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歲那年，芳芳覺得自己好像“覺醒”了。

在此之前，作為潮汕家庭的長女，她的人生軌跡早已被傳統責任框定——好好賺錢，照顧4個妹妹和1個弟弟。

13歲考上初中，每個夜晚和周末她都要去工廠里做工。16歲考上了高中，她卻被迫輟學前往深圳打工補貼家用。在那個陌生的城市里，年輕的芳芳獨自面對生活的艱辛，在苛刻的老板娘手下咬牙堅持，并將微薄的工資匯回家。

無數個夜晚，同一個夢境反復出現：她穿著校服，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身邊都是熟悉的同學。這個夢，一做就是很多年。

長久以來，她都默默接受著命運的安排，因為“長女如母”的責任深深刻進她的骨血里。直到互聯網的信息闖進她的視野，那些自信而又充滿活力的故事讓她發現：原來自己的人生，不應該是這樣的。

于是，“學歷”——那個一直壓在芳芳心底的一塊石頭，也成了前方懸著的一盞明燈。2021年，23歲的芳芳報名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這是她第一次努力地為自己做一件事。

根據教育部公報，2023年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以下簡稱“自考”）報考人數達582.14萬人，取得畢業證書42萬人。在高考這座“獨木橋”外，自考為很多人提供了另一條路。

然而，部分專業停考的消息，讓許多像芳芳一樣的自考生陷入了更深的迷茫。或許自考并不是唯一出路，他們仍然在努力，等待著另一個答案。

2023年4月15日，芳芳在東莞參加自考。受訪者供圖

圓一個“大學夢”

4月13日下午5點，隨著鈴聲響起，芳芳放下卷子，從深圳一所中學的教室里走出。她剛參加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二）》科目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這是她的最后一戰，走出教室，心里除了忐忑還有點興奮——或許這場跨越了4年時間的自考，終于要迎來一個句號。

2021年4月，還在東莞工作的芳芳，通過社交平臺第一次了解到自考。這是我國從1981年開始試行，1998年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教育制度，像一扇沒有門檻的大學之門：無需入學考試，幾十元報名費即可參考，全憑自學通關。因為初中時語文成績最好，芳芳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漢語言文學專業。

自考的時間不同省份略有不同，但大多集中在每年的4月和10月，一次最多可報考4科。在此前的4年里，芳芳先后考過了12門科目。這是最后一門，通過后就可以領取專科畢業證。

考前兩個月，芳芳開始沖刺學習。清晨擁擠的地鐵上，她握著手機刷題；午休時分，同事們閑聊的間隙里，她低頭默背筆記；晚上10點，當整座城市漸漸安靜下來，她的臺燈依然亮著，書頁翻動的聲音在夜里格外清晰。

臨考前一周，芳芳焦慮得輾轉難眠，那些模擬題的答案像走馬燈一樣，不受控制地在眼前輪番閃現。考前她迷迷糊糊地做夢，夢到考試通過之后，自己開心地拿著大學的畢業證。

深圳的另一個考場里，劉潔也結束了自己的考試。這次她考了3個科目，其中就包括芳芳考的那一門。看到卷子時，她心里就咯噔一下：題目有些偏，許多內容她都沒背過。

備考的這段時間，恰逢她記憶力的低谷期。今年1月，她剛剛生完二孩。剛出生的兒子每晚半個多小時醒一次，將劉潔的睡眠時間切割得支離破碎。

丈夫一周上六天班，家里老人挪不開身，劉潔只能獨自照顧嬰兒。孩子不分晝夜地哭鬧，時常將剛睡著的母親驚醒。有時劉潔醒來，發現手機屏幕還亮著，上面是自己睡著前未完成的模擬題。

為了讓丈夫和大女兒睡好，劉潔晚上帶著兒子睡在客廳。直到考試那天，她也沒能睡上一個整覺。她感覺記憶力下降得厲害，去年背過的知識再看時已記不清了。

然而，這次考試對兩人的重要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場——這是廣東漢語言文學自考專科的最后一次考試機會。

2022年5月16日，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發布停考通知，宣布22個專業2026年起不再頒發專業證書，其中便包括漢語言文學的自考專科。一個月后，廣東省自學考試委員會也發布了停考通知，宣布在過渡期內，停考專業的相關筆試課程將繼續安排考試至2025年4月。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介紹，自考誕生時，由于通過高考獲得進入高校學習的機會非常有限，需要其他類型的考試作為補充。但現在，高考的準入條件已逐步放寬，具有高級中等教育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者均可報考。這使得許多社會人士也能直接參加高考進入高校。

“這些通道打通之后，許多人完全可以借助高考來提升學歷，對自考有需求的人數自然就減少了。”儲朝暉覺得，這是部分專業停考的原因。

這是過渡期結束前最后一次機會，由于剩下的課程不多，他們都想盡力追趕把考試完成。在出成績前十多天，芳芳還特意去深圳的伯公廟拜了一下，祈求能順利通過。

5月9日是成績公布的日子，芳芳沒有勇氣自己查分，是妹妹幫她看的。51分，只差9分就及格了。拿到成績時，芳芳的“大學夢”，碎了。

2023年夜里12點，一位考生在職工宿舍，為了不打擾其他同事，在蚊帳里開著小燈學習。受訪者供圖

遲到的課堂

對于“上大學”這件事，芳芳一直是有執念的。

她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父母連生四胎女兒后，終于在第五胎迎來一對龍鳳胎，比芳芳小8歲的弟弟。

這個八口之家僅靠一兩畝薄田維生。父親在附近打零工，母親照料孩子，作為長女的芳芳早早就擔起半個家長的責任。初中，她帶著三妹去鄰村襪廠做工：每天放學后4點到8點，周末全天，姐妹倆把襪頭的兩面串在機器上縫起來，月收入合計2000多元。

16歲中考后，家里人托關系在深圳給芳芳找了一份皮具店的工作，月薪2500元。她沒有踏出過村子，曾經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模糊的想象。那些早早輟學打工的同齡人，每逢回鄉總是光鮮亮麗，芳芳偶爾也會心生羨慕。

可真正開始打工，現實遠比想象殘酷。她和工友擠在一張單人床上，每天工作12小時，干的卻只是帶客人看貨的重復活計，學不到任何技能。

一個月后，中考成績出來了。雖然沒有考上如愿的學校，但分數線也夠一所尚可的高中。芳芳想要回家上學，母親本已答應，但老板娘不想失去這個聽話的勞動力，反復游說她的母親和小姨。

“你不能那么自私，家里還有那么多弟弟妹妹，窮成這樣，早點賺錢才是正經事。”小姨的話像最后一記悶棍，加上家里一直灌輸“女孩子讀書沒用”的觀念，芳芳最終留在了深圳。

后來，老板娘家的保姆辭職，芳芳的處境急轉直下。她被安排住進保姆房，凌晨5點起床做早飯、打掃衛生，晚上9點下班后還要去超市買菜，照著菜譜給全家人做飯。工資一分沒漲，辱罵卻成了家常便飯。最荒唐的一次，凌晨3點，老板娘一個電話打來，命令她去照顧生產的弟媳。

每次她偷偷給媽媽電話哭訴想回去上學，媽媽總將這個問題回避，叫她再忍忍，“外面打工哪有不苦的？”逆來順受的芳芳也只能強忍淚水，捱了一年才成功離職。

后來芳芳輾轉跟隨表哥、舅媽打工，她覺得自己越來越與社會脫節，但上學的想法一直沒有中斷過。每逢開學季，她都很羨慕弟弟妹妹能繼續讀書。而自己上學的模樣，她只能在夢里見到。

與芳芳一樣，29歲的湖南人王麗也在年少時早早離開了校園。高二會考結束后，她因早戀輟學，次年便結婚生子。在與前夫共同生活的十年間，他們先后嘗試了四次創業：手機店、早餐店、堅果店和擺地攤，均以失敗告終。

最后一次創業失敗后，王麗找了一家客服公司上班。因受領導賞識，僅用兩個月時間，她就從普通員工晉升為管理10人團隊的組長。隨著工作深入，她逐漸意識到自身管理知識的不足。最初只是想學習管理技巧，后來索性報名參加了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專科自考，用考試督促自己完成學習。

雖然尚未完成全部考試，但王麗覺得，自考這3年的成長遠超過去10年。不同于兒時被迫學習的狀態，現在的她把解題當作一種游戲，每完成一道題目都能獲得滿滿的成就感。

18歲剛與前夫戀愛時，王麗曾多次表達繼續求學的愿望，但前夫總是刻意不理睬。直到某次醉酒后，前夫才吐露心聲：身邊人都說如果她去讀大學就不會再跟他在一起，因此他百般阻撓。

去年，王麗終于下定決心結束了這段婚姻。如今憑借出色的工作表現，她已被提拔為儲備主管，管理著40人的團隊。但想要順利轉正成主管，她還需要提交學歷憑證。

王麗的筆記。受訪者供圖

一條新的出路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5%。盡管社會上偶有“學歷貶值”的說法，但不可否認，學歷仍是就業市場重要的敲門磚。對于那些未能通過高考“獨木橋”的人來說，自考無疑提供了另一條出路。

劉潔想要自考的最大原因，簡單卻沉重——她不想讓女兒再經歷一遍她的人生。

30歲的劉潔曾經是一名留守兒童。父母在深圳打工，家里4個孩子全丟給爺爺奶奶拉扯大。每當看到家長會別人有父母出席，她總會掉眼淚。學校的公用電話前，她攥著聽筒，聽著父母匆匆的叮囑，可話費太貴，不到五分鐘，電話那頭就會傳來“嘟嘟”的忙音。

高一時，因遭受同學言語霸凌，劉潔深陷抑郁，最終輟學來到深圳和父母一起打工。

幾年過去，劉潔也成了母親。因工作太忙，她曾短暫將女兒送到茂名老家，讓婆婆幫忙照顧。

但不到一年，她發現女兒的牙齒出現了“地包天”（反頜）。更讓她心痛的是，女兒看她的眼神，像在看一個陌生人。當她蹲下身，張開雙臂說“我是媽媽，過來抱抱”時，女兒竟怯生生地往后退。家里人告訴她，女兒有時會對著鄰居喊“媽媽”。

劉潔的心都要碎了，她仿佛在女兒身上看到了自己命運的“輪回”。于是她把女兒接回深圳，反復辭職、找工作、再辭職，生活再苦她也要跟女兒在一起。

如今，女兒已經5歲了，即將面臨上學的問題。劉潔知道，沒有深圳戶口，女兒遲早要被送回老家讀書。于是，自考，拿一個大專文憑，給女兒掙一個留在身邊的資格，這成了她心里最深的執念。

自考也彌補了山東人趙培的遺憾。高考落榜那年，他無數次哭濕枕巾，三本的學費一年要幾萬塊，于是他拉著行李邁進了專科院校的大門。在全系240多名學生中，他的高考成績排進了前3名。

剛進大一，趙培就在想未來的路怎么走。他不愿等待三年后的專升本機會，于是報名了本科自考，日夜泡在圖書館學習。三年后，他在獲得大專畢業證的同時，也拿到了自考本科的學歷證書。

趙培從不掩飾自己自考本科的身份，反而很驕傲當時的選擇。在國家公務員考試中，他依靠著自考本科的學歷，成功“上岸”某機關單位，還拿到了北京戶口。

他把自己的經歷發到社交平臺上，吸引了不少網友評論。“有些剛上專科的學生私信我詢問下一步怎么辦，我的建議是：選一個未來想從事的工作，自考本科。拿到本科后，要么繼續考研，要么直接參加工作。”

趙培的法律自考成績單。受訪者供圖

未知的未來

如今，芳芳在深圳一家電商公司做直播助理，家距離單位地鐵通勤兩個小時。地鐵口人頭攢動，車廂內汗味彌漫。

這個工作對于她來說并不輕松：跟進訂單、制作商品鏈接、配合直播流程……每天回到家已是晚上8點多，等吃完晚飯、洗漱完畢，往往將近晚上10點才能休息。

這不是她理想的工作，卻是待業三個月后，依靠妹妹介紹才勉強找到的。這也成為她堅持自考的動力：“也許學歷能幫我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對于芳芳來說，自考，算是她真正為自己爭取過的第一件事。她把備考的時間從每天的夾縫里擠出來，還曾因沒有搶到考位跨城赴考，蜷在廣州朋友家的沙發上睡了一宿。考點間的奔波更是煎熬，暈車的她總會在下出租車后嘔吐。

為了4月的最后一門考試，她把此前七八年的真題都刷了一遍，把錯題收藏起來反復練習。想到最后一次機會就這樣流逝，那幾天，她吃不下飯，整個人渾渾噩噩的，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當她在社交平臺記錄下這份遺憾時，意外引來了上百位處境相似的考生關注。他們來自不同專業，但大多只差一兩門就能拿到畢業證：有人一門課考了五六次才通過；有人辭去工作專心備考；還有人挺著七個月的孕肚走進考場，在強烈胎動中完成考試。

與廣東情況類似，全國多地自考停考專業都處于過渡期的最后一年，許多省份也為考生提供了解決方案：有的允許以其他課程替代停考科目；有的則允許在開考專業中選擇同層次專業進行學分對接；還有省份為需求集中的考生額外安排了一次加考機會……

群里的考生們將各地的過渡政策整理成“調研報告”，這重新點燃了芳芳的一絲希望。

27歲的芳芳已經在外漂泊打工11年，累計給家里匯款超過30萬元。家里用這筆錢蓋起了小二樓，可她住過的天數加起來不到一個月。

她最羨慕的當年一起去隔壁村工廠做襪子的三妹。三妹很有主見，考上民辦二本卻因學費昂貴選擇了大專，盡管母親反復勸說“女孩子讀書沒用又花錢”，她還是靠著寒暑假打工和獎學金，硬是湊夠了學費和生活費。

如今的芳芳，也逐漸從思想的桎梏中覺醒。最近幾年，她開始為自己攢錢，偶爾出去旅游開闊眼界。回首往事，她總忍不住想：如果能夠重來，不管遇到什么阻礙，她一定會堅持讀書。“也許那樣，我的故事會是另一個版本。”

（應受訪者要求，芳芳、劉潔、王麗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實習生 趙炘瑜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張彥君