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苗上海新發地

密蘇里州的梅花花苗，冒著太平洋的波濤大浪，由太平洋東岸的美國，漂泊來到太平洋西岸的中國東方明珠上海。她要在上海增長和充實自己，然后以上海這片新田地為出發點，逐漸的移向全中國。

斯諾，1929年在上海

編輯《新中國》專輯

七月初的上海，顯得異常的炎熱和潮濕。剛來到上海的斯諾，但覚得非常的爽快與開心，因為他感到上海特別的新鮮和奇特。

斯諾將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沃爾特·威廉斯給他寫的推介信，交給了也是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畢業生、美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版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主編兼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駐上海的記者約翰·本杰明·鮑威爾。

你為什么不留在上海幫我編輯這份《密勒氏評論報》呢？我準備在幾個月內編輯出版《新中國》專輯，我需要一個具有新觀點的人同我一起來編輯這期專輯，鮑威爾向斯諾提出留在《密勒氏評論報》工作的邀請。

如果新是意味著不成熟的話，那么我的覌點是夠新的了，可是我對中國一無所知，況且我的日程已定，我只能在中國呆六個星期。斯諾謙虛坦率地向鮑威爾講了自己的意見。好吧，你就在這里住上六個星期再走吧，我相信你會喜歡上這個地方的，會在這里住下去的。鮑威爾順斯諾的意見給斯諾作了安排。

斯諾開始閱讀鮑威爾所藏大量的有關東方和中國文獻資料的書籍，“我如饑似渴地閱讀，絲毫不感到難為情地摘抄下來作為我的通訊報道的背景材料。我越讀越迷。我發現‘古老’。的含義，我看到十分年輕的中國正在竭力為自己在現代世界中爭得一席之地，這和它的悠久的歷史構成了富有戲劇性的矛盾”。（注1）

斯諾和他的中國助手緊張地工作，用了整整三個月時間，終于給《新中國》這個二百多頁的特刊湊足了稿子和廣告資料，圓滿地完成了鮑威爾交給他的第一項任務，但時間已遠遠超出他只呆六個星期的時間。而就在此時，鮑威爾要去中國東北采訪，提出要讓斯諾擔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的職務，在他走后從事《密勒氏評論報》的編輯工作，真是盛情難辟，他只好接受了。

他通過閱讀中國文獻知識的書籍，確實對中國有了一些的了解，也就在此時，他對研究中國產生了極大的信趣，他不想走了，而想留下來進一步的深入了解中國。

鮑威爾說“上海就是中國”，真的是嗎？自己想了解中國，那不妨就先應了解一下上海。于是他決定在工作之余先到上海的各個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斯諾在家鄉時，經常到密蘇里河和堪薩斯河畔觀光。同樣，他來上海后知道上海有黃浦江和蘇州河兩條大河，于是他先來到黃浦江和蘇州河畔來游覽。只貝蘇州河，水面清潔，一艘艘輕便的舢舨，正由人們歡快地劃著游動，一艘艘揚帆的貨船正由風力協助緩緩地移行，而比舢舨大比帆船小的漁船，漁夫正撤網收網進行著捕撈作業，整個河面平靜和諧，就像一張淡淡而又寬又長的水墨畫，給斯諾以異國風光的嶄新奇異的感覺。

再看黃浦江，水面渾濁，一艘挨一艘的飄揚著各國國旗的巨型貨、還有拖船和駁船，顯得異常的擁擠和雜亂。特別在江面上，“還有灰色或白色的瘦削的鋼輪，它們裝甲的甲板上安放的大炮炮口朝西針對著中國。這些外國的警犬，美、英、法、意、日的巡洋艦、驅逐艦、潛艇和航空母艦，游弋在黃浦江、長江和中國的沿海，據說還是為了上海的安全。陸上駐扎法、美、意的海軍陸戰隊、英國大兵和日本的藍衣水兵，他們的刺刀構成租界周圍的鋼圈。他們保衛著世界上一切城市中最大宗的外國投資，總數超過三十億美元”。（注2）

斯諾到黃浦江畔看風景，但看到的卻是游弋在江海水面各國的大炮炮囗朝西針對著中國的軍艦，看到的是駐扎在陸地用刺刀構成租界鋼圈的大兵，感到極為掃興。他還了解到，上海的核心區是“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他又想，超過三十億美元的投資大多多在這兩個租界地區，那這兩個租界的情況又如何呢？不妨自己也到兩個租界的各個角落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租界（一）

斯諾來到了租界的貿易區。“上海租界里有亞洲最高的樓房和最大的電影院，而汽車數目超過東方任何城市，或者超過中國所有其他城市的總和。這里有中國最大的百貨公司：永安、新新、先施，它們在東方的名聲之大，有如英國的塞爾弗里奇公司和美國的薩克斯_沃納梅克公司。這里有強大的金融洋行，如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以及紐約的花旗銀行和大通銀行的巨大分行”。（注3）

“美孚公司、亞細亞石油公司和蘇俄石油公司相競爭，它們在黃浦江邊都有大規模的設施。在租界里還有美英煙草公司的總行，它們是同傳教士（他們的總部也設在這里）一起到來，擴充勢力和興旺發達的，而且看來在中國勢必會呆得比傳教士更久”。（注4）

“這里有英國`貴族血統`的公司，象安利、怡和、沙遜等洋行，它們是從臭各昭著的東印度公司那里繼承了雅片買賣而在中國發跡起來的。東印度公司是為英國贏得印度帝國的舊式羅曼蒂克的貿易機構，要是再給它三十年獨占的地位，它本來可能把中國也置于英國保守黨的旗幟之下。這里還有更新式的咄咄逼人的美國公司，例如慎昌洋行，它們正逐漸排擠掉英國人，這些美國公司代表著成百家美國工廠，出售著一切東西，從鉚釘到機關槍和轟炸機都有”。（注5）

看到這些，斯諾知道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資本家和銀行家，就是通過駐扎在這里的這些大公司、大洋行和大銀行，向中國各地以高價傾銷它們的洋商品，發放高利息貸款，低價掠走中國的優質原料，獲取巨額利潤。斯諾也了解，帝國主義列強通過上海這個東方最大的城市，已經掌控了全中國一半的進口貿易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貿易，實際上通過上海已經基本掌控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因而也就基本上左右了中國的政局走向。

租界（二）

外國資本家不但設立商行和銀行，還進行實業投資，開設工廠，再次賺取利潤。斯諾又游覽了租界內的工業區。

“在蘇州河北岸的虹囗區，工廠煙囪噴出的煙籠罩了天空。上海是亞洲最大的工業城市。在忙碌的棉紡廠，面粉廠，絲廠和其它較小的工廠里，雇用著二十幾萬中國工人。他們的平均工資一天不過二十美分”。（注6）

“然而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找活干，這里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合格的廉價勞動力。英國、日本、中國的資本家最大限度地利用著這種情況”。（注7）

“我記得上海的工廠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和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個小時的活，下了班筋疲力盡地就躺倒在他們的床——機器下面鋪的臟被子——上睡著了。我也記得繅絲廠的小姑娘和棉紡廠的臉色蒼白的年輕婦女——她們同上海大多數工廠的包身工一樣——實際上賣身為奴，為期四五年，給工廠做工，未經許可不得擅離門警森嚴、高墻厚壁的廠址”。（注8）

斯諾曾多次聽人講過，經常有用竹席筒裹著的尸體，被工廠工頭從工廠同垃圾一起拋了出來拋到垃圾堆場，這些都是因勞累、生病、飢餓和被工頭或資本家打罵折磨而死的工人的尸體。

看到和聽到這些情況，斯諾自然會聯想到外國資本家把大量他們的高價洋商品傾銷到中國，把中國優質的原料低價掠奪而去，外國銀行家又把高利息貸款發放到中國城鄉，致使中國很脆弱的民族工商業受到嚴重沖擊，特別是使鄉村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遭到破產的。為求得生計，他們只得跑到城市來務工，但他們卻是在這樣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和環境惡劣、勞動報酬低得可憐、面臨饑餓疾病和工頭資本家打罵折磨至死的情況下而從工的，而外國資本家不但逼得他們背井離鄉，而且還要榨取完他們身上最后一滴血。

租界（三）

斯諾來到了上海商業區的街道。“上海商業區的街道乍看起來同樣也像一個古怪的馬戲場，熙熙攘攘，活躍得讓人難以置信。三教九流的人們都在公共場所干著自己的行當。人們高聲喊叫，比手劃腳，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穿來穿去。他們擔驚受怕地在新舊汽車和為了掙幾個錢拼命奔跑的人力車夫之間穿行，走過掛著金字招牌、琳瑯滿目的綢緞店鋪時，他們羨慕不已，見到睜大眼睛注視著生畏的印度巡捕的農婦們，他們臉上毫無表情。經過麻將牌、回力球劈啪作響的賭場時，他們神情嚴肅，他們躲躲閃閃地穿過彌漫著濃烈的雅片煙味的街道。經過南市的餐館和燈火通明的歌妓院時，他們使勁嗅著香味。他們神情冷漠地看著衣冠楚楚的年輕英國人坐上奧斯汀汽車去跑馬廳打板球，他們竊笑上了年紀的白人紳士帶著夫人或俄國情婦乘車去外灘乘涼，……鴇母在叱罵著，……無數的乞丐和他們赤身露體、臟臟的孩子們在苦苦哀求著，……（注9）

“一九二九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共有四萬八千名妓女。此外，還有五萬名至十萬名未納入正式統計的女子，由貪婪的鴇母陪同，站立街頭和人行道上。在上海中國人管理地區的茶館和堂子里，另外有著數以千計的婦女，在饑荒、水災和將要爆發戰爭的年月里，這些淪落風塵的婦女人數還要增加”。（注10）

“苛捐雜稅和過度的田租，在全國范圍不斷地把貧苦農民驅離土地。在長期干旱的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人完全無以為生，因此賣兒鬻女是尋常事。在上海的外國人老是說：‘這些中國人不近人情，他們把孩子賣掉，就如同賣掉一頭豬一樣’。在一處‘租界’里，公共掩埋隊不斷出動，而在一九三零年一年中，據報就掩埋或處理了二萬八千具以上的尸體，這些尸體都是在街頭或河流里發現（大多是殺嬰）。以后的數字就決不會比這個數字低了，可知人們碰到的比被販賣更為惡劣的命運”。（注11）

這么多的乞丐，這么多的淪落風塵的婦女，這么多人賣兒鬻女，又這么多街頭和河流中發現而被掩埋的尸體，繁多的苛捐雜稅、過度的田租、水旱等災的饑荒、軍閥混戰等是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但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更是造成這些情況的主要原因。

租界（四）

斯諾來到了外國大班們的生活住宅區。“這里大片寧靜的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卻很像美國東海岸或法國城鎮的最好的住宅區。寬闊的街道兩旁，頂上嵌滿玻璃碎片的高墻圍著很有氣派的宅邸和大草坪。墻內有外國人開設的酒店，餐館，城郊俱樂部，有世界上酒柜最長的酒吧間及現代化的公寓房子，都是供高等民族享用的。中國人除了當聽差者外，是不許進入這些地方的。中國人繳納大部分稅款，卻不許進入城里的公園和外灘公園”。（注12）

美國人在上海的享樂區更是顯得出奇，斯諾又游覽了這些地方。“美國佬在學會說一些洋涇浜之后，在這里很過得慣，因為上海同些其它事物一樣已經美國化了。在這里，美國人可以找到家鄉的許多使生活舒適的事物：歌星埃利薩-蘭迪和莫里斯-薛瓦利埃，無線電和爵士樂隊，雞尾酒和函授學校，夜總會和歌舞表演的酒吧間，口香糖和別克牌汽車，福音派教徒和救世軍。這里還有水兵的情婦、男女童子軍、美西戰爭退伍軍人、檢查委員會、哥倫比亞同鄉俱樂部、麥餅、滑稽連環畫、白晝攔路搶劫、綁票、短篇小說俱樂部、商會、霓虹燈、冷飲柜、游樂園、歌女和小型高爾夫球”。（注13）

殖民者在中國充分享樂享受，而且還有理所當然的殖民思想理由。“一九二八年我到達上海時，居住在那里的西方商人，其言行舉止顯得‘租界’好像是不動產，會垂諸永久。他們舒適安逸地生活著，覺得自己好像是大陸，而那些四萬萬中國人則是一種近郊，為了做生意的目的，上帝把它安排在那里”。（注14）真是不知羞恥。

再看看洋人們是如何上班工作的，“生話不消說是舒適的，由于過于舒適，我們不久就感到膩味了。在外國人的辦事機構，所有跑腿的活，以及大部分動腦筋的活往往交由中國助手去做。這些機構辦公時間很短，午餐時間有兩三個小時。飯后再過一兩小時，一般美國人、英國人或法國人就要下班回家，不然就到俱樂部游泳或洗個澡，喝上一兩杯。然后，傭人就幫穿上夜禮服去進晚餐。生活就是一連串的酒會，即使是上等酒菜也很便宜，賒賬也沒有限額，凡是歐洲人或美國人都只要出示一下名片，簽一張單據，便可以在任何商店、酒吧、飯館或旅館里購買東西”。（注15）

“租界生活的風氣體現了我們一世紀來和中國交往的實質，而所有的美國人，盡管是不知不覺地，卻沾染了這種風氣。這種遺風至今還表現在我們的艦隊開到離本國五千英里之遙的中國海面上去耀武揚威”。（注16）這段話說出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就是因為他們有炮艦和大兵作為后盾。

租界（五）

斯諾對上海租界的來龍去脈也就是租界的歷史，也進行了一番認真的考究，在他的《遠東前線》一文中曾有敘述。下面就是敘述的要點。

一、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之后的一八四三年的中英《南京條約》規定，把上海定為向英國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雖些開放為通商口岸，但只是讓英國人租用土地但不能購置土地。但狡猾的英國商人悄悄從農民手中購買土地，時間一長，形成英國商人從農民手中購賣了大量的土地，形成購賣土地的事實，再加上英國領事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壓力，逼得清政府上海道臺不得不同英國領事簽訂第一次《土地協約章程》，規定英國人可以買地蓋房，并規定買地都要在英國領事館進行登記。后來美國人也擠了進來設立了領事館，同英國人一起進行管轄，形成了公共租界。法國人也在緊挨公共租界的地方形成法租界。隨著租界范圍的擴大，使的所有享受治外法權的外國人都可以在租界當局的管轄之下購置土地，但特別規定中國人卻不能購買土地。一八六三年英國政府逼迫清政府簽約，將虹口的地方同原來的公共租界合并，使公共租界面積擴大，到十九世紀末，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例面積已由開始的二百多畝土地擴展到近一萬英畝。

二、租界擴大了，繁華了。起初外國人無權課稅、頒布法令和管轄遷到這塊綠洲里來居住的中國人。但是逐漸通過慣例，后來又經過條約肯定，外國人不斷的獲得權力。到一八五四年，在租界居住的外國人開會選舉了第一個工部局董事會，成了外國領事們監督下的施政機關。工部局可以征稅，制定自己的施政政策，頒布法令，建立公共設施，執行著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全部功能，發揮著巨大的政治影響。

三、工部局董事會向來由五名英國人、兩名美國人和兩名日本人組成，主要由英國人掌權。后來由于民眾的強大壓力，到二十世紀初才增加了五名中國代表，但增加的五名中國代表基本沒有參與施政的權利，基本上只是虛設，因為一遇有關施政和執法重要議題的會議，就根本不通知中國代表參會，例如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宣布“緊急狀態”，讓日本人能夠利用租界作為對華作戰的基地時，這樣重要的會議就沒有通知中國代表參加。

工部局董事會董事由享有治外法權的列強的土地所有者選出，因為租界里最值錢的土地大多是少數的外國大地產所有者、銀行家、商人和企業大班所掌控，而這些人又通過各種關系各自操縱著一部分選票，所以選出的政府成了為這部分有錢人服務的政府，是封建性的寡頭政權。

四、一開始中英條約沒有準許外國在租界駐軍。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太平天國起義軍進入長江下游威逼上海，為保衛上海租界，英美等國派兵協助清軍鎮壓太平軍，結果列強軍隊由此賴著不走形成在上海長期駐軍的事實，用以針對中國而保護租界。

租界工部局定了條原則，就是“武裝中立”。就是不論是中國自己的內戰，還是中國與外國的戰爭，還是列強各國在中國境內發生的戰爭，租界應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應該在租界內交戰或涉及租界而戰。據菲瑟姆關于上海地位的官方報告，這種租界“武裝中立”的地位是在一八八四到一八八五年法國和中國在越南北部的戰爭期間得到正式承認的。在一八九四到九五年中日戰爭期間和一九零四到一九零五年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北戰爭期間始終遵守此原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問，上海是從未受到戰爭涉及的大城市，各個交戰國的國民都在此和平相處。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租界為基地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破壞了它自己投票定下的“武裝中立”的原則。

五、列強侵咯者總是得寸進尺，他們一直在不斷擴大租界的占地范圍，而且還想把租界從中國分割出去得到“獨立”。他們每年花大量金錢進行關于要使租界“獨立”的宣傳，花兩萬五千美元聘請南非的菲塔姆法官就租界“獨立”提出三巨冊的報告，但未產生作用。以地產所有者為代表的財閥們，他們很早就提出了這么一個計劃，就是要讓中國政府交出以上海為中心、二十英里為半徑的大塊半圓形地區的管轄權，宣布為“自由市”，是“外國保護下的永久非軍事區”，他們組織了一個名為“上海外僑協會”的組織，專門推動此計劃能夠實現。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快要到達上海時，他們還鼓動列強各國出兵，借保衛上海之名而實現他們的這個美夢，但因蔣介石叛變革命投靠列強而未能促成他們美夢的實現。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日本人就要中國軍隊撤出上海的大片地區而建立非軍事的無理要求，可以說是帝國主義列強要直接吞占上海伸出了魔掌。

五卅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內外棉（日資）七廠，資本家借故存紗不敷，借此關閉工廠停發工人工資。工人顧正紅帶領工友與資本家論理，要求復工，補發工資，但資本家不但不答應工人正當要求，竟當場向工人開槍，打死顧正打傷十余人。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學生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講演，聲援死難和受傷工人的正當行為，譴責日本資本家的暴行，要求賠償死難和受傷工人的損失。但英國巡捕卻當場逮捕一百余名學生。五月卅日，萬余名群眾聚集在南京路巡捕房門前，聲援內外棉七廠工人的正當行動，抗議日本資本家殺害殺傷工人的罪行，要求賠償工人損失，釋放被捕學生。但英國巡捕不但不答應群眾正當要求，反而當場開槍掃射，當場打死十多人，打傷數十人，抓捕大批集會群眾，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是發生在上海的上世紀二十年代外國資本家殘酷剝削壓迫和殺害中國工人的例證，是發生在舊中國上海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殘酷壓迫和殺害中國人民的一次嚴重暴行，斯諾來到上海后，對此也有所了解，并在他的文章中也有所記述和揭批。英國和日本的資本家及他們的打手巡捕“無情地鎮壓罷工和工會組織，壓制工人的要求”（注17）“上誨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里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和中國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資產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分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注18）

四一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蔣介石反動集團公然叛變大革命，公開充當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代理人和走狗的嚴重的反革命政變事件。

一九二七年的三月，蔣介石就同日、美、英、法、意等國的帝國主義分子和江浙財閥及流氓勢力多次密謀，準備叛變革命和清洗共產黨人，蔣介石得到了帝國主義分子、財閥和流氓勢力的支持，又經過一系列的準備，他認為條件成熟，機會來臨，開始實施了他的政變計劃。四日十二日，大批青幫武裝分子冒充工人，突然向駐上海總工會等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襲擊，糾察隊奮起抵抗，剛剛倒戈參加國民黨軍的二十六軍，號稱要調解工人內訌，糾察隊誤以為真，結果在糾察隊放松警惕之際，二十六軍突然將2000多名糾察隊員武裝強行繳械，一些隊員進行抵抗，但因敵軍過多，遭到失敗。四月十三日上午，上海總工會組織10萬余人舉行大會，要求釋放被捕工友，歸還糾察隊槍械，被突然沖出的二十六軍瘋狂向游行隊伍開槍掃射，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O多人失蹤，這就是蔣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事件。

斯諾對四一二事件在他的文章中也有較詳細的記述和抨擊。“一九二七年三月，國共分裂之前，國民革命的左派人士舉行武裝起義，在革命軍到達上海之前，就迫使北洋軍閥從上海的中國人統治區撤退了。工人們雖然只有三百支槍，但是幾乎全體工人都已組織起來，準備迎接蔣介石。但是，蔣介石卻很快就在長江上游著手清洗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內戰迫在眉睫。公共租界工部局雇用的市行政官、美國人費信惇，此時卻在法租界的指揮部里同杜月笙進行密謀。他向杜月笙提供五千枝槍和一些裝甲車，并讓這些武器安全運出公共租界，用此襲擊并摧毀當時已占領了外圍地區的‘公社’。上海的中國銀行界中支持蔣介石的人士為這一行動提供資金。這件事辦得十分成功。在外國警察的護送下，杜月笙雇用的槍手們乘黒夜突然襲擊，闖入工人的住宅和工廠，大約有五千到一萬的青年人被殺，其中包括許多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者（國民黨左派人士）”（注19）看，記敘的是多么詳細，雖然有些數字不準確，但基本還是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的。“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只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采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歷史上只有一次——在1927年——打破過這種制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里，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歷史上最使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注20）看，這些記敘，進一步告訴人們蔣介石背叛革命，充當了替帝國主義列強鎮壓屠殺中國工人的劊子手。

一二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漆黑的午夜。”“日本軍隊突然打起步槍和機關槍來，當時，我匆匆從上海北站趕到出事地點去”。（注2Ⅰ）這就是發生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中國上海的戰爭的開始，斯諾作為一名美國記者從戰爭的開始到戰爭的結束始終親身經歷了戰爭的全過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后，為轉移國際社會對這個事件關注的視線，迫使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承認其侵占東三省既成事實，壓制中國人民抵制日貨和日益高漲的反日運動，并準備把上海變成它們下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因此策劃和發動了“一二八”侵略中國上海的第一次戰爭。

借口

同“九一八”日軍侵占東北三省也制造一個事件為理由或借口一樣，日軍在發動“一二八”侵略戰爭前也先制造了一個發動戰爭的理由借口。

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與在上海的女間諜川島芳子根據其上司的指令，密謀策劃了一個制造借口的方案。他們唆使在上海的日本僧人天崎啟升等人向玉山中路中國三友實業社總廠的工人義勇軍投石挑釁，故意與工人發生毆斗，板垣與川島操縱流氓漢奸將兩名日本僧人打傷，其中一人送醫院后死亡。日方以此為由，指使其日僑青年同志會的一伙暴徒焚燒三友實業社，砍死砍傷三名中國警員，又煽動千余名日僑集會游行，要求日本駐上海領事和日本駐上海海軍陸戰隊進行干涉。日本領事村井蒼松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道歉、懲辦兇手、賠償損失和解散抗日團體”的四項無理要求，并發出限期在一月二十八日十八時前答復的最后通牒。與此同時，日本海軍陸戰隊也在集結備戰。

鹽澤幸一

上海市市長吳鐵城遵照蔣介石的指令，于一月二十八日十三時四十五分答復日本領事，答應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四項要求。對此日方并不滿足，日本第一遣外艦海軍司令鹽澤幸一于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時二十五分突然又向中方發出要求中國軍隊于二十四時前全部撤出上海閘北等地區的通牒。真是欺人太甚，別說中國軍隊不撤，就是撤幾萬人的部隊怎么能在半小吋之內撤走呢？更讓人氣憤的是通牒的最后截止時間還未到，鹽澤就提前在二十三時五十分就命令他的部隊發起了進攻。日本人的通牒是假，而要進攻中國軍隊是真。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盤接受之后發動戰事，首先就違反了國際法。他以租界作為進攻中國人的基地，破壞了租界的傳統的中立地位。他沒有預先警告非戰斗人員就轟炸一個人口稠密的城市，從而違背了國際慣例。而且他公開對華開戰，自然是撕毀了一切國際和平條約”。（注22）

斯諾冒著戰火到了日軍指揮部，獲悉鹽澤剛發出日本海軍進攻閘北的命令，親眼看到日本海軍陸戰隊正在出動向閘北開進，并從一位日本記者手中得到了鹽澤命令日軍進攻閘北和中國其它地區的簡短聲明的抄本，他拿著這份抄本又趕快往中方陣地趕。他先來到了上海北站，找到站長程寶辰，要他立刻把大量候車的旅客和機車車輛撤離車站，站長說上海市長答應了日本人的要求，說日本人不會進攻，斯諾把拿的“抄本”讓他看，他相信了，于是立刻組織旅客和機車車輛的疏散撤離工作，由于撤離的及時，結果在日本飛機轟炸北站之前，就把近千人的旅客和價值幾百萬元的機車車輛疏散完畢，免遭日軍轟炸之害，結果程寶辰受到獎勵升職，為此程寶辰曾在斯諾的朋友美國駐上海領事羅伯特·沃德的住所宴請了斯諾。

在趕往中方陣地的曲折過程中，斯諾還從炸彈的煙火中救出了一個失去父母的鐵路工人的小女孩，并把他交給一個中國人撫養。在經過中日雙方交火的火線之地，斯諾選擇了一個較安全的地方，仔細地觀察了交火情況。日軍在坦克、裝甲車掩護下氣勢洶洶地前進，只聽見從中方陣地傳來砰砰幾聲點射的槍聲，瞄得很準地射倒了幾名日軍，日軍頓時亂作一團，并紛紛后退，立刻使他產生了對日本人宣傳的“皇軍戰爭機器不可戰勝”的神話的懷疑。

斯諾趕到了中方陣地見到了指揮作戰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現在你們不打算撤退了？"斯諾提問。蔡廷鍇答：“當然不啰。我們為什么要從自己的領土上撤退？我們并沒有挑起戰爭，我們現在也不想打仗，而日本人任何時候都可以離開中國，從而停止戰爭。但是我們跟東北張學良的部隊不一樣，我們不打算請國際聯盟來拯救我們，我們要自己來打這個仗”。（注23）“現代戰爭工具日本人應有盡有，他們有坦克、裝甲車、重炮、飛機和和東方最好的艦隊。我們卻除了步槍和機關槍，幾乎什么都沒有。但是我們的士氣很高，這在現代戰爭里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抗戰就是為了維護個原則，各國人民都有權保衛自己，反對侵略和亡國的威脅，我們軍隊的士兵懂得這個道理，因此他們士氣很高”。（注24）

“他們看起來更像假日的學生，而不是開赴戰場的士兵。有些只是十五六歲的孩子，身子單薄，他們的制服是最廉價的布做的。雖然時令已是仲冬，許多人還穿著短褲，而且沒有大衣”。（注25）這是斯諾看到的中國士兵的情況。他隨即采訪了幾個戰士。問："你愿意打日本人嗎？”答：“日本人在殺我們的人，搶我們的地。當然我們打他們”。“日本人是強盜，殺人犯。他們在東北殺了我們的人，搞掉我們的政府，搶了我們的地。現在他們又想霸占全中國，可我們不答應”。（注26）

斯諾還從側方面了解到十九路軍從廣東而來，受北伐大革命影響較深，士兵不是拉伕拉來而是志愿招募的，好些是有政治信仰的青年，據說在低級軍官和士兵中有許多共產黨員和同情者，這些都是造成這支軍隊具有革命精神和戰斗力的重要因素。

斯諾發現鹽澤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他過于猖狂而低估了中國軍隊和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士氣和力量，他認為只要一揮動太陽旗就能使中國軍隊潰敗而逃，其實并非如此。他一再拔刀督戰，但除了傷亡一無所得。于是他越來越求助轟炸，但空襲更增添了中國士兵對他的仇恨，整整一個星期，他多次組織進襲，但始終沒有突破十九路軍在閘北地區的防線。

植松

因戰績不佳鹽澤被解職，野村吉三郎海軍少將接替了鹽澤的指揮權，并帶來了更多的軍艦，但他剛上任就患嚴重頭痛而請求停職，緊接著由植松海軍少將所接替。植松帶來了更多的海軍陸戰隊，東京日本國防部下令第九師動員準備參戰，同時又派出第二十四混合旅于二月六月在上海租界登陸。斯諾繼續跟蹤察看了日軍新的部署和進攻情況。

植松將日軍少部分去進攻閘北，而將大部分去搶占吳淞江南岸中國軍隊的陣地。吳淞江南岸的一個軍事要塞，就是離吳淞鎮只有一公里的黃浦江和長江匯合處的吳淞炮臺，日軍艦向炮臺猛烈轟擊，但久轟未能攻下。在吳淞鎮的中國守軍炸斷了長江上的鐵路橋和公路橋，日軍一再企圖搭浮橋過江，但都遭到中國軍隊猛烈打擊而未能成功。

“日本海軍部隊在租界邊上新筑了空軍基地，修建了飛機庫。陸上的飛機每天增加幾十架，經常有新的飛機在開箱，裝配，并派出進行野蠻的空襲。我有好幾次在中國陣地的后方遭到這種空襲”。（注27）

斯諾又一次采訪蔡廷鍇時，正巧日軍飛機轟炸離蔡廷鍇的指揮所不遠的真茹火車站，斯諾冒著危險又近距離覌察了轟炸的過程。好幾顆二百五十磅的炸彈擊中了車站和火車，他站在一百碼以外，也感到極大的震動，車站和車輛變成了一堆扯斷的鋼筋、雜亂的磚塊和十幾節殘破的車廂。車站里原來聚集著許多士兵和平民，全部都被炸死，斯諾走過去，看到他們赤裸裸地以各種痛苦的扭曲姿態在站內和月臺上躺了一地，令人殘不忍目睹。

斯諾還看到另一種情況，日軍一架轟炸機進行低空掃射，結果被中方高射炮擊中，拖著煙火掉落在離蔡廷鍇指揮所不運的地方，駕駛員和兩名射擊手被燒成了灰燼。

植田謙吉

日軍本想利用轟炸機群來摧毀中國軍隊的士氣，但越是轟炸中國軍隊的士氣反而越高，越勇敢抵抗日軍的進攻，至使日軍仍未能突破中方的防線。不得已，日軍又任命植田謙吉中將來接替植松的指揮職務。

植田又帶來了第九師，而且又帶來了大批軍火。斯諾又觀看了植田帶來的軍火。“我連日站在碼頭上看著日本人從運輸艦往租界里卸軍火。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有條不紊。那里有約五十輛坦克、許多裝甲車，、幾十輛英制卡車和汽車、五六十架飛機、幾十尊榴彈炮、輕型的野戰炮、無數箱供飛機投擲的魚雷和炸彈、手榴彈、幾千匹阿拉伯馬、幾百挺英制和美制的機關槍、自動步槍以及無數炮彈和較小的彈藥。”（注28）

植田已將他指揮的一萬二千名日軍都布置到位，并憑借他帶來這么多新的軍火，覺得已穩操勝券，于是在二月十八日他又向蔡廷鍇提出了又一個最后通牒：“他要求中國軍隊在二月二十日黎明前全部后撤二十公里。”（注29）

斯諾又冒著戰火趕到蔡廷鍇的指揮所詢問中方的態度，蔡廷鍇回答：“任何獨立國家都不能垂手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認日本對中國享有宗主權。他要我們撤出自己的土地，從一個所謂中立的外國租界的庇護所里攻擊我們。只要還剩下一個中國人，我們絕不會答應。”（注30）問：“我可以把你的話轉告給植田將軍嗎？”答：“你可以告訴他，我對他的唯一答復就是槍炮。”（注31）

植田指揮日軍二月二十日早晨向中方守軍陣地發起了全線進攻。“那天整個上午我一直和日本部隊在一起，他們的每一座榴彈炮、野戰炮、海軍炮以及四十多輛坦克和裝甲車一起參加了攻勢。兩個臨時機場現在可容納的一百多架戰斗機，從那里一隊隊的飛機起飛，以一分鐘一架的速度在江灣、廟行和吳淞進行轟炸。”（注32）

“在這里中國人以江灣為中心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毫不動搖，盡管日本人發出不斷的炮彈，連續派出飛機轟炸掃射，并派出敢死隊以坦克和裝甲車為先導發動了一次次的進攻。中國人埋下的地雷在路中爆炸，破壞了一些坦克。中國人的機槍從建在墳堆里和護墻后面的陣地上猛烈掃射，迫使日本部隊傷亡慘重而后退。江灣屹立而不屈。”（注33）

“同時，在幾英里以北的廟行，植田師的將近一半人正同幾乎整個二十四旅協同進攻這個重要的據點。它們的前進受到幾天前剛從南京調來的中國第五路軍幾個團的阻遏。這些部隊是蔡廷鍇將軍呼吁增援和覺醒了的全國人民給予聲援以后，蔣介石遲遲作出的反應。”（注34）

中國軍隊的一個很重要的戰術就是組織士兵、平民志愿人員及青紅幫內一些人員化裝成“便衣隊”，進行狙擊和打冷槍的戰術。“農村房屋很密集，到處都有地物可以掩護這種活動，造成的破壞性很大。日本人在閘北戰線和江灣吳淞戰線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傷亡是這種狙擊活動的結果。我有好幾次差一點也陪他們送了死。有一次我在江灣跑馬場附近的一座墳堆后面躺了近一個小時，以躲過頭頂飛過的槍彈。我爬著逃走的時候，自己的帽子上也有一個窟窿。”（注35）

“日本人打了一個星期，也沒有明顯的進展。江灣的廢墟仍然為幾個英勇的中國機槍手據守著。日本人付出慘重代價打下廟行，占一了天，又被八十八師的一個團用高昂的代價奪回了。”“閘北江灣地段幾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吳淞和吳淞炮臺，雖然被日本軍艦和飛機炸了成千的炮彈和炸彈，仍舊在中國人手里。”（注36）

白川義則

植田同鹽澤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就是太低估了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抵抗侵略斗志，結果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新的又一名將領白川義則來到租界，接替了植田的指揮職務。白川義則又帶來了近一個師的援軍。

“二十九日下午日本人在全線展開了猛烈的炮轟。每座炮都開火了，而且黃浦江上的日艦也參加了轟擊。日方的右翼由于新增部隊而大為加強，于是日本人以坦克為先導再次試圖占領廟行。日方中央的縱隊繞過還在焚燒著的江灣（那里幾百名處于絕境的中國人還在用機槍回答一切進攻），然后又向西朝大場進擊。戰斗整夜和第二天上午一直在繼續，還進行了肉搏，在六英里長的前線戰壕里都填滿了尸體。防守廟行段的中國連隊幾乎全部犧牲，便從江防隊伍中抽人趕來填補空缺。他們在猛烈的攻擊下守住了。雙方都有很多傷亡，表現了勇敢精神。”（注37）“我曾在這里一座茅屋底下的防空洞里采訪過譚啟秀中將，譚以英勇防守吳淞炮臺而出名，在其余部隊撤出以后，他帶領少數士兵在炮臺守了二十個小時。”（注38）

“要是他（蔣介石）派出需要的炮兵和步兵增援，中國本來可能長期守住防線，但是蔣介石想結束這場戰爭。他大概害怕日本陸軍參謀部所作的威脅。如果繼續抵抗，就要摧毀他在華中的統治。也許他害怕，如果長久刺激已被激怒的日本人，他們會派軍隊沿江而上，破壞南京。他們已經炮轟過南京一次，威脅著還要再來。蔣介石不在增援任何部隊、飛機和輔助人員了。”（注39）

“三月一日和二日，日本又派出兩個新的師登陸，這就使它達到接近（和中國軍隊）相等的人數，而在裝備方面占極大的優勢。一個整師是在長江岸上成功登陸的。并且開始從中方左翼的后方進擊。在敵人大大加強了的縱隊從正面進攻，又有新部隊插向他暴露的左翼的情況下，蔡廷鍇將軍明智地下令撤退到上海吳淞地區后面二十英里的第二道防線。”（注40）

支援

“蔣介石將軍是是強烈反對在上抗抵抗的，這種抵抗他也從來沒有下令進行。十九路軍軍火充足，但是缺少錢，而破產了的南京一點錢也沒有給。瘦長的蔡將軍向上海中國人控制區和租界的中國居民呼吁捐獻，反應是非常熱烈的。”（注41）

“上海的中國商會自愿在戰爭期間每天提供十九路軍二萬五千銀元。各種工商組織、人民團體、行會、俱樂部和有錢的人都捐錢支援軍隊。成百上千的中國學生擔任救護車司機、擔架隊員、護士、通信員和做各種有用的支援戰爭的志愿工作。”（注42）

“中國童子軍替軍隊送信，閘北志愿隊還設法暫時編入了軍隊。醫生和護士自愿服務，在閘北火線后面設立了急救醫院，在租界里成百上千的平民把食物、糖果、衣服和書刊捐獻給前線的士兵。有一家樂器店把他幾乎全部的留聲機存貨都捐了出來，后來在機槍聲間歇的時候，你常常可以聽到留聲機在放最新的爵士音樂。戰事的新聞傳出去以后，世界各地的華僑紛紛打電報送來捐款，或者認捐食物和彈藥。”（注43）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的表現出西方所了解的愛國主義。人民大眾崇拜這些笑對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當我看到一個我認識的本來很嬌氣的、喜歡唱歌的中國女孩子在中國防線后面抬擔架的時候，我的結論是，中國終于被某種東西震醒了。”（注44）

“中國共產黨通過上海黨組織發動群眾支援前線。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成立的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在這一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注45）

十九路軍和后來參戰的第五軍（張治中任軍長）廣大官兵，英勇戰斗，不怕犧牲，堅持戰斗三十余天，擊斃擊傷日軍一萬余人，迫使日軍數度增兵，四換其帥，但也沒有實現其速戰速決占領閘北等地區的美夢。

“對于中國人來說，這次軍事上的失利乃是一種驚人的精神上的勝利。最令人震動的是，這種勝利主要是由一支軍隊去完成的，因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從來沒有投入戰斗。上海之戰使得許多中國青年相信，如果在愛國斗爭中團結起來，中國就是不可戰勝的。”（注46）斯諾先生講得很對，只要中國人民齊心協力，任何強大兇殘的侵略者也不可能戰勝我們而只能被我們所戰勝。

妥協投降

一二八之戰也暴露出了中國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蔣介石政府的妥協投降的政策。一二八事件的起因，最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也能看出，這是同九一八事件事先的日本人炸鐵路一樣，是日本人玩弄的想占閘北等地的借口陰謀。一個日本僧人死亡要賠償，那砍死砍傷中國三名警員又應怎麼賠償，日方提出的四項要求純屬無理要求，而蔣介石卻讓他的市長吳鐵城按時全部答應了。日本人發起進攻，既不派兵增援也不下令抵抗，既不從物質和財力上給予敢于抵抗的十九路軍的支援，又不及時增兵加強抵抗的力量，而是帶著政府大員首先從南京逃到洛陽，哪有主帥臨陣先逃走的道理呢？

十九路軍就是在蔣介石逃到洛陽也不后退而是頑強抵抗，牢牢掌握著戰場的主動權。要是能及時增派戰場所需的兵力和物力的支援，中國是完全可以守住防線取得勝利的。在十九路軍一再求援和全國人民呼聲的強大壓力下，又只派出了由京城守備八十七和八十八師組成的第五軍，在張治中將軍的指揮下也敢打善戰，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蔣介石卻沒有派出他的嫡系部隊參戰。蔣介石想的是他的個人利益而不是國家的利益。當十九路軍腹背受敵時，他不再派兵解困而是下令讓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后撤。

蔣介石在一二八戰爭中堅持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是要略加抵抗后求助英、美等國出面調停，求得對日妥協。經過英、美等國調停，中日雙方代表經過談判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中國軍隊不能駐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上海許多地區駐扎軍隊。這個喪權辱國的協定，進一步暴露了蔣介石反動集閉妥協投降的卑鄙嘴臉。這個屈辱的協定遭到全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當時也通電中反對這協定。蔣介石對外屈辱投降，對內卻是瘋狂鎮壓。《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不久，蔣介石便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并開始了對南方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的第四次圍剿，對全國的群眾抵制日貨和反對日本侵略的抗日運動采取壓制和取締措施，使全國的抗日愛國運動暫時遭到挫折。

殘絕人寰

日本法西斯強盜的野蠻殘暴，在一二八戰爭中表現到了登峰造級。一二八戰爭停戰后，斯諾到戰場的各個角落行走看了殘絕的景況。

“閘北的居民區和工廠幾乎每天遭到空襲，那里許多婦女和兒童害怕地蹲著。最慘的是對難民營的襲擊，其中住著一萬名去年秋天從長江沿岸逃來的水災難民。這些人是由中外救濟委員會收容的，日本人完全知道這個難民營的位置，何況屋頂上飄著明顯的紅十字旗子。盡管這樣，這里遭到三次轟炸，有時加之以機槍掃射。救濟委員會主任約翰·西蒙爵士向國際聯盟提出的控訴中說，除了幾十人被炸死以外，還有幾個懷孕的婦女因休克而死亡。”（注47）

“日本軍隊對冷槍造成的傷亡尋求報復。他們在后方的幾百個農村小屋里抓人，很少給予赦免。士兵們進入民房拖出哭著的婦女，有些勇敢的婦女頑強地反抗。有的被押到江灣跑馬場等地的刑場。膽小的日本新兵奉命用刺刀捅她們，借以訓練成冷酷的老兵。”（注48）

“已經連續打了三十四天仗而疲憊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現在完全占領了閘北。跟他們一起來的是日本浪人，這些年輕的亡命之徒系統地破壞這個原來人口五十萬的城市中剩余的房屋。他們在戰事停止后很久還放火燒了許多工廠、辦公樓和民房。出于報復心理，他們駕著汽車出巡，繞著燃燒的街區兜圈子，有時停下來從攜帶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點火。”（注49）

“海軍陸戰隊所到之處，大街小巷上狼藉躺臥著平民的尸體，我看到一個母親帶著孩子，兩人似乎是由刺刀一次穿透了的。我來到一家敞開店面的舊米鋪，突然發現這里已變成一所臨時的火葬場。店里已經堆了四層中國平民的尸體。日本浪人還在拖更多的尸體到門前，準備點火燒著。他們看著我就露出威脅的目光。三名海軍陸戰隊員走了過來，用刺刀指著我命令我走開。”（50）

“我看夠了。我的腦海里印了一片恐怖和殘殺的景象，——在吳淞、江灣、閘北、虹口、大場和十幾個小些的鎮子。我想到成百個無辜百姓的痛苦、損失和死亡，無端被屠殺了，事先連個警告都不給。”（注51）

報道

斯諾作為一名真正的戰地記者，對一二八戰爭，從日軍打響第一槍，到戰爭基本結束的三十四天及隨后的一段時間，對戰爭發展的每一階段，他都親身經歷現場，觀察、采訪和收集資料，進行及時整理，然后第一時間向美國和其它國家的重要報刊發稿進行報道。向世界報道日本法西法侵略中國的罪行，報道中國軍民不畏強敵堅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跡。斯諾的及時報道稿件受到美國等國家主要報刊的熱烈歡迎，一長段時間斯諾的稿件占據了美國等國家主要報刊的主要版面。

斯諾的戰場觀察采訪，是冒著生命危險進行的。在三十多天戰爭現場經歷中，多次從日軍的陣地進入中國軍方的陣地，又從中國軍方陣地進入日軍的陣地，往返穿梭，冒著頭頂飛機轟炸掃射和炮彈的轟擊，地面雙方都有地雷區，都要穿越過雙方的火線，交戰時起彼激，要被雙方的崗哨人員查了又查，扣了又扣，甚至被哨兵誤認為是對方敵人幾乎要開槍，常常有嗖嗖子彈從腦袋邊飛過去，他的帽子不也被子彈穿過窟窿嗎？

斯諾的關于一二八戰爭情況所作的記錄，不但是當時發出的重要新聞稿件，但它重要性已經超出了新聞作用本身。它是一二八戰爭的歷史記錄，它那么真實詳細，又那么全面完整，充分反映出斯諾先生忠誠的職業道德精神和極好的寫作枝巧，給我們留下了一份了解和研究一二八戰爭的珍貴的歷史史料。

上海中國

斯諾在上海看到有入侵中國游弋在江海的炮艦和駐扎在陸地的大兵，在上海租界看到有列強各國向中國傾銷商品掠取原料的大商行，看到有向中國老百姓發放高利息貸款的大銀行；看到有貴賣商品賤買原料和高利息貸款、繁重苛捐雜稅和過重的天租、軍閥混戰、澇旱自然災害等原因而造成鄉村大量失業破產而無法生活的人們，擁擠到城市求生；看到了這些人卻變成了資本家工廠的廉價務工勞動力，變成了流浪街頭的乞丐，變成了妓院出賣肉體的妓女；看到了這些人特別是婦女和童工，因遭受著過重的勞動奴役、資方和妓院人員的打罵折磨、沿街乞討受人欺辱和風雨襲打及這些人還因饑餓疾病而暴死街頭各個角落的慘景。

斯諾在租界看到了外國人在租界過著極其豪華奢糜的生活，看到了他們極端欺負排斥中國的不道德行為。他通過對租界歷史的考究，知道了租界的歷史就是帝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知道了所謂租界就是外國人利用治外法權的庇護而在中國可以肆意妄為的“國中之國”。

斯諾通過對發生在上海的五卅慘案的了解，知道了外國資本家貪婪壓榨中國工人，知道了中國工人為了生存敢于反抗資本家的壓榨而提出自己的正當要求，但日本資本家竟然向中國工人開槍，打死打傷中國工人。上海各界人民為了聲援中國工人的正義舉止和聲討日本資本家槍殺中國工人的罪行而舉行游行集會，卻又遭到英國巡捕的屠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五卅慘案進一步加深了斯諾對中國工人敢于反抗資本家的壓迫剝削，對帝國主義卻只許它們壓搾而對中國工人的反抗采取血腥鎮壓的社會現實的認識。

斯諾通過對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回顧，知道了蔣介石反動集團，背叛革命，殘忍殺害工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罪行。知道了蔣介石由此走向了中國人民的對立面，知道了他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知道了帝國主義總要尋在中國尋找代理人來服務于它們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而中國總要有一小撮人愿意充當它們的代理人來共同奴役中國人民，這也是中國舊社會的一個特征。

斯諾通過他對上海一二八戰爭從始至終各個階段戰況的經歷和跟蹤，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瘋狂進攻上海野蠻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看到了中國軍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頑強抗擊侵略者斗志和英勇事跡，看到了中國軍民為捍衛領土給入侵者以沉重打擊和嚴重挫傷，看到了蔣介石集團妥協投降的賣國行為，看到了列強諸國及國際聯盟損害中國利益，對日本侵略者采取綏靖縱容政策。

通過這些，斯諾漸漸的認識到，上海是帝國主義列強諸國入侵中國的橋頭堡，上海又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列強侵略的前哨陣地，上海是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城市社會的一個典型縮影。通過上海這個窗口，可以觀察到中國社會的基本概況，通過這個基本概況，可以知道中國是由多個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占領下、由侵略者和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相勾結、由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即各自霸占一方的反動軍閥維持統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質的國家，人民政治上毫無任何自由與權利、經濟上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這個國家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侵略者、同封建地主階級及他們的代理人反動軍閥的矛盾，而同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帝國主義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

通過這些，使斯諾找到了一把打開鎖著中國社會問題大門鐵鎖的鑰匙，他用這把鑰匙打開鐵鎖，推開了中國社會問題的大門，之后他將正式走進中國的社會，將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社會復雜而繁多的社會問題進行探索、考察、了解和研究，找出其中的主要問題和造成問題的結癥，探討解決結癥的辦法和路徑，然后將在這條路徑上走下去，去為幫助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脫出而發揮好自己美國記者和作家的獨特作用。這正如他所說“我后來才認識到，在政治上，如同醫學上一樣，必須先診斷，然后才能開處方，而這個病人就是中國，而不是局外人。一個民族的政治行動不是取決于局外人道義上的判斷，而是取決于民族內部深處的實際要求，它是民族內部的動力。”（注52）

花苗在上海新田地增長和充實了自己，將以上海為新的出發起點，然后移向遼闊的中華大地，去深深地扎根，吮吸中華大地的乳汁，汲取中華沃壤中的營養，然后將發出嫩嫩的新芽，抽出長長的綠色枝條，長成體高身偉茂盛的大樹，生出多多的將要露出笑臉的苞蕾，之后將滿枝滿樹綻放出像云又像霞一樣絢麗而鮮艷的俏花。

（注1）《斯諾文集》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卷第3頁

（注2）《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49頁

（注3）、（注4）、（注5）、（注6）、（注7）《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48頁

（注8）《西行漫記》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7頁

（注9）《斯諾文集》第三卷第18-19頁

（注10）（注11）《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5頁

（注12）《斯諾文集》第一卷第18頁

（注13）《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47頁

（注14）《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第11頁

（注15）（注16）《斯諾文集》第一卷第20-21頁

（注17）《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48-349頁

（注18）（注20）《西行漫記》第451頁

（注19）《斯諾文集》第一卷第31頁

（注21）《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第32頁

（注22）《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63頁

（注23）（注24）《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58頁

（注25）（注26）《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59頁

（注27）《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66頁

（注28）（注29）《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69頁

（注30）、（注31）《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0頁

（注32）、（注33）《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1頁

（注34）《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1-372頁

（注35）《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3頁

（注36）《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6頁

（注37）、（注39）、（注40）《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7頁

（注38）《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80頁

（注41）、（注42）、（注43）、（注44）《斯諾文集》第364頁

（注4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337頁

（注46）《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第38頁

（注47）《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67頁

（注48）《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3-374頁

（注49）、（注50）《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78頁

（注51）《斯諾文集》第三卷第383頁

（注52）《斯諾文集》第一卷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