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劉知趣，作者：劉知趣，題圖來自：AI生成

2018年的秋天，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正式上映，編劇是曾經(jīng)寫過《逃避可恥但有用》《非自然死亡》的野木亞紀子，劇集講述了一位30歲職場女性，在東京這座都市叢林中的生存困境。

不同于日本影視作品中常見的溫情或勵志的敘事，這部劇既沒有職場逆襲的熱血橋段，也沒有浪漫的愛情救贖，而是用近乎冷靜的視角，呈現(xiàn)了當代日本年輕人日益疏離的人際關系。

劇中的一個細節(jié)令人印象深刻：女主深海晶每天早晨都會在通勤路上完成一次“表情管理”——前一秒還疲憊不堪的臉，在踏入公司電梯的瞬間，立刻掛上標準的職業(yè)微笑。

這個細微的動作，實際上也反映了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年輕人不僅在物質(zhì)生活上飽受困頓，連表達真實情緒都成了一種奢侈。人們不得不戴上社交面具，傳統(tǒng)的穩(wěn)固人際關系悄然瓦解。

根據(jù)日本總務省2022年發(fā)布的《社會生活基本調(diào)查》，20~34歲的人群中，超過40%的受訪者表示“幾乎沒有可以傾訴煩惱的朋友”。這一比例相較十年前，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這種人際關系的疏離并非偶然，而是日本經(jīng)濟增長停滯所引發(fā)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

經(jīng)濟長期低迷不僅影響著人們的財務狀況與消費觀，還迫使日本社會的人際關系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代際間的“厭老”與“嫌孩”情緒快速蔓延，傳統(tǒng)的家庭紐帶日漸松散；職場中“社畜”文化遭遇“無聲離職”的反抗，同事之間的關系愈發(fā)功利；在親密關系上，“單身寄生”成為常態(tài)，“無緣社會”現(xiàn)象不斷擴大。

一、代際對立的加劇

“討厭老人”第一次被寫進日本內(nèi)閣府白皮書，是2014年。當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約為26%，而15~29歲人群中，有41%的人認為“老年人是社會的負擔”。

數(shù)據(jù)的背后，是日本社會撫養(yǎng)比的幾何級變化：從1990年的每5.8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yǎng)1位老人，減少到2022年的2.1人，預計等到2050年，會進一步降至1.3人。

2023年，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一次專訪中，將這種現(xiàn)象稱作是“期待落差”：

上一代在終身雇傭制里積累了年金和房產(chǎn)，而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一入職就面對“非正式雇傭”，他們看不到自己60歲時的現(xiàn)金流，自然也就不相信代際契約。

這種情緒在日本的諸多影視文學作品中都有所體現(xiàn)，比如在《小偷家族》里，柴田治就說過這樣一句臺詞：

生下孩子就自然成為母親了嗎？那不過是器官在起作用。

電影上映的次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2018年新生兒數(shù)92.1萬，是明治以來的最低水平；而30~34歲的女性終身未婚率達到27.4%，比20年前翻了一番。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2022年的數(shù)據(jù)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jīng)達到了29.1%，創(chuàng)歷史新高，而總和生育率僅為1.3，遠低于人口替代水平。這種人口結構上的變化，使得代際資源分配的矛盾日益凸顯。

山田昌弘在《希望格差社會》中分析指出，經(jīng)濟停滯導致年輕人的職業(yè)前景黯淡，社會保障支出繼續(xù)向老年群體傾斜，這種現(xiàn)象進一步加劇了代際之間的對立。

而這種情緒在現(xiàn)實中的表現(xiàn)之一，是社交網(wǎng)絡上“老害”（指占用社會資源的老年人）標簽的流行，以及公共場所“兒童禁止”標志的增多。

在小說《便利店人生》中，村田沙耶香同樣描繪的是一位對傳統(tǒng)家庭生活毫無興趣的年輕女性，這個角色也反映了不少當代日本年輕人對生育和家庭責任的疏離態(tài)度。

二、職場關系的淡漠

上世紀70年代，日本工廠里“以廠為家”的標語隨處可見。經(jīng)濟學家青木昌彥將曾把這種“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理論化，稱之為“內(nèi)部勞動力市場”。

這套理論在2001年迎來拐點。當年，索尼率先引入美式績效薪酬體系，隨后富士通、松下等公司紛紛跟進。日本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省2021年的調(diào)查顯示：正式員工比例從1990年的81%下降到了2021年的63%；同一時期，非正式員工中20~34歲年齡段的比例從17%上升到了36%。

當“一輩子一家公司”變成了“幾年一份的合同”，同事之間的關系就很難像以往那樣緊密，大家下班即路人。

NHK紀錄片《無緣社會》就記錄了一位名為鈴木的派遣工的故事，她在電子廠工作了十年，但合同和工位始終都是臨時的。因為擔心被取代，即使生病也不敢請假，但最終，到震災裁員時，一條短信通知收回了她的門禁權限，儲物柜隔天就貼上了新人的名字，沒有人關心她的離開。

日劇《重啟人生》將這種淡漠寫得頗具喜劇色彩：女主角在死后才想起來，自己連公司同期生的真名都沒記住。

大家只是工作伙伴，離開公司就再無交集。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中說：終身雇傭制的崩潰使得年輕人不再將公司視為歸宿，職場關系變得更加工具化。

《我，到點下班》中女主東山結衣對加班文化的抵制，也正是這種心態(tài)轉變的一個縮影。

現(xiàn)實工作中，隨著員工在一家公司平均任職時間的不斷縮短，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無聲離職”（只完成基本工作職責，不參與額外職場社交）。加之職場競爭愈發(fā)激烈，同事之間都盡可能保持著應有的邊界——熱情、禮貌、一問三不知。既不主動打聽，也不輕易透露，生怕被卷入不必要的麻煩。更不用提在經(jīng)濟上行期時所流行的共同進步，因為那樣大概率會讓別人搶了飯碗。

這種普遍的疏離與自我保護，映射出了職場歸屬感與忠誠度的日漸消退。

三、親密關系的瓦解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每五年就會做一次“出生動向基本調(diào)查”，最新一次（2022）數(shù)據(jù)顯示：18~34歲的未婚者中，70%的男性、60%的女性“沒有交往對象”，其中42%的男性、35% 的女性回答“不想談戀愛”。

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可以被歸結為三類：金錢、時間、情緒成本。

談一場戀愛，等于多打一份工。

從經(jīng)濟學角度來看，這有點像是“關系通脹”。當收入停滯而生活成本還在上升時，親密關系的價值就需要被重新評估。

于是，市場上就出現(xiàn)了兩條產(chǎn)業(yè)分流：一是需求端的“微縮化”，比如一人食、單人鍋、單人卡拉OK等單人消費品的爆火；二是供給端的“服務化”，比如虛擬戀人、陪聊App等。例如，AI 聊天軟件 Replika 日語版上線 3 個月，下載量就有幾十萬。

在電影《花束般的戀愛》里，男女主在咖啡館里背對背各自看手機，這隱喻了愛情的最小化。影片在大陸上映的2022年，日本家庭平均消費支出中，“單人消費品”份額首次超過35%，這也被野村證券寫入了“下行期黃金賽道”報告。

此外，日本內(nèi)閣府2023年發(fā)布的《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顯示，20~39歲的人群中，約有65%的未婚男性和73%的未婚女性處于無戀愛關系狀態(tài)。NHK特別節(jié)目《無緣社會》還揭示，日本每年約有3萬人“孤獨死”，其中不少人在生前就已經(jīng)和社會完全失去聯(lián)系。

上野千鶴子在《一個人的老后》中說，經(jīng)濟壓力使得年輕人不得不延長“單身寄生”（與父母同?。┑臅r間，但這種共居往往缺乏真正的親密交流。電影《花束般的戀愛》結尾男女主的“平靜分手”，也不過是當代年輕人對親密關系保持理性距離的表現(xiàn)。

四、孤獨是被動的選擇

從《小偷家族》里共享一碗烏冬面的“臨時家庭”，到《怪物》中因孩子一聲哭鬧就報警的鄰里關系，影視作品記錄了日本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敏感與疏離。

社會學家本田由紀曾指出，經(jīng)濟停滯會重塑人際關系的形態(tài)。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從家庭到職場，從戀愛到養(yǎng)老，社會都在經(jīng)歷一場靜默的關系重構。

但這種變化不應該簡單地歸咎于個體的冷漠，而是一個社會在長期低增長下的自然調(diào)適。

孤獨不是選擇，是時代強加給每個人的生存策略。當經(jīng)濟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感時，人們會本能地退回到自己的殼中。

而如何在這種收縮中保持基本的社會連接，才是日本，以及許多面臨相似挑戰(zhàn)的社會需要思考的長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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