科舉110周年之際，我應一家民間雜志的邀請，與王元化先生的弟子、知名古典文學專家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終身教授胡曉明，在其擔任館長的王元化學館進行了一場對談，圍繞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從古典到新文化、從博雅之學到專家之學等諸種問題做了饒有意味的討論。我們在學館討論的時候，王元化先生生前撰寫的十九問就鐫刻在墻壁上，似乎是從歷史深處向我們的發(fā)問。

機緣巧合，我極為敬重的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楊國強先生前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研究近代中國的力作《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與政治》（此書后來在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簡體字版，一紙風行華人知識界）。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文章我之前在各種學術(shù)期刊都閱讀過，甚至一些文章我還曾經(jīng)先睹為快讀過楊先生的手稿。我多年的心愿之一就是跟學術(shù)上博大精深、人格上岸然自立的楊先生做一個關(guān)于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對談。正好“上海書評”亦有此意，因此在2024年初，我終于有機會跟楊老師在一個臨近學校的靜謐茶室，圍繞這本書中間我頗感興趣的一些問題展開了提問。

讀者諸君從這個對談中明顯感覺得到，我們之間的對話其實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張力，作為深深浸透于中國人文傳統(tǒng)的楊先生，對于我立足現(xiàn)代世界而部分根源于西學的發(fā)問，有一種“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的態(tài)度，不過，月印萬川，春風化雨，楊先生在學界廣為流傳的口碑就是愿意提攜和鼓勵年輕學人，我個人這十余年的學術(shù)成長，就一直得益于他的敦敦教導甚至耳提面命。讀者諸君一定會注意到，這一輯的兩篇對談其實在主題、問題意識、歷史理解等方面存在著一種彼此交相輝映的關(guān)系，在某種意義上，以我為媒，楊先生和胡曉明教授也進行了一種隱秘的對談和交流，這是不期然而幸得之的思想交鋒盛宴。

《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與政治》

楊國強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23-11

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關(guān)鍵詞，二十世紀也就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我們今天仍舊生活在革命的延長線上或陰影之中。近十幾年來，新革命史在大陸史學界聲名鵲起，而領(lǐng)銜者之一就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奇生教授，受此余波蕩漾所觸及，我也開始從知識分子研究和報刊史研究逐漸擴展到對于新革命史的關(guān)注和研究，后來又在王老師的開示之下進行左翼文化與中國革命的研究。大約在2013年的暑期，我和王老師共同參加中國人民大學與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聯(lián)合舉辦的一個暑期班，主題為“近代以來的革命與轉(zhuǎn)型”。其時《東方歷史評論》集刊策劃了一期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為主題的專輯，雜志執(zhí)行主編綠茶兄約我趁此機會與王老師做一個對談，另一個對談是周濂兄與楊奎松教授。我們在暑期班午休的間隙，在一個很小的會議室里圍繞我事先擬好的一些主題展開了兩代湖南人之間的對話，如今追想十多年前的這個場景和細節(jié)，仍感覺歷歷在目醍醐灌頂，這真是一場具有高度生產(chǎn)性和歷史增量的對話，也是擴充心量的對話，后來對話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為題刊發(fā)在《東方歷史評論》，產(chǎn)生了較大的學術(shù)影響。

而時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的裴宜理教授也在那個時段，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安源：發(fā)掘中國革命之傳統(tǒng)》的繁體字版本。趁著裴教授到華東師范大學參會之際，我在思勉人文高研院的小會議室，圍繞中國革命的特質(zhì)、動力、傳統(tǒng)和遺產(chǎn)等問題，也跟裴教授做了一場對談，也由“上海書評”刊發(fā)，意猶未盡之后，我還為此書撰寫了一篇學術(shù)書評刊發(fā)在《開放時代》雜志。時隔數(shù)年，我也曾有幸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并在裴教授指導下展開自己的左翼文化在上海的研究。這些都是冥冥之中的學術(shù)緣分，得之我幸，心存感激。

盡管我這些年的研究有點旁逸斜出到新革命史的領(lǐng)域，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命運始終是我揮之不去的關(guān)切，可謂歌哭必于是，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有為有守也必于是。十年前，1980年代初以手抄本《中國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風靡知識界的學界怪杰孫隆基教授到華東師范大學做學術(shù)訪問，其弟子孫竟昊教授應超星視頻之邀請，安排我和孫先生做一場學術(shù)對話。這次對話是在風景如畫的麗娃河畔逸夫樓外的平臺上舉行，河面上靜影沉璧，水波不興，一老一青圍繞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的精英和民眾等話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孫先生目光如炬，如老吏斷獄一般直擊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關(guān)鍵問題，而又能縱橫捭闔于古今中西對比的十字架上，這場對談于我不啻是一場從麗娃河畔升騰而起的“靈魂的閃電”，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我也希望通過這本小書告訴對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感興趣的讀者，對談分兩期刊發(fā)于廣州《南風窗》雜志。

大約在2016年，我去北京出差，那時候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錢理群先生已經(jīng)住進昌平的燕園泰康之家養(yǎng)老院，我因為讀了他剛出版的知識分子研究文集《歲月滄桑》（繁體字版本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深受感觸，就趁著去拜訪的機會，圍繞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人尤其是左翼知識人與共產(chǎn)革命的關(guān)系等問題，與錢先生在他的客廳暢談了一個上午。錢先生面似彌勒佛，但內(nèi)心澎湃，充滿思想的激情和犀利的見識，我從這次對談中不僅深化了對知識人群體的復雜性和悖論性的理解，而且更深深地被錢先生既有韌性也有智慧的生命態(tài)度所感染。我記得當時臨別之際，他鄭重其事地告誡我要憑著興趣做學問，憑著良知做人。這篇對談經(jīng)朱桂英女士之編輯和爭取部分刊于《新京報書評周刊》。

王汎森先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領(lǐng)域的名家，也是多次到訪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輩學人。他早些年的《權(quán)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shù)與心態(tài)》出版之際，正好來我校思勉人文高研院做一系列明清中國的系列講座。趁此機會，我圍繞他當時出版的這本新書中我感興趣的幾個議題做了一個對談，盡管因為時間有限，涉及的議題不算太廣闊，但個性上才思敏捷、學術(shù)上博大精深的王先生所展開的那個歷史世界和思想世界，其實已經(jīng)是大有深意，值得我們細細去發(fā)掘了。王先生可謂溫柔敦厚的長者，其為人為學足為我輩楷模，他的其他著作《傅斯年：中國近代政治與歷史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shù)的系譜》《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幾乎都是學術(shù)經(jīng)典，值得我們這個領(lǐng)域的學人反覆琢磨和領(lǐng)會。

而到了2018年中，我訪美歸國前夕去普林斯頓拜會余英時先生，有了與我素來高山仰止的余先生的一場對話，圍繞五四啟蒙與戊戌啟蒙、啟蒙與革命、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等議題，我倍感珍惜地向余先生討教。后來余先生在錄音整理稿的基礎(chǔ)上又加以改寫、擴充，成為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的學術(shù)訪問，這真是難得的學術(shù)機緣，也是對五四具有歷史穿透力的理解和反思。2021年8月1日，余先生在睡夢中溘然長逝飄然而去，我創(chuàng)深痛巨之中寫下《》，追憶了我從閱讀余先生著作到親炙其浩瀚博大人格的心路歷程，尤其重點記述了那一次學術(shù)探訪的經(jīng)過，以及受到余先生的學術(shù)啟示來追問人生完成度的問題，我格外珍視跟余先生的這一面之緣，感覺是上天的恩賜和命運的安排。

《權(quán)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shù)與心態(tài)》

王汎森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9-1

2011年，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翻譯和研究溝口雄三、竹內(nèi)好的知名學者孫歌教授的著作《我們?yōu)槭裁匆剸|亞——狀況中的政治與歷史》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我因為現(xiàn)代中國史的教學和個人興趣，一直對于東亞問題較感興趣，而其時韓國學者白永瑞教授的《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實踐》也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同為一個出版系列。趁著孫歌教授南下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學的機會，與孫歌教授素昧平生的我拜托其時同事李志毓老師向她表達訪談之意，李志毓老師與孫歌教授認識多年交往密切，孫歌教授也就答應了。雖然是初次見面，但相談甚快，圍繞東亞政治與歷史文化脈絡，尤其是彼此交錯的歷史記憶如何重構(gòu)東亞的認同等問題展開了交流。讀者諸君從我的提問也可感知那種“無知者無畏”的“湖南蠻子”精神，也許正是這種真誠性打動了孫歌教授，她答應我之后還可以圍繞其書的知識分子問題等其他議題對話，可惜后來因為工作和家務繁忙，就耽擱了下來，從那以后，我也再也沒有見過孫歌教授。這篇對談發(fā)表在廣州《開放時代》，在國內(nèi)應該屬比較早的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獻。因此，也就敝帚自珍，放在這本對談錄里作為附錄立此存照。東亞問題既是歷史的問題，也是更具有現(xiàn)實性的議題，而歷史若不能照亮當下，則曾經(jīng)的苦難與教訓也就真正地沉淪了，而正如阿倫特所言，除非經(jīng)由記憶之路，人類將不能達到縱深。

我之所以不避繁冗地敘述這些對談產(chǎn)生的來龍去脈或前因后果，不僅僅是對那些激蕩人心的思想時刻的重溫，更是向這些來自不同派別、立場而又能接受我的訪問要求的前輩學人的致敬，同時也是試圖為讀者諸君理解這些對談文本提供一個思想和時代的語境。這些對談所構(gòu)造的其實就是一個從歷史和思想長河中延展而出的“心靈圓桌”，沒有這張圓桌，人類或者知識人只會如伯林所言退隱回內(nèi)心的隱秘城堡，或者成為游魂一樣的原子化的個人。我想，這也是一直致力于知識分子史研究的自己，用小小的言辭和對話，來踐行化思想為行動，化學術(shù)為介入的一種努力吧。

對話性是學術(shù)和知識生產(chǎn)性的前提，而獨白或者自我封閉或者尋求同溫層的小圈子，則是知識者不斷退化的表征。我自己從這些對談中深深受益，也希望讀者諸君沿著這個歷史和思想的脈絡也能夠覺得有所收獲。衷心感謝錢永祥先生在忙碌之中抽空為這本對談錄撰寫序言，他對我這些思想和學術(shù)對談工作的高度肯定，我會終生銘記在心，也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的精益求精和專業(yè)意識。沒有他們，本書也不太可能以這樣的面貌出現(xiàn)。我也懇切地期待讀到此書的每一位讀者朋友的真誠反饋和批評指正。

目錄

序言：思想史的深層困惑 錢永祥 / ix

第一輯：科舉停置與二十世紀中國的開局 / 1

楊國強 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 3

胡曉明 回望廢科舉的1905：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巨變與接續(xù)/ 43

第二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 / 75

王奇生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 77

裴宜理 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傳統(tǒng)及其歷史記憶/ 117

第三輯：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人 / 141

孫隆基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的精英與民眾/ 143

錢理群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與命運/ 177

第四輯：近世中國到五四時代的文化轉(zhuǎn)型 / 207

王汎森 德行的不穩(wěn)定性/ 209

余英時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 229

附錄

孫歌 東亞論述與東亞意識：東亞的過去、現(xiàn)實與未來/ 257

後記：對談的精神原力：行走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思想裂隙/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